环球时报/2015-12-25/ 第01版面/要闻 /作者：●本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凌德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孙微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24日晚结束在北京的述职行程，返回香港，他形容此次述职之行“有成效”。而香港舆论最关注一个细节：梁振英述职时的座位安排不再与中央领导人“平起平坐”。梁振英的待遇并不是独特的，澳门特首崔世安也同样在述职时“靠边坐”，但联系到今年香港复杂的形势，座位安排上的变化就被认为大有深意。“一国两制有主次，一张桌子见端倪”，香港《大公报》24日的社论认为，新安排体现了“一国两制”的主从关系，是庄严、得体而又合情合理的。过去若干年，中央政府并没有刻意强调这种主从关系，但面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碰到的新情况，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香港《星岛日报》的社论直接说，客观形势就是，一些港人愈多动作要摆脱中央控制，中央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态度只会更强硬。

三任特首，述职形式各异

据香港电台报道，正在北京述职的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24日到访国家发改委，会见副主任何立峰。梁振英表示，拜访发改委是希望请教在“一带一路”和“十三五”规划两大战略中，香港可以如何配合。梁振英表示，如果外面有机会，香港亦可跟内地企业走出去，希望香港可以贡献力量，让国家发展，从中香港也有持续发展动力。何立峰响应说，关于“十三五”规划，五中全会已提出建议，他很高兴看到梁振英述职，他也留意到座位安排有改变。

“梁振英上京述职‘靠边坐’”，香港《南华早报》《明报》24日都在报道标题中点明梁振英向中央领导人述职时座位安排发生的改变。《南华早报》说，梁振英上京述职，先后获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习近平在会面中强调，要坚持贯彻“一国两制”在港实施不走样、不变形，同时指出“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出现新情况，引起了国内外的议论。也许在本轮述职会面中，最能体现“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是梁振英与两位领导人分别会面时，座位安排的变化。在23日下午进行的两场会面中，与会者围坐在一张长会议桌边，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别坐首座，而梁振英则坐在领导人的右侧桌边首座，梁振英的右手边依次是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而在此前数年的述职中，梁振英与习近平、李克强分别会面时，都是“平起平坐”，即两人的大椅子安排在一张小几的两边，并无首座、次座之分。

香港《经济日报》24日报道称，特首述职的座位安排，17年来首次有变。除了座位安排外，领导人的言辞亦有变化。习近平昨日开场发言后，介绍梁振英发言时，并非如以往表示请梁振英“说几句”，而是明言请梁振英“汇报”。

据报道，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进京述职安排同样如此。《澳门日报》24日报道称，领导人会晤特首时调整座位，体现中央与特区关系更规范庄重。今年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大部分采访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行政长官的记者，均不得带手机入场，连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也未能幸免。

“三任特首，述职各异”，香港《经济日报》24日报道称，在梁振英出任行政长官之前，特首向中央领导人的述职方式，根本没有很硬性的规范，可谓各有不同做法，视乎特首本人与中央的关系。例如，首任特首董建华由于与北京渊源深厚，深获中央信任，董建华赴京述职时，形式较为轻松，而且无特定的汇报范畴，主要与领导人交流一些情况的分析和看法。

到了第二任特首曾荫权的时代，政务官出身的他，熟悉港英政府向英国汇报的一套做法，所以向北京汇报较董建华时代有系统及频密得多，更不时秘密前赴深圳，与时任港澳办主任廖晖密谈；每年到北京述职，也会见到曾荫权拿着大迭文件，小心翼翼向领导人汇报。

到梁振英上任，特首述职已经开始进入规范化，因为中央当时认为，下届特首随时由普选产生，必须讲清楚中央和特区、特首的权力关系。述职的制度化，只是其中一项。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曾向传媒透露了特首述职规范化的内容，包括汇报时要包括新一年的工作规划，贯彻落实基本法的进展和问题等，除了讲成绩，亦要谈不足。据了解，梁振英过去两次赴京述职，已按照新规定下的一套安排去做，包括有既定的汇报范畴。如今则是进一步连座位都作出新安排，以反映中央与特区的关系。

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

座位安排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香港各方有不同说法。据《明报》24日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认为，今年座位新变化是明确点出，中央与特首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安排还体现中央与特首关系走向制度化，说明每年一度上京述职并非礼节拜访，而是严肃的工作汇报，是工作场合。香港工联会副会长黄国健认为，这强调了香港的下属角色。过去中央一举一动太考虑香港社会反应，变相迁就香港，令人有错觉，故中央需通过述职形式“做出来令大家知道，方针、政策已经转变”。

泛民阵营对此则又是冷嘲热讽。据报道，公民党的梁家杰称，作为港人看到这场面会不高兴，认为有贬低之意。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则声称新座位安排故意“矮化”香港，想告诉香港“你就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只会让港人对“一国两制”的未来更加担忧。

在一些香港媒体看来，纠正一些错误观点正是中央政府想借这次的述职传递出来的信息。

“一国两制有主次，一张桌子见端倪”，香港《大公报》24日的社论认为，特首述职并非“例行公事”，而是“一国两制”的重申和提示，重要性不容置疑。习近平之所以强调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是因为反对派变相完全“自治”的野心坐大了，他们背后西方反华反共势力企图改变中国颜色的胃口也更大了。该社论认为，从港人角度而言，没有“一国”、就无“两制”，任何令“一国”变形、“两制”走样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而一旦“一国两制”变了形、走了样，港人只会“自食苦果”。

香港《星岛日报》24日的社评也认为，座位的安排是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的“微言大义”动作。社评认为，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这是不能动摇的大原则。由于“一国两制”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中央在回归初期为免激化矛盾，影响特区稳定和各界对港信心，在很多未厘清的灰色地带，都采取比较模糊态度作为缓冲。但政改争议和“占中”行动暴露出来的各种论述，部分已经超越中央容许的底线，中央担心特区会摆脱中央控制，由“高度自治”走向“完全自治”，而且会成为外部势力分裂中国的一枚棋子。部分港人骑劫“本土”一词去搞“港独”，人少却声大，还得到一些青年响应，就更加无助减轻中央对港戒心。

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上升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中央的做法反映出对香港现况的关注。近几年，本港社会撕裂日益严重，社会上的争拗分歧亦有增无减。本港内部弥漫强烈对立氛围，除令经济民生发展寸步难行，港府施政更因而举步维艰。

据香港《明报》24日报道，“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23日公布最新一次市民对特区及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一国两制”信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正面比例为50%、负面比例为43%，信心净值是7，净值较3个月前的调查明显上升14个百分点。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市民年纪愈大，愈对“一国两制”有信心；而越年轻的受访者就越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调查还发现，受访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对香港前途和中国前途的信心净值也全部明显回升。

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近些年升升降降，反映了香港与内地关系，以及香港内部矛盾的激烈程度。香港《信报》的评论文章称，香港人身份认同感的升或跌，与港人对“一国两制”信心的升跌波幅大致相同。2008年前后，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甚高，曾一度有逾77%的受访者表示对“一国两制”有信心。但近年随着本土主义成为社会话题，愈来愈多有一定政治分量的人发表议论，他们多是苦口婆心劝说港人不要制造两地矛盾；还说世界发展中心已转移亚太，因此“不懂中国，就是不懂世界”。旅发局主席林建岳最近把话说得更白，形容内地旅客犹如“肥肉”，香港人偏要“吃斋不吃肥肉”，大家也就唯有勒紧裤头。文章称，这种说法或许能让部分人变得“识时务”，但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是否真心，令人怀疑。

梁振英24日结束北京述职行程后，有人盯着高铁“一地两检”的话题不放，称特区政府获得中央支持，要强推“一地两检”，是“想逼香港人暴动”。香港《文汇报》援引专家的观点称，这种说法就是危害“一国两制”实践的行为，因为高铁“一地两检”是便利旅客的安排，即使是两个不同国家也采取这种安排，比如英国及法国，但香港在一国之下，竟有议员声称“一地两检”会令到“周街都见到公安、武警”，这种说法是在“妖言惑众”。

香港《商报》24日发表评论称，持续近两年的“占中”运动，是香港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一道重要分水岭。它标志着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矛盾相互纠结已达“爆破点”。反对派的基本政治斗争策略发生转变，反对派在立法机关竭力阻挠政府议案通过，激进反对派在街头和网络空间采取激烈甚至非法行动反对中央和特区政府，二者相互配合，使已然达“爆破点”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加快爆破。

香港《大公报》24日评论称，香港长期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全面深刻的变迁，但香港内部矛盾却越积越深，而且香港人的观念和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未相应调整。可以预言，在余下任期，本届政府的管治和施政会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