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彤 刘鹏程 王小洁

一、引 言

企业家精神被视为提高企业经济活力和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也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引擎。全球创业观察(GEM)的研究表明，GDP 增长差距的大约30%,可以归因于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Acs et al.，2005)。尽管现实中企业家精神在经济领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学术探讨方面仍是一个新兴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讯和科技的迅速提升，以及各国贸易壁垒的逐渐削减，全球贸易自由化程度大幅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面临着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也为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关于贸易开放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Grossman(1984)的研究，其结论认为，国际贸易带来的竞争加剧降低了商品的相对价格，致使工业部门产出降低，更多的个体选择成为员工而非企业家，因而贸易开放抑制了当地企业家阶层的形成。然而自此后，对该问题的后续研究寥寥无几，且尚未形成共识。部分学者认同Grossman(1984)的观点，如Diez 和Ozdagli(2012)采用2000—2010 年美国制造业部门自我雇佣数据得出的经验证据证实，贸易开放减少了个体成为企业家(自我雇佣)的比率。Akpor(2004)认为，贸易开放从两个方面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提升，一是国际贸易使得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因而会降低了一国居民进行创新的动力；二是贸易开放迫使新生企业与具有规模优势和低成本优势的跨国企业在统一产品市场竞争，这使得小企业和萌芽企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Akpor(2012)利用尼日利亚2001—2008 年的统计数据对贸易开放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结论认为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创业发展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但该文欠缺有力的实证验证。也有学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Nickels 等(2005)认为，贸易壁垒的不断消除使得以前受到保护的市场逐步放开，这会激发了国内企业家开发并销售新产品的动力，从而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展。Holmes 和Thomas(2001)认为，贸易条件的改善(降低关税以及运输成本)会增加生产性企业家的相对利润，促使企业家行为由非生产性(主要体现在在位者阻止竞争对手的控制手段)转向生产性。鉴于贸易壁垒的下降，有更多的企业家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市场，并将受益于出口获得更多收益(Manasse and Turrini，2001)。袁红林和蒋含明(2013)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证明，外贸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以往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不足：第一，针对贸易开放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十分少见，既有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事实上，对于面临贫困和就业难题、努力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推动创业型经济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但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的文献凤毛麟角。第二，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对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原因解释也仅限于观点论述，缺乏严谨的经验研究支持。第三，对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指标不统一，以往研究在宏观层面上通常采取一国整体的创新程度或企业家规模(数量)等指标，而忽略了企业家作为从事创新和创业活动的主体，其个体特征异质性的影响；在个体层面上往往选取的是诸如“自我雇佣”等单一指标进行衡量，鉴于企业家精神的复杂性，单一指标能否完全涵盖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属性是值得商榷的，这可能造成结论较大的偏差性和局限性。以上几点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激励。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采用GEM 调查中的20 个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个体数据，选取机会型创业和新产品型创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考察了宏观层面贸易开放对本国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这不仅能有效捕捉到微观个体特征，又由于单个个体企业家精神的变动对于一国总体贸易开放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一做法还有助于控制双向因果关系造成的内生性。2.考虑到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中本国的贸易结构和贸易地位存在巨大差异，本文进一步对贸易伙伴国进行分组发现，在南北贸易中本国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发达国家的贸易开放就抑制了本国企业家精神；在南南贸易中本国处于相对平等的贸易地位，因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存在促进作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发展创业型经济具有一定启发意义。3.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贸易影响了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收益，进而对东道国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然而对这一机制的探讨往往仅局限于理论分析层面。本文利用GEM 数据进行了尝试性地实证检验，从而为以往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性支持。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企业家精神的定量测算给出界定，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呈现与分析，第五部分提供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企业家精神的定量测算

本文对企业家精神及其他个体层面数据的衡量来自全球创业观察(GEM)的调查项，在此，有必要对企业家精神测度的数据来源及测算指标进行介绍。

（一）数据来源介绍

GEM 项目始于1999 年，由英国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和美国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这两所创业研究领域的权威高校发起与组织，是一项旨在发掘国家创业活动的驱动力以及研究全球创业活动的变化态势的研究项目。最初GEM 项目仅涵盖美国、德国等12 个发达国家，在之后调查国家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将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纳入该项目框架内。截止2009 年，参与GEM 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55 个。GEM 已经迅速成为创业领域国际领先的研究项目，被公认为认识企业家精神问题的重要信息来源，是衡量企业家精神较为全面、权威且具有全球可比性的数据。

企业家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任何单一指标都难以完全反映企业家精神的全貌，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为解决这一问题，GEM 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测度采取多个维度、多项指标进行详致考察，以期逼近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GEM 对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包括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的衡量，本文所使用的个体层面数据主要是通过电话抽样调查和专家访谈方式来获取。

（二）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指标

对企业家精神的衡量，本文依据GEM 的调查问卷，选取了调查项“是否进行机会型早期创业？是=1，否=0”为基准指标。该做法的依据在于，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行为的高度抽象概括，而创业行为则是企业家精神最突出的外在表现(薛红志等，2003)。按照创业动机的不同，企业家精神可以划分为生存型和机会型企业家精神。生存型创业者是那些由于没有其他更好的工作选择而不得不从事创业的人，“生存”的字样反映出个体需要某种工作形式，但是决定开创一个企业并非自愿；机会型创业者是那些已经感知到商业机会的人，尽管这类创业者还有其他工作选择，但出于偏好主动选择了创业。相较于“没有其他工作选择”，以“为了利用商业机会”为动机的机会型创业是衡量企业家精神较为贴切的指标(刘鹏程等，2013a)，且更加契合职业选择模型中的假设。

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是否进行开发新产品的早期创业？是=1，否=0”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另一衡量指标。选择该项衡量企业家精神的依据在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焦点。开发新产品的创业企业勇于采用新商业模型，具有较快的成长能力和强劲的竞争力，能够迅速进入市场并以较快速度成长，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解决就业方面功效卓著。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促进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是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的国际环境意味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新技术型创业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鉴于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本文选择该项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模型建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参考Akpor-Robaro(2012)的论述，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entit代表个体i 在时期t 的企业家精神，我们以个体的机会型企业家精神作为衡量指标，并选取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作稳健性检验。由于企业家精神为“0～1”变量，因此，本文采用Probit 模型进行计量分析。tradejt代表个体i 所在国家j 在时期t的贸易开放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本国GDP 的比值，按照贸易伙伴国的不同，该项可区分为国家j 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度；regionjt为国家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个体i 所在国家在时期t 的人均GDP 水平、制度约束程度；xit代表个体特征控制变量，包括个体i 在t 时期的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风险规避程度和家庭财富等变量；yeardum 变量为年份虚拟变量，uit代表误差项。

加入国家层面控制变量的原因如下：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只有发现合适的创业环境，才能实施其创业活动。从一国外部环境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高建(2007)的研究，按照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按照自我雇佣率衡量的创业精神呈现非线性关系。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新企业的创办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会呈现不断提升趋势，而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企业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因而新企业的创办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我们同时加入了人均GDP 水平及其平方项。第二，不同国家的管理条例、行政壁垒、政府介入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存在差异，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在完善的竞争机制和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下，人力资本才能得到合理回报，企业乃至社会的技术活动才会具有效率，因而东道国企业家才会有激励进行技术学习和创新活动，也会更加自信地运用技能和知识来实践企业家行为(张晔，2005)。反之，在落后甚至扭曲的制度环境中，整个经济的创造性会受到钳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创新风险主要由创业者承担，难以产生技术革新冲动，因而企业家才能可能会被埋没，导致创新源泉枯竭(蒋殿春和张宇，2008)。

加入个体特征控制变量的原因为：创业活动的核心动力来源于企业家个体，而个体选择是否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性别、年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风险规避程度和家庭财富等个体特征因素有着密切联系(Congregado，2010；朱乾等，2012)。由于个人特征存在差异，相同的外部要素对企业家个体的作用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本文采取加入控制变量的办法来消除这些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个体之所以选择企业家，主要取决于以下两项因素：第一，经济社会中是否存在足够的企业家机会待个体挖掘；第二，成为企业家能否带来更高的利润收入。因此，对于贸易开放对企业家精神影响机制的探讨，我们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设定了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的计量模型，以进行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其中，opportunityit代表个体i 在时期t 的企业家机会，以GEM 调查项“在未来6个月内是否有较好的创业机会？是=1，否=0”作为其替代变量；profitit代表企业家i在时期t 的企业家利润，对该项的考察选取了GEM 对初生企业家预期收益率的调查。该调查项具有8 个选项，分别为：“没有收入”、“收入是投入的一半”、“收入与投入相当”、“收入是投入的1.5 倍”、“收入是投入的2 倍”、“收入是投入的5倍”、“收入是投入的10 倍”以及“收入是投入的20 倍”。由于调查项为排序数列，因此本文使用排序Probit 模型对企业家预期收益进行计量分析。其他变量的设定与模型(1)中一致。

（二）主要变量描述

1. 贸易开放度。该项为本文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参考Diez 和Ozdagli(2012)的做法，本文根据IMF 的DOT 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出个体所在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国GDP 的比值作为该项的衡量指标。为考察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对本国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将贸易伙伴国进行分组，分别计算了一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总额以及一国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总额与该国GDP 的比值，我们期望对比两者的差异来得到更有价值的结论。

2. 制度约束程度。制度约束程度使用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的综合指标来衡量。该指标是由10 大类50 个指标综合而成，采用百分制(0～100)的评分办法，将有关经济自由度测评的10 个大类指标①10 大类指标分别为营商自由(business freedom)、贸易自由(trade freedom)、财政自由(fiscal freedom)、政府开支(government spending)、货币自由(monetary freedom)、投资自由(investment freedom)、金融自由(financial freedom)、产权保障(property rights)、廉洁程度(freedom from corruption)和劳工自由(labor freedom)。逐一评定，在计算出各个大类指标得分后，进行简单平均，即得出某一经济体的分数。得分越高说明该经济体经济自由指数越高，反之亦然。

3. 个体人力资本。对个体人力资本的衡量，本文选取了两个指标，一是“个体是否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二是GEM 数据中的一项调查：“你是否具备新建企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1，否=0”。前者能够客观反映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是否进行创业的影响，但无法控制个体的技能经验这一因素；而后者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补充，但由于其为主观的自我评估项，单独引入该项进行经验分析亦可能产生偏差(刘鹏程，2013b)，因此本文同时选用上述两个变量来表示个体人力资本。

4. 社会资本水平。GEM 中的一项调查为：“你认识在2 年内新建立公司的人吗？(认识=1，不认识=0)”。如果个体选择1，便可认为其社会资本较多。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异于一般群体，是否认识其他创业者对于本人创业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得个体获取更多的学习机会、市场信息和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技术方面的知识，从而增加其选择创业的几率。

5. 风险规避程度。针对个体风险规避程度，本文选取的GEM 的调查项为“对失败的恐惧会阻止你尝试新的业务？”，并设定“是=0，否=1”。

6. 家庭收入水平。对于个体家庭收入情况的考察，本文选取了GEM 对个体的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该调查将个体家庭收入分为三个等次(低收入=1、中等收入=2 和高收入=3)，该项在回归中以虚拟变量形式引入。

（三）变量处理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首先对样本做了基本处理：删除了丧失劳动能力及在校学生样本，且保证主要解释变量不存在缺失，并将样本年龄限制在16 岁到65 岁。综合考虑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GEM 中2002 年、2005—2009 年共计6 年②由于GEM 在2003 和2004 年度未设置家庭收入和企业家利润等调查项，因此缺失这两个年份的数据。20 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③样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包括阿根廷、波黑、巴西、中国大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克罗地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约旦、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干达。51,147 个个体的混合截面数据。GEM 调查中不同调查项的样本总数存在差异，当以企业家精神为被解释变量时，本文共得到了51,147 个样本；当以企业家机会为被解释变量时，本文得到了31,415 个样本；由于企业家预期利润的调查者仅限于企业家个体，因此关于该项本文得到了3,882 个样本。表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计量结果

（一）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表2 的(1)～(3)列报告了贸易开放影响本国机会型企业家精神的计量结果。列(1)显示贸易开放度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该变量对发展中国家个体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这与Grossman(1984)的结论是相符的。列(2)中加入个体特征控制变量，计量结果表明，年龄的平方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的概率先增加后减少，这也与Blanchflower(2000)的研究结论一致；女性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女性的企业家精神低于男性；受教育程度与创业行为显著正相关，这说明高学历意味着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这能够促进个体创业；风险规避程度的系数为正，意味着不惧失败的个体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社会资本和高等家庭收入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这两个变量均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家庭收入高的个体能够负担创业成本，为了追求个体理想而进行机会型创业几率很高。列(3)加入了区域层面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人均GDP 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 平方项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该变量与企业家精神呈倒“U”型关系，即人均GDP 中等的国家企业家精神最高，而人均GDP 较低或较高的国家企业家精神越低；经济自由指数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一国经济自由程度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与现实情况一致。我们进一步选择了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2的(4)～(6)列所示。可见贸易开放的系数亦显著为负，结果十分稳健，说明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精神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2 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二）区分贸易伙伴国的计量结果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贸易结构有着重要影响，把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的差异性纳入考虑当中，能够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在全球贸易特别是南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体现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特征；而在南南贸易中，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优势不再明显，反而部分具备资本和技术密集特征的产品能够赢得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将本国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剥离开来，探讨二者对本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表3 报告了这一计量结果。

表3 显示，面向发达国家贸易开放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对发达国家贸易依赖程度越高，本国个体选择成为机会型企业家的几率越低，这与总体贸易开放度的影响结果是一致的。在以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为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结果依然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第一，根据资源禀赋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在南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多出口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初级原材料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更多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贸易结构和贸易地位均有所改观，但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初级产品、资源产品的相关行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产业往往并不具备足够的创业机会，而工业制成品行业往往是创业比较集中的行业，这种贸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精神产生抑制效应；第二，依据产品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s)理论，发达国家依托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往往处于质量领导者地位，进行新产品开发与激进式创新(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发达国家企业也往往具备较高的挖掘市场机会的能力，在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往来时善于把握商机开发新产品，因此挤占了发展中国家新产品型创业者的生存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通常扮演的是质量模仿者角色，进行产品模仿与非激进式创新。南北方的竞争经济呈现“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形式，发展中国家对外来资本和技术形成严重的依附性，导致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展缓慢(王春法，2004)。

当我们考察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时，结果截然不同。无论是以机会型企业家精神还是新产品型企业家精神作为被解释变量，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资源禀赋差异形成互补性贸易格局，也体现在南南贸易框架下各国之间广泛的贸易利益源( 峣欧阳 等，2012)。不同于南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贸易地位的边缘化，在南南贸易中双方拥有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并处于相对平等的贸易地位，在初级产品的交换中，由于各国间资源禀赋的不同能够为本国创业者提供廉价的原材料，这有助于南方国家实现产品多样化与差异化，并获得更为广阔的开发新产品的创业空间；第二，南南贸易具有更大的学习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Amsden，1986)。在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中，相比于南北贸易中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绝对优势地位，南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贸易品有着更高的技术密集度，内含南方贸易伙伴国的新技术的生产工艺和成品，往往更适合本国的要素禀赋和消费模式，也更有利于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转换。另外，发展中国家贸易品的技术门槛较低，彼此间技术更易于模仿和吸收，在此基础上也容易开发出更为新颖的产品，因而会促进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提升。

表3 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综上可见，总体而言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有抑制作用；而在区分了贸易伙伴国后，我们发现这一负向影响主要源于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开放，而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起到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可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展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减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完善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合作机制、构建以互补为主导的贸易格局是提升本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途径。

（三）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可能性解释

根据上文的论述，只有在市场中存在有待个体发掘的企业家机会、且企业家群体的收益对于择业中的个体具有足够吸引力时，个体才会选择创业。因此，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的影响，以期对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做出验证。

表4 报告了贸易开放对企业家精神影响机制的计量结果。首先来看总体贸易开放对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利润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和区域层面变量之后，列(13)显示，贸易开放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贸易开放带来的竞争加剧显著降低了个体发现企业家机会的概率，这说明相比于国内研发，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知识溢出能力有限，可供本国进行开发的潜力较低(Acs et al.，2007)，贸易伙伴国在开拓本地市场时，也往往会参与开发本国的企业家机会，因此降低了本国个体发现企业家机会的概率；列(14)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企业家预期利润的影响为负，即降低了在位企业家个体的预期利润，这意味着，在贸易开放背景下，企业家个体对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持悲观态度，那么非企业家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的几率也会随之减少。

表4 贸易开放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验证

续表4

在区分了贸易伙伴国之后，我们发现面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开放对于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均存在负向效应。在南北贸易中，贸易开放迫使发展中国家新生企业与发达国家具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低成本优势的跨国企业在统一产品市场竞争，发达国家不仅在挖掘和抢占创业机会方面更具优势，同时凭借技术优势也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在其冲击下会导致本国在位企业家预期利润的缩减。正是由于面向发达国家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存在抑制效应，才会导致其对本国企业家精神的负向影响。与之不同是，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于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南南贸易中，贸易伙伴国处于相对平等的贸易地位，且技术水平差距不大，在这样的贸易关系中进行“干中学”，能够为具有创新意识的群体带来更多的企业家机会。强调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新贸易理论认为，通过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能够获得贸易收益( 峣欧阳 等，2012)，因此，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也会提高本国在位企业家的预期利润水平。通过提升本国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南南贸易进一步对本国企业家精神产生正向影响。可见，这一结果对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家精神机制给出了很好的实证验证。

五、结 论

企业家精神是转化新知识、增进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在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肩负着重要历史责任。在开放竞争环境中如何开展有效的竞合，促进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GEM 中20个发展中国家的微观个体调查数据，对贸易开放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验证，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一国总体的贸易开放水平对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分贸易伙伴国的实证结果发现，在南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具有低附加值的特点，并处于产品质量阶梯中的模仿者地位，因而面向发达国家贸易开放对本国企业家精神存在抑制效应；而在南南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共享式外贸增长的基础和门槛较低的技术扩散效应，因而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能够促进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提升。第二，对贸易开放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机制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以及面向发达国家贸易开放均对个体发现企业家机会的概率和在位企业家预期利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因而会对本国企业家精神产生负向影响；而面向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企业家机会和企业家预期利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因而促进了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提升。第三，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女性企业家精神显著低于男性，个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家庭收入均促进了个体企业家精神的提升，风险规避程度与企业家精神呈负相关关系。另外，一国确立正确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于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不可或缺。

本文的政策意涵是显而易见的，特别对我国在贸易开放背景下如何推动企业家精神的提升具有借鉴意义：第一，发展中国家应确定适宜的贸易开放度。尽管对外开放尤其是面向发达国家贸易开放对本国的企业家精神产生了抑制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抵制对外贸易。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何减少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确定一个合适的贸易开放水平，在充分享受贸易开放所带来福利的同时，尽量减小其对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抑制与冲击，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制订贸易政策的重点所在。第二，着力加强对南南贸易空间和范围的开拓，是促进本国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的重要途径。具体措施包括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优惠范围和力度，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相互创造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通过增进南南经济贸易合作与协调以有效避免恶性竞争，发掘经济发展潜力，激发本国企业家精神的提升。第三，加快国内促进创业制度体制的完善是应对贸易开放竞争环境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应着力为创业者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可靠的公共服务和健全的融资体系，将政府干预的重点转向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和激励，确保为国内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另一方面要提高本国人力资本水平，加大本国自身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以增强本国新创企业的生存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这也是抵御贸易开放带来的竞争冲击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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