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文化现象研究被冠名为某某地方学。2015年7月5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为此专门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次小规模的研讨会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学术沙龙”第六期的名义，就如下几个讨论主题展开：1.音乐地方学的价值与意义；2.音乐北京学的对象与范围；3.北京音乐文化的地域特色；4.北京音乐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变迁。这几个议题使“音乐地方学”从务虚的管理层面转入到学科建设的实质性思考，也将几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以及相关或貌似相关的理论扯到一起，督促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一、北京的地方文化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从特定地方文化特性入手展开一个新的命题，是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团队率先发起，并已形成一批学术成果。他们的学术成果以研究上海地域所有的音乐文化现象为表征。上海在近两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都市文化，故而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研究中，可资借鉴的西方理论是城市民族音乐学。然而北京和上海的文化性质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较大的差异。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在6月13日北京举行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中的北京上海城市史学术研讨会”中的主题演讲《中国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中概括地谈到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其中引用了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谈到对北京印象的一句话：“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①许教授以一个上海学者的立场很友好、或很礼貌地评价北京有很强的文化创造力，并有一种很强的容纳力，有无数的文化“村庄”，这些文化村庄包容了今日北京的各种人群。的确，这就是北京的文化特点。在北京这地界儿活动的人们，他们来自于皇城根儿、周边八县、全国各地的行业精英、打工者和农民工、海归及老外，还有以实现艺术梦为目的来到这个城市的北漂。这些人各自的文化宿求不同，品味不同，当然圈子也不同。这些人群中的大部分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性格是都市的？还是农村的？仅以他们每日工作的所在地作为身份背景来进行学术观察，显然是不够的。

中国在近两百年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与乡村血肉相联。在过去三十余年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城乡之间，随着农村人众进城发生了强烈的文化碰撞。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旭日阳刚”这样的农民工歌唱，用都市化的演唱方式宣泄情感，也听到如“大衣哥”朱之文这样的非中国式歌唱。对这种种文化现象的阐释，绝不是一个城市文化或乡村文化可以定位的。

二、对文化地域的学术性定义

我个人对于命名“此学”“彼学”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因为，汉语中的“某某学”作为后缀来用，有“研究”和“学科”两种不同层面的语义。前者是对有一定范围限定的对象的学习、研究，可以对应英语的“study”。后者是指一个系统性的知识范畴，有其相应的表述体系、分析体系及有哲学基础的方法论。比如“音乐学，musicology”“考古学，Archeology”“图像学，Iconology”等。“音乐学”是个学科，没有人会认为“中国音乐学”是个学科，它只是表明“音乐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存在状况和发展状况。同理，地方音乐学，则是强调某个地方的音乐学学科的研究情况。很显然，“音乐地方学”不是作为“学科”的“学”。那么，如果从第一种意义来看“音乐地方学”，理解为以地方性的音乐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和我们原来以地理特征为疆域，从音乐本体看有地域性特征的音乐地理学研究视角似乎并无本质区别。那么，如何从会议命题中寻找新的学术激励点，是个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从地域范围看音乐文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视角。从王光祈先生的世界三大乐系说②，到音乐地理学的学术探讨及至“汉族民歌色彩区”划分，一直贯穿着以地域疆界来看文化现象分布这样的理念。当然，划分依据的不同也反映了在近一个世纪中学术认识的发展方向和学派特征。

在王光祈先生开中国现代音乐学研究先河之时，以比较音乐学的立场，在知识系统下从音乐本体的乐制，诸如音阶、音律和节奏的特征来概括三大乐系，并以传播学的观点来强调在广大区域内的共同音乐现象。尽管这个区域很大，覆盖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但仍是一种以地方并有地理标志的立场来看音乐现象。这里可称为音乐地方学版本1.0。

至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本土学者以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立场看音乐，经历从“在文化背景中看音乐”到“音乐是一个文化事项”这样的认知过程，对王光祈的“中国乐系”这个概念就有了一个升级版的表达，即“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并在这个认知基础上设计了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区划方案，对于广大的汉族音乐文化区域研究也提出了色彩区划分的方案③，从地理背景、古代文化背景、方言背景、社会背景诸方面确认音乐色彩区内在与外在的成因，并根据这些方面在汉族民歌风格上体现出的差异，划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三大区，长江中下游江汉、江淮、江浙、湘、赣五区以及东南沿海闽、粤和客家三个方言区，共11个近似色彩区。④赵宋光先生又在这个基础上将华北东北、西北、西南三大区各分为内、外区，于是形成14个区划。⑤这样的划分有利于更详尽深入地进行各地方性文化阐释。全国各地的学者在上述有大体共识的基础上，在更具体而微的区域划分方案下进行各自的研究。这是在社会学基础上，仍然在知识系统下以地方并有地理标志的立场来看音乐现象。这里可称为音乐地方学版本2.0。

以西北高原内区为例，这里亘古不变的高原地形，沟壑地貌决定了数千载较为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秦汉之际、魏晋六朝及至隋、唐、宋、金，这里不断地因为战乱和平定而发生民系举族迁徙，易地定居。游牧、农耕生产方式不断相遇，经历程度不同的冲突、互渗、互融而形成农牧互补的生产形态。语言的相互杂用，也在音乐旋律中留下了烙印。在黄土高原上，沙丘、草滩错落分布，塬、峁、沟、梁与河流交错形成许多川道坪湾，歌词中常见这些地理特征名词。民歌如同录音机、照相机般，将生息于此山此水间人们的历史故事、生活经验以及精神面貌记录下来。

从《中国民间歌曲》山西卷、陕西卷的综述中，我们看到这里的民歌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时代，如现山西境内的“唐风”“魏风”，陕西境内的“豳风”。它们都在这个黄河“几”字形的右下方。“豳风”之“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⑥与“掌柜吃的是雪花带点心，看忽饿坏我长工……掌柜的粮食装满囤，可怜的长工两手空。”⑦所唱叹的缺吃少穿无自由的生活困苦状态惊人的相似。“魏风”中“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⑧与西北高原内区数不清的“走西口”所叙述的离开故土，寻找生计的内容尽相一致。不同的只是经过文人整理的“风”比山民的直抒吁嗟“破大皮袄顶铺盖，穷光景逼得哥哥走口外”⑨要委婉含蓄许多。从贯穿古今的比兴手法也能感悟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着同样的天地用歌声表情达意。“唐风”之“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有漆，隰有栗……”⑩比之“哥哥在山坡上割莜麦，小妹妹在沟底下掏山药。”{11}这其中引人联想的是古往今来的魏地、唐地之人所有的生息劳作和精神寄托都与这沟沟壑壑紧密相系。历史上“五胡乱华”的结果带来深层多元的民族融合，形成音乐形态的多元性和音乐文化性格的复杂性。我们无法了解每首民歌究竟有多古老，也无法分离出各种族群的音乐形态元素，但不变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方言和习俗传统类型，音乐形态特征等因素构成了这个音乐文化区的整体面貌。

三、升级至音乐地方学版本3.0？

任何音乐作品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的精神产物。借用吉尔兹的话来说：艺术是一种意识的产物，是色彩、形式、运动、声音或其他要素被安排成一种能作用于美的感觉的载体。{12}毫无疑问，无论是把音乐当作文化事项之一还是一个被欣赏的艺术形式，它的存在形式从来不会脱离民族性、地方性，这就是文化属性。然而在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地方性音乐文化呈现怎样的存在方式？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命题。

三十多年前电视剧《钟鼓楼》所反应的京腔京韵，京城的地方民情，在今天的四九城内已经难得见到。拆迁和回迁已经完全打破了原来的社区结构；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发展以此为基础，也使这个城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原来那些经由历史沉淀，从古代走到20世纪的老北京人所理解的音乐事项，随着社区重组已经难以呈现，或者重新组合，相对于传统样态已经发生变异。今天以音乐地方学并具体到“音乐北京学”这样的命题展开文化研究，虽然是以地方区划为前提，但其本质与前述两种以地方并有地理标志的立场看音乐现象完全不同，仅仅以“发明的传统”“再造的传统”或者“借用的传统”这些华丽的说辞也不能胜任这个文化阐释的重任。

地方性知识自古就存在，文化持有者对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理解。但今天作为一个立场、一个命题，被格外强调是出于学术对世界文化保护的警醒与自觉。因为，当全球化带来文明进步的同时，也破坏甚至摧毁了文明的多样性。当这种危机迫在眉睫时，我们再一次以地方区划为文化单元来讨论文化内涵时，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纠缠于“局内”或“局外”，“主位”或“客位”，而是要了解在这个迅速变化的城市化进程中，各个地方的地方性知识还剩下些什么？谁是地方文化的持有者？我们与会各位在北京工作的人，我们作为新北京人，或者其他城市的公民，我们都是这个命题中的人物角色。我们是否准备好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展开新的学术历程，我们会不会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我想，对于音乐地方学的思考应该不只是要理解文化载体，发现文化行为的初衷，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人们创造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对人们生活的意义和影响。这一次以地方性立场来看音乐文化现象，是知识探索还是社会学命题？是否可称为音乐地方学版本3.0？

① 《北京青年报》2015年6月29日B02版。

② 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冯文慈、俞玉滋选编《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③ 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④ 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⑤ 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多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原刊于《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2期，后收入《赵宋光文集》第二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⑥ 同{5}，《七月》，第377—378页。

⑦ 绥德县小调，《揽长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178页。“雪花”，点心名，用白面和油包白糖，用火烤熟。

⑧ 同{7}，《硕鼠》，第284页。

⑨ 河曲县山曲《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山西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⑩ 同⑨，《诗经楚辞鉴赏辞典》，《山有枢》，第200页。

{11} 同{9}，《割莜麦》，第134页。

{12} [美]克里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李玫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