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泉 周县华 潘文卿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支出在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付文林、沈坤荣，2012)，并且政府财政的公共性对提高社会福利产生了重要影响(高培勇，2008)。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规模庞大的财政支出公共性功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已经开始逐渐减弱，财政的竞争性支出甚至抑制了经济增长。在当前我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压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经济增长目标下评估最优的财政支出规模，既可以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又可以进一步明确财税体制的优化目标和改革路径。面对这一新的问题和挑战，本文试图厘清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研究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目标下政府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Arrow 和Kurz(1970)对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Landau(1983)、Aschauer(1989)等在实证研究中发现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性的负向影响。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将政府总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并研究了不同类型支出对经济的差异化影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借鉴这一做法，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Barro，1990；Turnovsky，1996、2000；严成 樑、龚六堂，2009；金戈、史晋川，2010)，并将生产性支出加入到生产函数，认为生产性支出可以提高私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提高总产出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后，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成为共识。同时，在不同地区，基于不同样本的研究中，有关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因此，Lucas(1990)、Barro(1990)、Jones(1993)、Turnovsky(1996，2000)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到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典型的研究如Barro(1990)认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生产性支出与GDP 的比值)对经济增长率存在倒“U”型的影响。严 成 樑和龚六堂(2009)在不同的基准参数下，模拟了政府的各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转化为财政公共支出后，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公共支出提高劳动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费性公共支出提高了休闲的边际效用，最终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上述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大多数学者都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作为一个外生参数求解均衡增长路径，然后在均衡路径上推导或模拟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政府消费性支出也是政府支出的重要方面，对于经济增长也具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政府公共消费性服务品具有非完全竞争性，国外学者在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一般在理论模型中加入消费性拥挤因子，以刻画政府消费性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Turnovsky，1996)。在近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贾俊雪和郭庆旺(2010)不仅将消费性拥挤因子加入到效用函数，同时引入了生产性拥挤因子并加入到生产函数，以刻画政府生产性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金戈和史晋川(2010)也对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拥挤性特征进行了刻画，并从理论上指出可以求解各种拥挤性公共支出的最优路径。

在实证研究方面，近些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政府的各项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樑严成 和龚六堂(2009)研究发现我国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但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其原因在于生产性支出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增长的适可范围或者生产性支出的使用效率低下。与之相对，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估计得出政府公共的物质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的正影响。庄子银和邹微(2003)指出政府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这些寻租和“非生产性的寻利”行为造成了经济效率的损失。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于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会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的检验还较少。

在理论分析中，本文加入了消费性和生产性两种类型的拥挤因子并给出了具有拥挤性的公共支出最优路径的解析解。通过数值分析，本文给出的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并指出了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效率会影响政府的最优支出规模。在实证研究中，本文构建了包含政府生产性支出平方项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并通过中国地市级、县级的经济数据来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

二、财政支出效率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理论分析

（一）政府的消费性支出效率与效用函数

按照Turnovsky(1996，2000)的研究框架，本文假定经济体中存在一个代表性家庭①在考虑到人口有增长和无增长的情况下，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相同的。为简化起见，本文假设无人口增长。。家庭的效用函数由私人消费品、休闲以及政府提供的有效消费性服务组成，并假设三种产品之间存在非完全替代关系，其表达式为：

其中，Ct为私人消费品，Lt为代表性家庭选择的闲暇时间，G Sc,t为政府提供的有效消费性服务。η、θ 分别刻画了政府消费性服务、闲暇与消费品的效用替代弹性系数。σ 为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Turnovsky(1996)指出，政府有效消费性服务由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与产出总水平决定，两者之间的不同份额刻画了政府消费性服务公共品属性的拥挤程度，其表达式为：

其中，G Ct为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Yt为总产出水平。α 是描述政府公共消费性服务拥挤效应的参数。假设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是总产出的一定比例 gc，则式(2)可以进一步整理为：当α=1 时，政府有效消费性支出增长率等于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增长率。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不受经济发展规模的影响，其全部进入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当α ＜1 时，政府消费性支出是具有非完全竞争性的公共服务品，只有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一定比例进入到家庭效用函数。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性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存在一定的拥挤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消费性支出的低效率。正如庄子银和邹微(2003)认为政府在公共财政支出的过程中存在着寻租行为，出现了大量的“调整成本”，造成了社会福利损失。二是公共消费品对私人消费品的挤出。当α=0 时，政府的消费性服务是完全竞争性公共服务品。政府提供消费性服务以降低成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则完全消失了。

（二）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效率与生产函数

本文假定代表性家庭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其通过雇佣自身的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政府的有效生产性服务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与刻画政府消费性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类似，本文参照贾俊雪和郭庆旺(2010)的方法引入拥挤效应以刻画政府生产性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设 G Sp,t为政府提供的有效生产性服务，G Pt为政府实际的生产性支出，政府的有效生产性服务由政府实际生产性支出与产出总水平决定，其表达式为：

其中，ε 为刻画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拥挤效应的参数。该参数反映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和私人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相对作用的大小。在给定同一种政府生产性支出行为下，其生产性服务的拥挤程度越小，表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越大，私人资本的生产弹性也就越小。假设政府实际生产性支出是总产出的一定比例 gp，则式(3)可以进一步简化为：。类似地，当ε=1 时，政府生产性支出是非竞争性公共服务品，不存在拥挤效应；当ε=0 时，政府的生产性服务是完全竞争性公共服务品。本文将政府的有效生产性服务加入到生产函数中(Barro，1990；Turnovsky，2000)，则有：

其中，Kt为代表性家庭的私人资本存量，(1 - Lt)为代表性家庭的劳动时间，At为技术水平；ρ 为有效公共生产性服务的弹性系数，φ 为劳动的弹性系数，1-ερ 为资本的弹性系数。当政府生产性服务的拥挤效应比较小时( ε → 1)，私人的资本弹性系数相对较小；反之，随着政府生产性服务的拥挤程度不断变大( ε → 0)，私人的资本弹性系数则相对变大。假设ρ ＞0，φ ＞0，φ ≤ερ，ερ+φ ≤1，对于劳动和资本而言，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非递增的，且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将式(3)代入到式(4)中，得到AK 经济形式的内生增长模型。其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三）经济增长最大化问题

代表性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

其中，β 为效用贴现率。为保证效用函数是严格凹的，式(6)的各个参数需要满足如下条件：η ＞ 0，θ ＞ 0，(1 - σ ) (1 +η α +θ ) ＜1。

社会资源的约束方程如式(7)所示：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最大化是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的目标。其中政府将生产性支出作为其调控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变量，即在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路径上，政府可以通过调控生产性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在上述情况下，家庭通过选择消费、投资、劳动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处于从属地位(高培勇，2008)。因此，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可以表示为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函数。

一阶条件的求解过程如下：

同期替代方程：

欧拉方程：

预算约束条件：

边际单位产出的影子价格方程：

生产函数：

横截性条件：

政府消费性支出关于生产性支出的函数关系式：

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作为典型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外生参数，可以推导得出新的均衡增长率为：

根据隐函数定理，本文可以推导出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比：

在经济增长目标下求解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是次优均衡(金戈、史晋川，2010)。基于中央计划者角色求解的效用最大化，是财政性生产支出规模的最优均衡。尽管在现实经济中我们无法实现最优均衡，但是本文将最优均衡作为基准模板进行对比分析，这对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目标和改革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央计划者的视角，本文在将消费、劳动、产出作为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也将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作为控制变量求解福利最大化问题，可以求解出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例为：

（四）财政支出效率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理论分析

式(17)给出了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目标下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当ε=1 时，即政府的生产性服务是非竞争性公共物品，则有，即最优的政府支出比例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生产函数中的弹性系数。随着政府生产性服务拥挤效应的提高(ε →0)，私人资本有着更高的边际报酬，同时政府公共支出的边际报酬在下降。因此，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会降低。

在式(18)中，本文给出了中央计划者在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对比式(17)和式(18)可得：当α=1 时，两种目标下的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是相等的；当α ＜1 时，由于家庭收入的边际收益在减少，家庭会通过增加消费、减少生产性支出和私人投资的方式来降低总产出，以实现社会福利最优。然而，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府角度来看，由于生产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改变，政府并不会改变其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生产性支出并未减少，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也相对较高。式(18)中，由于η (1 -α ) Ω≥ 0是恒成立的，即有，当存在消费性拥挤效应的情况时，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政府最优生产性支出占比要低于经济目标的支出占比。

图1 不同消费性拥挤效应下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图2 不同生产性拥挤效应下政府生产性支出 占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在图1 和图2 中，分别描述了在不同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拥挤程度下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的倒“U”型关系①除拥挤性因子外的八个参数分别取值为：θ、η、ρ = 0.2，φ = ερ，δ = 0.0 25，A = 0.3，β = 0.9 6，σ = 1.1；初始的资本水平取值为： K 0 = 10。。图1 显示，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并没有随着消费性服务拥挤程度的不同而变化；而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对社会福利影响的拐点值随着消费性服务拥挤程度的降低而增加。当α= 1(即消费性拥挤程度为零)时，两种目标下的最优生产性支出比都等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这是由于政府生产性支出存在于生产函数中，随着生产性支出的增加，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在提高，更高的产出提升了家庭的收入效应，家庭会选择更多的消费和闲暇，社会福利得到了提高。但是在经济增长的政绩激励下，此时生产性投入的边际要素转化率仍然大于1，政府会继续增加生产性支出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会使社会总福利开始下降。因此，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情况相比，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更小。图2 显示，政府最优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影响的拐点值随着生产性拥挤程度的降低( ε →1 )而增加。在消费性拥挤程度等于零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两种目标下的最优生产性支出相等。当生产性拥挤程度等于零时，这两种目标下的最优生产性支出都等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

三、最优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基于经济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理论分析中，本文推导了经济增长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并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效率、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了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在这一部分，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验证，为政府支出结构优化提供现实依据。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目前，有关政府生产性支出划分依据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财政学界也无统一意见(赵志耘、吕冰洋，2006)。Aschauer(1989)认为，政府生产性支出主要在基础建设方面，包括推进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机场及公共交通等交通运输业的支出。Easterly 和Rebelo(1993)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交通运输业的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高培勇(2008)认为，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和科学技术三项费用支出、增拨国有企业流动资金支出、地质勘探费支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以及工业、交通和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等都属于生产性支出的范畴。傅勇(2010)将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品分为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经济性公共服务品和包括环保设施、卫生保健、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非经济性公共服务品。两种公共服务品存在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区别，经济性公共服务品直接在当期进入生产函数，而非经济性公共服务品对当地经济无直接贡献。梅冬州等(2014)也认为，基本建设支出属于生产性支出，“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支出属于公共福利支出。短期内生产性支出直接作用于总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显著；公共福利尽管对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但是短期内增长效应不显著。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工商业等事务的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2000 年至2006 年我国县级的各项财政支出和产出水平等变量指标以及2007 年至2012 年我国地市级的财政支出、产出水平、就业人员和常住人口等变量指标。在县级统计数据中，本文将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定义为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序列。在地市级统计数据中可以收集到的财政指标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以及总财政支出变量。基于上文的讨论，这三种财政项目应该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并且占到地市级财政总支出的40%,以上①以2012 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占到地市级财政总支出的40.4%，其中，东部地区为39.4%、中部地区为42.6%、西部地区为39.8%。。高培勇(2008)认为，用于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消费服务支出项目，则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且规模小、份额低。对于地级市财政来说，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应该是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2007 年财政总支出中扣除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后定义为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序列。

图3、图4 分别给出2000—2006 年我国各省份财政总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GDP 比重的变动曲线、2007—2012 年我国各省份财政总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占GDP比重的变动曲线。值得注意的是，在图4 中2009 年财政总支出占比和交通运输占比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以交通运输方面的财政支出为例：2007 年、2008 年政府在交通运输方面的财政支出占当年总产出比重分别为0.92%和0.85%。在2009 年及其以后年度该比值都高于1.53%,，上升了近1 倍。基于样本的结构性变化，本文的样本期间分为2000—2006 年、2009—2012 年两个时期②由于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我国2007 年、2008 年经济状况受到的国际影响比较大，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尤其是2008 年下半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使得政府的交通运输支出规模在2009 年以后提高了1 倍以上。基于数据平稳性的考虑，本文剔除了2007 年和2008 年的样本。。

图3 2000-2006年度各省财政总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值情况

图4 2007-2012年度各省财政总支出和交通 运输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值情况

梅冬州等(2014)认为，地方政府在价格水平不能控制的背景下，往往会以名义GDP 的增长率作为其决策目标。因此，本文将名义经济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将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及其平方项作为自变量，并以此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Kneller 等(1999)认为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时滞性。但是，Barro(1990)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考虑为一种公共投资的流量，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作为一种支付政府生产性服务的费用，其对经济的影响应该在当期就可以体现。本文的处理与Barro(1990)类似。Easterly和Rebelo(1993)在研究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也没有考虑时滞因素。基于Devarajan 等(1996)模型设定的思路，本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rit表示名义经济增长率，r finit表示财政生产性支出占比，是 rfinit的平方项，μi代表省际控制变量，ζt代表时间控制变量，X 代表控制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式(19)并没有考虑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序列自相关问题。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目标时往往会考虑此前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此，本文也将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式(19)中构造动态面板模型：

式(20)中，等式右侧增加了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率变量，并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GMM-SYS)进行模型估计。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Mankiw 等(1992)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经济条件收敛性时，将初始的产出水平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 樑严成 和龚六堂(2009)认为投资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将其作为自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估计模型中。另外，经济结构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李尚骜、龚六堂，2012；毛捷等，2011)。综合上述观点，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滞后一期的产出水平的对数值①本文将滞后一期产出水平作为研究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控制变量，可以部分解决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根据上年经济水平编制财政支出预算。、经济结构、从业人员占比和通货膨胀率。经济结构是第二、三产业的产出水平与总产出的比值，投资率是资本形成额与总产出水平的比率。所有变量都是基于2000—2012 年度各省份、地市级和县级的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②初始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变量，2000—2006 年使用的是县级数据，2009—2012 年使用的是地市级数据；从业人员占比变量，2009—2012 年使用的是地市级数据，2000—2006 年期间该数据由于缺失过多没有加入到模型中；通货膨胀率变量，2000—2006 年、2009—2012 年都是使用的省级数据。。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基于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同时也为了与2007 年以后地市级水平的研究分析保持一致，本文将2000—2006 年的县级数据进行加总合并到地市级水平。此外，我国部分地市级单位在2000—2012 年期间存在一些撤销合并等调整现象，使得一些地市级数据本身出现了很大的变动，由于这些数据变化本身并不是经济活动规律的体现，基于稳健性的考虑，我们将该类样本剔除。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各省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③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针对不同区域分别进行估计。

在表1 中，本文给出2009—2012 年我国东、中、西三区域政府财政生产性支出分别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正如Devarajan 等(1996)针对43 个发展中国家近20年经济数据样本实证研究的结论：适度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随着政府公共支出持续增加，其边际报酬则持续下降。当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边际报酬低于私人资本时，政府支出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使得前者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本文的实证研究得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系是倒“U”型。在2009—2012 年期间，东部地区的政府实际平均的财政生产性支出比例高于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例。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边际生产率低于私人资本，政府支出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政府实际平均的财政生产性支出比例略低于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例，这意味着政府支出的边际生产率高于私人资本，当前政府的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确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表1 2009—2012年地市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在表2 中，本文给出2000—2006 年我国东中西三区域政府财政生产性支出分别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在两种计量估计方法下，只有东部地区的实证研究得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系是倒“U”型；中部地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其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西部地区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系是倒“U”型且在GMM-SYS 模型估计下是显著的。政府实际的生产性支出比例明显低于最优值，这表明在当前阶段政府在这些公共领域的支出对于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还不明显，主要表现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表2 2000—2006年地市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另外，在表1 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实际生产性支出与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在三个地区两者已经非常接近。以东部地区为例，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是0.068，与实际支出的差异率不足6%①差异率计算公式=最优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的差额/实际支出水平。，且实际支出高于最优值。在表2 中实际生产性支出与最优的生产性支出的差距则非常大。同样以东部地区为例，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是0.017，与实际支出的差异率高于140%,，且实际支出低于最优值。这充分表明，2000 年以来我国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确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随着生产性支出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更大。值得关注的是，从2009 年以来我国政府生产性支出已经与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十分接近，在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至出现了“过犹不及”的现象。这就要求我们在现阶段一方面要不断压缩政府的实际生产性支出水平，减少低效率的生产性支出；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最优生产性支出结构，逐渐退出在竞争性领域的消费性支出(高培勇，2008)，以提高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水平。

（三）稳健性检验

在两个时期的模型中，由于我们给出的关于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两个阶段的最优拐点值也就无法直接比较。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可以收集到2000—2006 年县级财政的各项支出数据。根据后一阶段模型财政生产性支出计算方法，我们同样将扣除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三项后的总财政支出定义为生产性支出序列，并将该变量替代2000—2006 年期间模型中原有的生产性支出变量，进行模型估计。

表3 中，我们给出了在替代生产性支出变量情况下2000—2006 年我国东、中、西三区域财政生产性支出分别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果，与表2 的实证结果基本是一致的。通过与表1 的比较我们发现，东部地区最优生产性支出比例由0.075 下降到0.064，降低了近15%。基于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本文给出的解释是：(1)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机制、制度也更加完善，政府生产性支出弹性在逐年下降，这与Bai 等(2006)认为我国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在逐年增加的结论是一致的；(2)政府公共投资转化为公共资本的有效利用率较低(严成樑、龚六堂，2009)。随着政府生产性支出弹性的下降和生产性拥挤效应的增加，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比例也随之降低。以往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是通过扩大生产性支出和扶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刺激经济增长，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不同，这些宏观调控方式可能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政府生产性的过度支出不仅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损害，同时也给社会总福利带来了损失。在政府公共消费性服务具有一定拥挤效应的情况下，政府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退出在竞争性领域的财政消费性支出，减少低效率的财政生产性支出，以实现民生福利的最大化。

另外，本文根据Aschauer(1989)、Barro(1990)、赵志耘和吕冰洋(2006)、高培勇(2008)、严 成 樑和龚六堂(2009)、毛捷等(2011)等对于生产性支出划分标准的定义分别构造财政生产性支出变量，并逐一进行实证检验。绝大部分的实证结果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本文并没有将上述实证结果一一给出。

表3 2000—2006年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实证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中，并在非完全替代的效用函数和内生增长模型中分别加入了消费性服务拥挤因子和生产性服务拥挤因子，以刻画在不同经济结构中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品的不同公共属性。在经济增长目标下，本文推导了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在政府的消费性服务具有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的情况下，与福利最大化目标相比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是偏高的。当政府消费性服务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时，两种目标下政府的最优生产性支出是一致的。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还受到了其生产性服务拥挤效应的影响，两者呈现反比例关系。当政府生产性服务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时，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边际报酬最高，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也就是最大的，等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通过数值模拟呈现了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关系，并从中国经验数据中得到了实证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2000—2006 年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的确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在2009—2012 年继续增加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私人资本参与经济活动的效率和作用也越来越大，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产出弹性也越来越小，同时政府生产性服务的拥挤程度将越来越高，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也将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稳增长”和“惠民生”同时成为了政府关注和追求的目标。因此，首先应合理定位政府支出在上述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本文的研究所示，努力降低消费性拥挤程度并提供非竞争性公共品，是政府支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在竞争性领域，应加快实施“国退民进”，把更多竞争品生产和服务活动交给市场，真正使市场在竞争性产品生产和竞争性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保持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合理比重，对于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各地区和各部门应根据消费品和生产品拥挤程度的不同，在保证基本建设支出稳定增长的同时，适时、适度地将政府支出逐渐转向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领域，实现“以生产性支出为主，消费性支出适度”为特征的新型政府支出体系，以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来带动政府职能转变，真正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和效益。

此外，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应根据政府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作用所处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政府支出优化方案。例如：东部地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呈现下降趋势，该地区可以考虑将政府支出更多投向民生领域。与之相对，西部地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很高，故而该地区可以继续加大政府生产性支出并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形成“分层次、多元化”的政府支出结构，进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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