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城镇化是乡村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发展趋势，同时又促使乡村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人员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人们在告别农村的同时，也将面临地方民俗传统文化的去留问题。上海朱家角地区是上海市“一城九镇”中的龙头开发镇，具有典型的城镇化特点。朱家角摇快船是当地的民俗传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本文以存在于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地区的朱家角摇快船项目为调查对象，对朱家角地区的有关方面的的负责人和朱家角周边村落居民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搜集、阅读地方性文献，包括地方史志、文史资料、档案材料等，对摇快船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探究城镇化进程中摇快船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思考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意义，以及社会转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民俗传统体育。

1 城镇化进程中朱家角的社会变迁

朱家角镇地处上海市青浦区中南部，淀山湖畔，是江浙沪的交通枢纽。全镇总面积49.8 km2（不包括47.5 km2的淀山湖面积），镇内河港纵横，河流总面积将近占整个朱家角总面积的13%，是上海的“东方水都”[1]。20世纪80年末至90年代初朱家角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朱家角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确立了 “旅游兴镇”发展战略，2001年被上海市列为“一城九镇”重点开发镇后，规划形成“一心两翼”的城镇格局，即以老城区为中心，以新区和工业区为两翼。老城区为古镇旅游保护区，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镇区南部以文体休闲类为主的工业园区配套区已初步形成。2012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0.88亿元，同比增长9.93%（其中：第一产业1.63亿元，第二产业28.82亿元，第三产业30.43亿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 227元，同比增长11.6%[2]。城镇规划推动全镇人口的再分布，其中为了确保镇区内西部交通枢纽建设项目的有序推进，全镇加大动迁安置力度，老区居民向新区转移。经济发展吸引本地及周边农村人口、外省市人口向城区集聚，与此同时受上海中心城区竞争影响，本地年轻居民外流。2012年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全镇现有居民20 561户，户籍总人口59 626人，来沪流动人口44 881人。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15 798人，农业人口占32.46%[2]。人口的城镇化促进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向现代化靠拢，全镇供电、供水系统趋于完善，全镇启动“村村通交通”建设工程，以水路为主转变为村村道路相通，西气东输的新疆天然气已通到朱家角。

一座适宜人居的城市的不仅需要优质的生活硬件条件，更重要的是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环境。具有传统的文化特色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摇快船是朱家角镇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形成、发展于丰富便捷的水域环境，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独特的形式反映人民生活习俗和精神风貌，是江南水乡农耕社会民俗风情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由于城镇规划、人口流动、“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对产生于农耕社会的摇快船的生存造成威胁。那么当前的城镇化在追求人居系统的集中化、农村经济发展非农化、人口的城镇化、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硬件条件的同时，也应该为文化环境预留生存空间。

2 摇快船的发展历程

朱家角摇快船历史悠久，相传明末清初，摇快船已成形，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摇快船在朱家角地区常年都有自发表演，有为赶庙会摇快船，有为村庙老爷过生日，请老爷出会摇快船，也有因喜庆节日、民俗节日以及少年成人庆号仪式，为赶场面，热闹气氛而摇快船。快船汇集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要算朱家角赶庙会摇快船，在朱家角摇快船定于农历七月二十七。农历七月二十七是三官堂庙三官菩萨的生日，三官菩萨是本地的放粮官，为官时奉公廉洁为民办事，故老百姓供奉为菩萨。朱家角摇快船则是先在位于淀山湖中的三官堂庙拜神烧香两日，而后回朱家角赶庙会进行摇快船表演。

抗战前摇快船连年举行。沦陷期间及抗战胜利后，也曾举办数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1984年闹元宵及同年9月县第二届农民运动会期间，都有摇快船表演。解放后，摇快船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挖掘整理重新恢复摇快船表演。1984年全县灯会上恢复，1987年再次参加青浦县民舞展览会演出[3]。1988年10月16日到18日，在第九届全国龙舟锦标赛召开之际，青浦举办首届摇快船比赛，20多个镇组建20支快船队进行快船比赛，重演了漕港河摇快船之热烈场面。之后，朱家角每年端午节、古镇旅游节、“8月8日全国全民健身日”和 “11月全民健身节”，都会举行摇快船表演和摇船比赛[4]。朱家角摇快船于2007年3月由朱家角文体中心报送至青浦区政府审批成为第一批进入青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该项目报送至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申请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6月份进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3 城镇化对摇快船发展的影响

3.1 摇快船自身变化

摇快船之所以可以历经几百年流传下来，是因为与城镇化的互动中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合，发现民俗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机编织，适应时代的要求。早期简单的船体结构和外部装饰通过漫长的演变发展，在应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在新陈代谢中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摇船形式和华丽的外部装饰以及精美的服饰。

3.1.1 快船结构的变化

在过去快船一般是由农船改装而成，船体较小，光身无棚，船上配置大、中、小三橹，中、小橹在两侧横伸出去的跳板上。现在快船结构明显区别于水上交通运输船只，船体大，有三个船舱，前棚配有丝竹、锣鼓乐队；中棚是主舱，供奉神像；后舱供摇快船人乘坐。船头有头浆，一般配置双橹，船艄右侧是大橹，船艄左侧是矮橹，出俏于船体，最有特色的是位于绷绳外侧各有一块约二尺长的外出梢板。外出梢、外扯绷位于船体外延，外出梢立于护栏木上，外扯绷立于出梢板上。这样的设计更符合人体力学原理，摇船更流畅更快速，对船的打造工艺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3.1.2 摇快船人员配置的变化

以前船上一般配置 6人，4人并排摇橹、1人头桨、1人敲锣（或鼓）。现在快船出摇时共有23至24人配合（其中包括在船头表演杂技艺人），大橹上有串档、壮橹、扯绷、开出俏、外扯绷共5人，矮撸上有壮橹、扯绷、开出俏、外扯绷共4人，头浆1人，船舷两侧7人划桨。锣鼓队4人，摇船时至少有两班调换。

3.1.3 快船装饰的变化

随着时代变迁，快船装饰趋于华丽、美观。前棚悬挂彩灯，中棚顶置大葫芦和塔伞，艄棚插彩旗；船舷披绸缎彩衣，上绣花鸟、下装流须飘挂；帽棚布装饰华丽，多用绸缎面料，上面绣有“鹤立鸡群”、“八仙过海”、“刘海洒金钱”等；船艄挡板刻有风调雨顺、国太民安等字样，体现和记录了朱家角地区人文环境的发展历程，继承和发展民俗文化中传统元素。

3.1.4 船员服装的变化

以前摇快船的男队员都是赤膊上阵；现在摇船手服装上统一美观、颜色亮丽，身着紧身彩衣，脚穿绣花鞋，远远望处依旧清晰可见、吸引眼球。

3.1.5 锣鼓配置的变化

为了增强摇船的节奏和热闹场面，快船上都配有锣鼓队，主要包括鼓、大锣、铙钹、太锣。在配乐作品的选择上，早先主要是经典摇快船吹打乐《五龙船》和《水锣经》，后来在摇快船传承人陆燮明的创新提倡下，尝试把《将军令》的鼓点节拍运用到摇快船上，丰富摇快船的音乐美感，有利于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的创新。

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会与周围环境产生作用而做出反应。民俗文化可以根据环境需要适当地完善自身的先天不足，但城镇化所涉及到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完善、大量人口转移和分布等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民俗文化面临认同和生存的危机[5]。

3.2 摇快船生存环境的变化

摇快船产生于特定的江南水乡，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2004年4月朱家角中心镇建设启动后，实施了新镇区网格主干道路，一些影响道路建设的河段因此被平整填没。工业生产中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造成末端河道淤堵，水质下降。截至2006年，朱家角镇消失河流164条，消失河流总长27.77 km，消失河流面积0.45 km2[1]。可见城镇化的进程打破了原本农业社会中的水路生活，使摇快船的发展受到阻碍。过去出门在外交通工具就是船，可以说家家都有船，人人都是摇船好手。当驾船技术成为一种生存的技巧以后，整天和船打交道的农民自然而然也练就了一身水上功夫。20世纪50年代以前，摇快船交流活动通常在茶余饭后，通过家庭、邻里等方式在村庄里开展摇快船的技术交流。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一些节日集会和民间庙会被改造成了物资交流会。摇快船表演逐渐减少，甚至濒临灭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摇快船文化生存的土壤正在消失，摇快船交流的平台被打破了。

一是生活环境的变化，如今纵横交错的路网代替了过去的水网，使摇快船生活功能逐渐减弱；二是参与人群被迫分散，以往的交流活动在村子间进行，随着现代化的小区取代了原有的村落，使得摇快船参与者被迫入住小区，过起城市居民的生活；三是城市化进程使得以前从事耕种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只能像城市人那样，进入厂矿企业工作，没有机会和时间花在摇快船的技艺学习上；四是摇快船作为水上活动，存在安全风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学习摇快船首先必须学会游泳，而现在的孩子都被视为家里的掌上明珠，很多家长对孩子学习摇快船的安全问题有所顾虑。

3.3 摇快船传承情况的变化

民间传统体育与竞技摇快船流行于朱家角和淀山湖及周边地区，整个朱家角行政区域内都有摇快船，以朱家角镇为中心周围安庄、和平、车路、先锋、周荡、龙星、红星、沙家埭、庆丰、盛家埭、张家圩等10多个村落。过去摇快船并非祖辈代代相传，也不存在师徒传授，船是生活的必需品，船手都是村子里的年轻壮汉，平时在家务农，摇船时临时集合组成。锣鼓队成员村子里也都有，有时缺人手就到邻村邀请，锣鼓队也不存在师徒传授，因为平时演奏机会很多，日常切磋也就学会了，慢慢也提高了演奏技巧。随着社会变迁，路上交通的便捷分担了水上运输，原先的自然传承模式受到影响，摇快船的师徒传授制逐渐形成，摇快船师徒制目前传承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摇快船传承人情况Table ⅠSituations of the Inheritance People of Zhu Jiajiao Yao Kuai Chuan

由此可以看出摇快船传承中的突出问题是传承后备人才极度缺乏，快船制作工艺几近灭绝，快船结构、船体的装饰雕刻以及配置上都缺乏专业人才。针对这一突出问题，我们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走访，发现：从年龄分布上，年纪较长的居民对项目的熟悉程度较高，表现出浓厚的感情，而青少年人更多的只是看过摇快船的表演形式，对其文化内涵认识比较模糊。这说明在摇快船的保护意识中已经出现断层现象（访谈记录于2012年12月20日）。

朱家角的城镇化具有以下特点：（1）产业结构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型。大力发展都市型无烟工业，以古镇旅游为依托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而第二产业在长期促进的是城镇化，第三产业在短期和长期促进的是外来人口上升[6]。以城镇化促使朱家角外来人口增加，容易造成本土居民的减少，造成传承人数量萎缩。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加员工劳动力时间，使得摇快船慢慢远离青壮年；（2）空间关系上，朱家角镇与青浦城区和上海中心城区距离近，中心城区的劳动力需求促使绝大部分青壮年和有知识文化的劳动力转移到民工潮流中，乡村剩下留守儿童和老人，造成摇快船的主力传承队伍出现严重断层现象。另外在现代流行文化冲击下，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也是民俗文化传承面临濒危的原因。电视、电脑等现代化工具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比起往日单一的乡间娱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电视节目当然能够给年轻人以更多的快感，使得年轻人大多没有耐心坐下来学习摇快船的技艺。

3.4 摇快船展现形式的变化

以前摇快船多为村民自发组织，仅在宗教祭祀、节庆礼俗中以单一的表演形式展现。随着一些民俗节日的衰落，摇快船活动逐渐减少。为了加强对摇快船的保护力度，现在多为官方机构组办，并以多元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一方面利用旅游业推广摇快船，以表演的形式作为古镇旅游节及节庆活动的特色节目，以现代传媒的形式（如邮票、明信片、宣传画、电视专题片、网络视频等）供游客、爱好者欣赏收藏。另一方面将摇快船定为朱家角镇“一镇一品”民俗民间活动项目，与全民健身相结合，“活化”到民众之中。此外还通过举办摄影比赛，以照片的形式呈现摇快船的人文价值。

虽然摇快船与旅游业结合，有助于改善摇快船的发展现状，但也引发了城镇化与摇快船保护的现实矛盾。旅游开发商为了让游客领略当地的民俗风情，不得不打破原有的时空限制，对摇快船进行重新包装，而过度的包装容易使摇快船脱离民俗，造成文化走样，会让民众产生陌生感或者产生误读，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如果只是为了旅游业而随时随地的开展摇快船表演，久而久之，这种程式化的表演可能使得摇快船被庸俗化、空洞化、商品化。

4 讨论

4.1 传承和保护“摇快船”的意义

城镇化的今天使得摇快船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人们不禁要问，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民俗体育文化到底有没有传承的必要？在外来体育文化日益丰富的今天，是否还需要花大力气来传承民俗体育文化，这是许多人的疑问，也是本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4.1.1 摇快船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摇快船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漫漫形成和积淀，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摇船形式，代表着渔米之乡的“水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是水乡朱家角社会生活、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的交通工具。朱家角摇快船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清朝末年进入鼎盛时期，描绘出清朝时期市郊水乡的世俗风情。朱家角起源于“崧泽文化”，是上海工商业文化的发源地，演绎了上海的商业历史和城市精神。清末至民国，朱家角因米业布业的发达一跃成为江南巨镇，史书记载：“时北大街、大新街，沿街两侧，大小商号，鳞次栉比，全镇坐商有千户之多，夜市闹如白昼”，可见其当年之盛。交易之余，若碰上节庆节日当地居民便在河上开始摇快船比赛。而摇快船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船只的打造技艺以及百姓的审美取向。快船的打造以及船体结构明显区别于水上交通运输船只，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同时也丰富和发展制船技艺，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4.1.2 摇快船是城镇建设的需要

一座城市的魅力在于文化特殊性，传统文化是城市的个性和特色之所在，如果在现代化建设中忽视传统文化势必导致城市失去生命，失去个性，造成镇化建设中的“千城一面”、“千镇一面”。 所以城镇化不能失去文化之魂[7]，要注意保护地域文化特色。传承民俗体育文化有助于提升地方形象，正如想到摇快船就知道朱家角镇是一座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古弄长街的“水墨”古镇。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自娱自乐的运动项目摇快船。摇快船俨然成为朱家角镇的“形象大使”。

城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现代化的引进，我们知道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现代化引发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快节奏、高压力生活状态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我们需要一个让人内心宁静的社会氛围。然而摇快船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正是现代社会发展中所呼吁的以人为本。人们在参与摇快船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而且极具观赏性，有助于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调节和放松因工作和劳动所带来的精神紧张、脑力疲劳及紊乱的情绪。同时摇快船属于集体项目，需要四邻八乡的人都参与进来，体现了团队协作精神。通过参与者训练表演中的默契配合，参与者与观赏者的互动，增加感情，加深友谊、拓宽社会交往，改善现代化楼房中邻里间冷漠的关系，达到和谐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可见摇快船这种以船为载体的民俗体育，通过竞技交流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和执着追求，从而营造出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成为当地百姓的审美取向，是维系当地百姓的精神纽带。

4.1.3 传承摇快船是客观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1年，朱家角镇被上海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四大历史文化名镇。1998年朱家角开始旅游开发，确立了“旅游兴镇”发展战略。2001年被列为 “一城九镇”重点开发镇，功能定位为居住、休闲、旅游名镇。随着现代旅游需求瞬息变化，古朴、幽静、淡雅的江南水乡小镇逐渐成为城市旅游者所青睐的假日旅游休闲的良好去处，而具有浓厚体育色彩的民俗旅游已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古镇朱家角的旅游优势在于具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古民居建筑，是江南最大的古镇，也是“崧泽文化”的发源地。而摇快船作为古镇人文景观的一部分，已成为古镇旅游品牌，代表着江南特殊的民俗节庆文化，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为朱家角打造“古文化”和“水文化”的旅游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见具有悠久历史文化、承载丰富民俗传统的经典才最具吸引力，而承载丰富民俗文化内涵的民俗体育，正是营造这种独特性的最好载体。

4.2 传承和保护“摇快船”的建议与对策

4.2.1 自然传承模式

我国民俗体育是在农耕社会形态下生成的，在内容形式上都烙有非常浓厚的生产及生活性印记。在当时环境下摇快船的传承模式是以农耕社会和自然经济状态为主要依托，以“口传身授”为显著特点的自然传承模式[8]。于当时的农耕社会和自然经济模式大背景下，不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由官方主导的教习传承活动，民间自发产生的教习和传承活动无疑就成为传统文化传承最主要的渠道，而“口传身授”的教习特点使得传承者可以得到精心的指导和传承，确保了技艺的掌握效果。但这一模式在城镇化的今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在农耕社会中摇快船能够延续，固然有传承人兴趣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传承者所掌握的技艺能够成为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但面对城镇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传承人所掌握的相关技艺无法为他们带来相关的回报，反而要耗费他们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来维系传承活动，这就出现了传承人投入精力大、经济收入少，社会地位低等现实困难，以及年轻一代更不愿意学的局面，造成传统文化的传承受阻[9]。

4.2.2 政府型传承模式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寻找民俗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新的结合点是当前民俗体育发展的前提。摇快船开始尝试地方政府型传承模式，由朱家角镇文体中心负责管理。将摇快船的保护工作交给政府，暂时为摇快船找到了一个“家”，结束了“没人管没人要”的漂泊生活。目前这一模式发展下，摇快船的保护工作逐渐系统化。已建立摇快船数据档案、传承基地以及制定传人培育计划；通过包装成官方品牌进行宣传。

但这一模式并不是长久的发展模式，过份依赖政府的传承模式，政府的支持本质上属于外来干预力量，容易使传统文化失去民间性和原生性。再者单靠政府的财政补助，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摇快船的传承活动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据调查所知，每艘快船的打造价格是2万元，每年必须对船体装饰以及锣鼓配乐进行复古制作和维修，对快船进行一年一次起水上岸涂油，并指派专人对船体进行检修，还有对摇快船表演者工资支付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4.2.3 产业型传承模式

为了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朱家角镇根据摇快船项目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竞赛性等特点，将摇快船与旅游业结合，形成以朱家角镇文体中心为主导，以镇旅游公司游船停靠码头作为基地的产业型的传承模式。朱家角作为上海市四大历史文化古镇之一，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前来游玩，摇快船已成为朱家角镇的独特风景。通过这一模式让更多的人切身走入 “正在发生的过去”，促进了摇快船的无界传播，同时也为“摇快船”的传承提供了造血机制。在解决摇快船的保障资金问题上，由镇人民政府和镇旅游公司共同承担摇快船资金投入。

产业化传承模式使得民俗体育在表演、娱乐、文化保护等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功能，以至于引发了城镇发展与摇快船保护的现实矛盾。民俗体育商品化以后，民俗文化开发难度加大，尤其是在模拟民俗文化情节中，普遍存在生搬硬套、文化准备不足，对民俗文化认识不够，理解不深的现象，从而导致民俗文化的肤浅和庸俗化。

4.2.4 社会型发展模式

如何保证摇快船“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是少数个人和政府机构所能承载的。摇快船单一的传承模式已无法适应城镇化环境，应该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变化，适时改革传承模式。可以建立摇快船的社会型传承模式，即多元化的传承模式，通过集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保护摇快船。

广泛动员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摇快船的起源和繁荣离不开民间，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更贴近民间和群众，因此理应成为承担传统文化保护的生力军。在社会上建立摇快船保护工作者协会，联合专业工作人员、社会热心人士和有关方面专家，使摇快船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走向全社会。

寻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资金的保障是摇快船传承工作中的关键环节。首先建立省（上海市）、区（青浦）、县（朱家角镇）三级的塔形非物质文化传承资金投入体系。其次，上海市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使社会资金进入“非遗”产业化领域，为“非遗”开发和传承提供资金，如朱家角镇旅游公司可以将部分资金用于摇快船的发展。再次，建立“非遗”反哺机制，可以从其他二、三产业的税收中，划出一部分用与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

5 结语

摇快船作为一种悠久历史的文化传承，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出了朱家角镇人民的生活环境、审美情趣、生产劳动、宗教祭祀、节庆娱乐、婚葬习俗等民俗文化特征，反映了近代水乡百姓的文化生活和审美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成为上海市郊水乡生活习俗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城镇化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民俗体育的保护应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民俗体育的发展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让它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流下更多的痕迹，这对于传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如何保护和传承民俗体育值得思考。

[1] 刘辰,金妍,杨凯,等.基于河网水系的江南水乡风貌和文化保护途径——以上海朱家角镇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1,20(2):170-171.

[2] 朱家角概况[EB/OL].朱家角古镇网[2015-01-01].http://zhujj.shqp.gov.cn/gb/special/node_2251.htm.

[3] 尹继佐.民俗上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15-25.

[4]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摇快船[EB/OL].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摇快船[2015-01-01].http://www.ichshanghai.cn/scene/detail.php?id=59.

[5] 柯艳霞.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危机与重构[J].兰州学刊,2012(11):211.

[6] 林文生.上海产业发展、外来人口及城镇化关系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3(4):45.

[7] 田青.应该有“文化城镇化”意识[N].中国文化报,2013-3-11(3):1.

[8] 鲁春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的反思与探讨[J].东岳论丛,2013,34(2):137.

[9]韩征.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创新——探访大隗传统手工造纸工艺有感[J].美与时代,2009,(1):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