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长城与长城文化

2015-12-24孙占鳌

丝绸之路 2015年6期

关键词：酒泉长城

孙占鳌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甘肃酒泉735000）

酒泉长城与长城文化

孙占鳌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酒泉分院，甘肃酒泉735000）

酒泉长城，是西北边疆的重要军事防御工程，是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国长城文化的经典之作。

酒泉长城；长城文化；丝绸之路

长城是古代中国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1987年12月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修建长城始于战国时代。当时，有20多个诸侯国修筑过长城。公元前5世纪，齐国筑西起平阴，经泰山北麓，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全长500余公里的长城，是我国历史上建筑最早的长城。赵国于肃侯十七年（前333）以漳水、滏水（今滏阳河）的堤防为基础，筑长城，以防齐、魏。因所筑长城，位于南部，史称为“赵南长城”。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于内蒙古云中、雁门、代郡一带筑长城，以防匈奴。因位于赵境的北部，史称“赵北长城”。燕国筑北部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独石山），东至襄平郡。魏国先后修筑了魏河西长城和魏河南长城，史称“滨洛长城”、“卷之长城”。秦昭王时，秦国修筑了北部长城，西起临洮郡，经陇西郡、北地郡、上郡三郡的边境，东至黄河。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遣大将蒙恬北逐匈奴，筑长城万余里，以防匈奴南进，史称秦长城。秦长城把过去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从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秦长城可大致分为西段和北段。西段起于今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北至临洮县，经定西县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甘肃环县、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向北折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北段即黄河以北的长城沿阴山西段的狼山，向东至大青山北麓，再向东经今内蒙古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再向东北经今河北张北、围场，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后向东南，终于朝鲜清川江入海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多的一个朝代。汉长城东起辽东，经阴山、河西走廊，向西延伸至新疆。为加强防御，在阴山以北修筑的是两道平行的外长城。汉长城全长两万余里，工程浩大，规模空前。汉王朝在反击胜利后，首先把秦长城加以修缮利用，接着又构筑新的长城和亭障、烽堠、列城，使防务加强起来。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命苏建在今内蒙古河套西部筑朔方城，并于阴山山脉之中修缮秦时所筑长城障塞，整修“当路塞”加强防范。汉长城（当时称为“塞”）的规模及长度都远远超出了秦代。特别是甘肃境内的长城，东起令居（今兰州河口），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止于玉门关外的大煎都侯官燧（今敦煌榆树泉盆地湾窑）。这些汉塞一方面在战略上起到了阻断羌匈联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为汉代与西域的交通、丝绸之路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明代200多年间，统治者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使整个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肃嘉峪关，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陕西、宁夏、甘肃、青海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6个县域，总长度8851.8公里。其中，人工墙体的长度为6259.6公里，壕堑长度为359.7公里，天然险长度为2232.4公里。

坚固的长城，险要的关隘，连绵不断的亭障、烽燧等防御工程建筑，与天田、鹿角、柃柱悬索、蒺藜、木菱、关门墼及壕沟等辅助设施，构成了边塞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在冷兵器时代，长城是一道非常坚固的屏障，既保证了军事情报的快速传递，又兼有进攻与防御的双重功能；既对阻碍北方匈奴及其他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与劫掠起了一定的作用，又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既促进了中原与西域贸易的发展，又加强了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

酒泉境内近千公里的长城遗存，是中国长城文化的经典之作。研究、弘扬酒泉长城文化，对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酒泉长城的修筑

酒泉长城由汉长城和明长城两部分构成。

（一）汉长城

汉代边塞军事防御是一个以长城为主干，包括长城、关隘、亭障、烽燧等设施组成的多层次国防工程体系。

汉代称长城为塞垣。西汉在河西设立郡县后，在10余年时间内，征集数十万人，先后四次将秦长城由朔方郡经陇西沿河西走廊向西、向北延伸。西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又称蒲昌海），北到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呈“丁”字形，全长3000多公里。《汉书》又称居延的一段长城为“遮虏障”。

长城不仅仅是军事防御工程，更是中原王朝开拓边疆的进攻堡垒。汉王朝正是凭借长城及烽燧构成的坚固屏障，把自己的统治区域不断向西推进到西域地区。

酒泉汉长城是汉武帝时期分段修筑而成的。北线长城经张掖、额济纳旗、金塔、嘉峪关、玉门、瓜州等地，直到敦煌西湖的马迷兔附近。在北线汉长城南侧的祁连山麓，当时还修筑了一条塞墙，以防南羌。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石包城一带，还可见到南塞的遗迹。同时，在敦煌境内由玉门关到阳关，阳关到党河口，由终点马迷兔到湾窑等，均筑有长城支线，当地称为边墙或风墙子。若将汉代北线、南线以及支线的长度相加，酒泉境内汉长城达1000多公里。

1.令居至酒泉段

汉武帝占领酒泉后，修筑了永登至酒泉的长城。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数万人发三河以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①

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乌孙乃恐，遣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②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方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③

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④

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交。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⑤

河西走廊长城的修筑，有利于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汉王朝初步实现了隔绝匈奴与西羌交通的战略构想。

2.酒泉至玉门关段

元封三年（前108），为保护汉朝的西行使者，同时也是为了在西域的东部取得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亲附汉朝的据点，汉王朝发动了楼兰之役。在攻破楼兰、姑师之后，修筑了酒泉至玉门关长城。

王恢数使（西域），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⑥

楼兰、姑师小国，当空道，攻劫内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骑兵又时时遮击之。使者多言外国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之。于是天子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以击胡，胡皆去。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⑦

文中所说“玉门”就是指敦煌玉门关，乃玉门都尉治所。这段汉长城，起自毛目（今金塔县鼎新镇西），沿北大河（今临水）至三墩西北，至酒泉西北营盘堡北，又傍疏勒河向正西而行至玉门关，全长大约500公里左右。

3.酒泉至居延段

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后，汉王朝修筑了由酒泉郡沿弱水（今黑河）向北修筑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居延海）的长城。

（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⑧

这段南北走向的长城，从高台镇夷峡以东的合黎山起，顺黑河东而下，沿毛目东山（今金塔县境内）向北延伸，到狼心山以北，再折向西。这一段长城为汉朝“居延强弩都尉”路博德奉朝廷之命主持修筑的。他利用天然地形，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或黄土夯筑，或石块垒砌，或筑篱笆栅栏，或利用地形险阻，或在河流处筑闸以防偷渡。又称“遮虏障”，是居延边塞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4.金塔到敦煌段

在修筑居延长城的同时，汉王朝修筑了金塔到敦煌的长城。即从金塔县地湾城溯河而上，向西沿北大河至酒泉，再沿疏勒河过瓜州到玉门关的长城。

5.敦煌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段

汉武帝天汉年间（前100至前97），汉王朝将长城由敦煌玉门关开始，一直向西修筑到疏勒河下游三角洲的榆树湾盆地。而烽火台与支持烽燧的城障一直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西。关于这一段长城的修筑，《史记·大宛传》记载：“汉已伐宛……岁余……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出玉门关疏勒河下游榆树湾盆地以西长城，或为烽火台与亭障构成的沿交通线分布的防御工事与通讯设施，一直延伸到盐泽以西，到库车西北地区。构成了汉朝西进的军事防御与通讯工程，以保障交通畅通和往来人员的安全。该长城向西延伸了3275公里，成为一条贯穿汉朝北疆东西的防线，在盐泽以西沿孔雀河，还修筑了连续不断的烽火台，直至西域都护驻地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

此外，还有碱墩子至马迷兔干线，玉门关至阳关、阳关至党河口、马迷兔至弯腰墩的汉长城支线。随着2000多年岁月的流逝和风雨流沙的破坏，部分长城被夷为平地，多半长城保存下来。其中玉门关西面党谷燧一带的长城保存较好，地基宽3米、残高3米、顶宽1米，为我国目前汉代长城中保留最完整的一段。这些长城的结构并无砖石，而是就地取材建造。主要利用红柳、芦苇、罗布麻、胡杨树等植物的枝条为地基，上铺土砂砾石，再夹芦苇层层夯筑而成。

图1 敦煌境内的汉长城遗址

（二）明长城

弘治七年（1494），经略哈密的兵部右侍郎张海提出：“甘肃东、中、西三路，延袤二千余里，四当敌冲，盗贼出没无时，若不因地制利，务为悠久之图，恐盗贼滋蔓，为祸不可胜言。臣按诸路或当增筑墩墙，或当修理壕堑，动有数十百里。”并要求敕谕甘肃守臣“督官于农闲之时，渐次修理边防，或地有沙石者，用古植木立栅之法，或水路不通者，用他边窖水之法，使营垒相望，哨守相闻，靖虏安边计得矣。”⑨此议被朝廷采纳后，甘肃巡抚杨博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长城修筑。“以暇修筑肃州榆树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芦泉诸墩台”。⑩

修筑边墙的费用由朝廷承担，如万历初年，为了用砖修筑肃州、凉州、镇番、庄浪等地的边墙，就一次性地从国库存中拨银1.79万余两。⑪修筑边墙的具体方法是：凡边墙之当修者，“分别险夷，酌量缓急，计画丈尺，以定其难易先后之序。一切工程皆坐派操守及轮借驿递夫而分用之”。⑫

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集中修筑，甘肃镇的边墙基本告成。据《明会典》载：到万历前期，甘肃镇“现存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关隘一百四处”。⑬

明代，甘肃境内长城由一条主干线和一条复线组成。主线修建于嘉靖初期，西起嘉峪关，经野麻湾堡、新城堡到达肃州卫（今酒泉市肃州区），东行至镇夷所（今高台天城），沿黑河（弱水）南下过高台所（今高台县）抵达甘州五卫，继续东行至山丹卫（今山丹县），过定羌墩堡达永昌卫（今永昌县），再过金川峡、河西堡、新园折向东行，以野猪湾、蔡旗堡环抱镇番卫（今武威市民勤县），沿洪水河南下达凉州卫（今武威市）境内，继续东南行过古浪所（今武威市古浪县），溯古浪河谷而上，越过乌鞘岭，复沿庄浪河谷而下，经平番（今永登县）抵黄河边的兰州；再由兰州沿黄河向东北延伸，经靖远进入宁夏的固原（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继续北行。复线边墙修筑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兵部尚书兼三边总督李汶奏请修建，由武威黄羊镇附近从主线长城分出，东行，经泗水、土门、西靖、裴家营、红水而东南至黄河索桥（今景泰县境内），跨过黄河与靖远境内主线长城汇合。复线长城（长约200公里），不仅较绕经兰州的主线长城（此段长约750公里）大大缩短，并且使得明王朝在甘肃的北部防线自黄河沿岸向北扩展了150多公里。

明长城在甘肃境内长约1000多公里，由墙、墩、列障、烽燧构成。墙体主要用黄土或黄沙土版夯筑而成，墙基宽约4米，包含裙墙在内共高约5米，大墙上建烽火台，又称随墙墩，墩底边长8～12米。长城墩的南面向内一侧，与墙面平齐，北面面向塞外的一侧凸出。正面没有马道，需用绳梯攀援。大墙上有巡道，宽1～1.5米。裙墙筑在墙顶外缘，高约1.5米。在长城沿途经过的城池或堡寨处都留有一闇门，门外修有瞭望台，用以观察北面敌情。长城内侧有烽火台，烽火台每隔10里一座，台顶上设有瞭望哨所。长城的烽燧形制模仿汉代旧制，两烽之间的距离大约2.5里。夯土层厚15～25厘米，内部插有韧木，夹有草绳、木楔，四周有壕，还有列障、旗墩、房基等建筑。如遇敌人入侵，烽火台立即报警，白天燃烟，夜间点火，这样可以很快传告全线戍兵做好御敌准备。

肃州地处“九边”最西端。明代为长久防御计，从明初即开始在这里修筑肃州长城。至明代中期，明政府在肃州共进行了四次集中修建，逐步修筑了肃州的西长城、北长城、东长城，总长度超过了110公里。肃州的长城以嘉峪关关城为中心，向西、北、东三个方向辐射，在肃州城周围形成了若干段，如鸳鸯池段、明沙窝段、两山口段和下古城段等。

1.西长城

位于今嘉峪关市的南面和北面，是明长城的最西端。肃州西长城南自文殊山讨赖河北岸，向北接嘉峪关西南角墩，穿过关城，又自关城东北角墩起，向西北至石关峡东口止，长约15公里。其中一边墙从关城东北五里墩台起向东延伸至野麻湾，长约40公里，与弘治十年（1497）所修肃州北长城连为一体。另外，嘉峪关外还有以往修筑的大草滩、石烟墩、黑山儿墩台3座。嘉靖八年（1529），修筑了骟马城、上柏杨、下柏杨、回回墓、红泉墩台5座；后增加榆树泉、三条沟、火烧沟、古墩儿墩台4座，关外墩台共计达到12座。⑭

西长城的北端有231米的长城攀缘于150米、倾斜度约45°的山脊上，这段长城今天被人们命名为“悬壁长城”，有“万里长城万里关，迭嶂黑山暗壁悬”的赞誉。至此，形成了以嘉峪关关城为中心、连接左右两翼的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明王朝沟通中外的重要关防要塞，在明代中后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军事作用。

2.北长城

明弘治十年（1497），甘肃镇参将彭清驻镇肃州，十一年（1498）五月征集民工创修肃州北长城。肃州北长城地处肃州城以北15公里处，西起野麻湾、新城、两山口，经明沙窝、下古城，跨北大河至闇门（今酒泉市肃州区临水乡闇门村），原高4.3米，厚1.67～2米，用夯土、沙草夯筑而成，全长约35公里，约在弘治十三年（1500）修完。在闇门有进出隘口供军民出入，沿边有烽火墩台亭障等57座。嘉靖二十七年（1548），巡抚杨博考察肃州一带的边墙时，要求兵备使赵得祐、参将刘勋将已经破损的边墙维修加固，在一些重点防御地段，或新筑或重筑，以使其充分发挥防御作用。万历元年至二年（1573～1574），重修北长城之西段，即新城至两山口长城30公里。万历三年（1575），又开挖临水闇门至苦水界牌墩的边壕一道，宽6.7米，深至见水，长19公里，东与高台双井子边壕相接，作为防止北寇的二道防线。万历二十五年（1597），又在金塔堡四周筑起塔院大墩、塔院腰墩、北闇门墩等墩台13座。万历三十五年（1607），在距离金塔大堡4公里周围筑边墙一道，以拱卫肃州。

3.东长城

明隆庆五年（1571），甘肃都御史廖逢节向朝廷奏议核准，修筑了酒泉下古城以东的长城；该段长城西接下古城堡北边墙大墩，经夹边沟，跨临水河，翻鸳鸯池高地，向东接高台镇夷边墙，长约28.5公里。边墙高3.3米，厚2米，居中筑墩塘，与高台境内的四坝、平川、板桥等地的边墙相连接。

二、酒泉长城遗迹

（一）关隘遗迹

据河西汉简记载，汉王朝在河西地区设置有玉门关、阳关、居延县索关、肩水金关四个关隘。玉门关和阳关是汉王朝“通西北国”的重要关卡，是《汉书》中“列四郡、据两关”的“两关”，在中西交通史上有重要意义。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则扼守河西走廊沿弱水（即额济纳河）通向居延地区、进而进入匈奴的要地，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秦汉时期，关有军事防御、稽查商旅、管理交通等多种职责。边塞日常军事防御事务仍主要由“佐守典武职甲卒”的部都尉负责。《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河西四郡共有12个都尉，敦煌郡有中部、宜禾、玉门关、阳关都尉，酒泉郡有北部、东部、中部都尉，张掖郡有居延、日勒、番和农都尉，武威有郡都尉和北部都尉。其中，除番和农都尉与武威郡都尉外，其余都尉大部分是部都尉。部都尉的设置，多在边郡，应与边郡军事防御有密切关系，每一部负责一段边塞和一片军事防区，部都尉管理其中的具体事务。近年来河西汉简研究表明，除上述12个都尉外，《汉书·地理志》漏载了张掖郡的肩水都尉。居延汉简中有关肩水都尉的记载较多，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介绍与酒泉长城有关的玉门关、阳关、肩水金关和嘉峪关。

1.玉门关

玉门关俗称“小方盘城”，蒙古语称“跌烈半斤”，意为方城。位于敦煌市西北约90公里。是西汉玉门都尉的治所，也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北道的咽喉要隘。

相传古代西域和田等地所产美玉、珠宝，经此关口传入中原，玉门关因此得名。该城建于汉武帝时期。关城全用黄土夯筑而成，面积约600多平方米。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残高9.7米，城墙上宽均为3.7米，东西墙下宽4米，西北墙下宽4.9米，开西、北两门。城顶四周有宽1.3米的走道。城内东南角有一条宽不足1米的马道，靠东墙向南转上可直达顶部。玉门关南边有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是长城，长城北是疏勒河故道。东西走向的长城蜿蜒逶迤，一望无际，每隔5里或10里，就筑有一座方形烽火台，在长城烽燧的周围，还有明显房屋遗迹。在东西长城之南，另有一支南北走向的长城，绕过玉门关西侧，向南直达阳关，关城北坡东西走向车道直通西域。

图2 玉门关遗址

1944年，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等曾在此地北边废堙中掘得汉简数枚，其中有一木简，文字清晰，上有“酒泉玉门都尉……”等字，从出土的简文中断定是当年玉门都尉的公文。由此可知，在西汉敦煌还未建立郡县前，此城已经存在，隶属酒泉郡。1989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门关地势险要，北有沼泽作屏障，南有阳关为侧翼，东有郡城为后援，形成犄角之势，易守难攻，为古丝绸之路锁钥。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作《玉门关盖将军歌》：“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

2.阳关

阳关，建于汉武帝时期，是丝绸之路西出敦煌，通西域南道必经的关隘。阳关位于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外南湖乡境内的“古董滩”上，因在玉门关之阳（南）而得名。《元和郡县志》载：“阳关，在县（寿昌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渭之南道，西趋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巴黎藏敦煌石室写本《沙州地志》载：“阳关，东西二十步，南北二十七步。右在（寿昌）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址见存。西通石城、于阗等南路。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

阳关在西汉时为阳关都尉治所。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南湖置龙勒县，阳关为治所。魏晋时，设置阳关县。唐代设寿昌县。高僧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就是走丝绸之路南道，入阳关返回长安的。边塞诗人岑参曾写下“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的诗句，可见当时出入阳关的次数较多。

汉代阳关地势险要，水源充足。附近渥洼池和西土沟是最大的独立水源。古代阳关向北至玉门关一线有70公里的长城相连，每隔数十里即有烽燧墩台。阳关附近亦有十几座烽燧。尤以古董滩北侧墩墩山顶上的称为“阳关耳目”的烽燧最大，地势最高，现仍有遗迹保存。

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无数将士曾在这里戍守征战；无数商贾、僧侣、使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无数文人骚客面对阳关，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唐代诗人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更是使阳关名扬四海。

图3 阳关遗址

3.肩水金关

肩水金关建于汉武帝时期。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的黑河东岸，距东大湾城7公里，处于额济纳河上游东岸的谷地。是蒙古高原进出河西地区的咽喉门户。肩水金关为汉代烽塞关城，其主要建筑有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遗址，现仅有一烽台，台方8×8米。肩水金关故址四周是戈壁荒漠，有零星适宜耕种的土壤，有极少耐旱植物生长。在肩水金关周围还有居延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等汉代边塞遗址，共同构成了汉代酒泉境内的军事防御体系。

4.嘉峪关

嘉峪关关城的修筑始于明代初期。《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嘉峪关，在州西七十里，嘉峪山西麓，明初置。”明洪武五年（1372），明朝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下河西，认为嘉峪山山下是重要的咽喉之地，于是选“九眼泉”西北坡上，置关首筑土城，并以山名命名为嘉峪关。嘉峪关山下的九眼泉，古称“峪泉活水”，冬夏澄清，碧波不竭，被列为“肃州八景”之一。《靖边纪略》上记载：“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长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也。”当时，嘉峪关土城周长220丈，高2丈多。弘治六年（1493），关外吐鲁番回鹘部落崛起东进，连破“关西七卫”。警报传至京城，明朝政府大为震惊，一方面决定关闭嘉峪关，调兵遣将充斥西北边塞；一方面决定在弘治七年（1494）增修嘉峪关。弘治八年（1495），肃州兵备道李端澄主持修建嘉峪关城楼及关城内的设施，次年嘉峪关关城筑成。此后，明政府就以嘉峪关关城为中心，先后修筑西长城和东长城。正德元年（1506），兵备副使李端澄驻节肃州，命承信校尉王镇依据先年修筑关城的样式，修筑了嘉峪关的东西二楼，并添筑角墩6座、敌台2座，又在城内修建了官厅、夷厂、仓库等建筑。这次工程用时7个多月，到正德二年（1507）二月完工，其势“望之四达，足壮伟观，百里之外，了然在目”。⑮

嘉峪关关城布局合理，结构严密。无论是设计、修造还是施工、运输，均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和智慧的体现。

图4 嘉峪关关城

（二）烽燧、障亭遗迹

烽燧，俗称烽堠、烟墩，是长城最基层的哨所。主要是用来观察敌情、监视敌人军事行动的据点。一般较大的叫亭，较小的叫燧。亭燧一般修建在山脊或台地上，为覆斗型高台，底面方形，底面积最大的有70余平方米，最小的将近10平方米，高度都在10米以上。外侧一般没有台阶，戍卒通过绳子脚蹬烽侧上下烽燧。据敦煌博物馆调查发现，西湖汉长城沿线烽燧建造方法各有不同，一是用黄土夯筑，夯土中插着红柳棍，棍上绕有芦苇结，以加固夯层；二是用一层土坯一层芦苇砌成或是三五层土坯不等夹一层芦苇建成，但所用材料大多是当地的黄土、芦苇、红柳、胡杨等。烽燧台上或台下地面都放置有可以点燃的柴草和用以悬挂的草布蓬，只要某一烽台上点燃柴火或举起草布蓬，其他烽台相继点燃烽火或举起草布蓬，便迅速将消息传递到指挥部甚至长安报警。

障是汉代长城内外建造的一些中小型的城，是长城一段防线的守卫中心，驻有士卒守卫。《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由此可知，城障实际上就是建筑在地势险要或位置重要之处的、驻有戍卒守卫的立体式防守中心。障一般建在长城的内侧，也有少数建在长城外侧。金塔县天仓乡北面黑河东岸戈壁滩发现的地湾城遗址，就是一座汉代城障。该城平面方形，每边长约22.5米，墙厚5米，残高8.4米。北垣和东南墙角处有成排的木棍洞。障东北角有高约1米的小屋。障外有三道坞壁。根据1930年在此遗址出土汉简上的文字判断，此处是肩水都尉所辖肩水候官治所的城障。金塔县鼎新镇西北的A49号遗址，可能是酒泉东部都尉的治所东部障。该障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78米，夯土筑，夹压芦苇和柴草，基厚4米，残高4～5米。四角置角墩，南垣正中开门，有矩形瓮城。北、西、东三垣各筑马面一座。

根据统计，汉代敦煌、酒泉二郡共发现164座烽燧遗址，其间距最远的是8公里，最近的是0.13公里，这样的烽燧各有一座，但绝大多数的烽燧相距1～2.5公里。⑯西汉的这种报警办法，可以日传千里，据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计，敦煌距长安2000余公里，大约两三天就可到。从居延出土的汉简可知，仅居延都尉管辖下的亭障就有100多个。住在亭障的戍卒，除警戒敌人外，还从事各种农业生产活动。这些戍卒都是由农民中的壮丁组成，每个亭或燧住着几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候长”或“燧长”管理，障里住的戍卒，由“候官”统率。各候官又由郡城或县城等地的都尉管辖。

汉代边境的塞、亭、障、燧的外围有侦迹和防护设施。侦迹设施一种是天田，就是在边境山口、渡口或敌军来犯必经之地，挖出宽一丈、深二尺的沟，用细沙或细土填入，将其表面刮抹平整。巡逻的士兵检查天田，可以依据人马足迹判断来敌的数量，形成一条连绵不绝的侦迹线。

另一种是柃柱悬索，就是在沿边塞线埋设一系列木柱，在柱间横拉细索，称为悬索。亭燧兵卒观察天田和柃柱悬索，就可以侦知敌军或其他人非法入境的情况。还有虎落或强落，为城障烽燧外围的屏障，对敌骑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考古发现酒泉境内的虎落，有的是由柳条编成的一道篱笆墙，外表还要涂泥，以防被敌人焚毁。

还有一种叫鹿角，就是将木杆的一头削尖，以0.6～0.7米的间隔，呈三角形垂直埋设于城塞、障、燧基脚周围，一般为四行，从而在边境防御设施之外又形成一道宽数米的保护带。另外还有非常屋、回门、悬户、辟门蒺藜、木菱、关门墼等。非常屋是密室或暗门复道以备紧急情况时隐蔽或撤退之用。回门指迂回曲折的门径、门户，以便保护门户，限制敌军的进攻方向，便于内部拒守，是保卫烽燧尤其是门户的特殊装置。

酒泉境内的明长城有三种修筑方法。第一种修筑方法是在少水不潮湿的地方，用土夯筑城墙。如酒泉城北30里处的长城，当年的夯墙高4.3米，厚1.67～2米，还留有暗门，供军戍出入，后来杨博又重修，加固、增厚增高。在下古城的这段就更厚更高，墙基厚度达到3.3米，顶部厚2米，几乎可以行车，在墙顶上又加筑有1米高的垛墙，通高5米，形成一条人不易越、马不能过的防线，殊为一道屏障。第二种修筑方法是在多水易潮、不适宜筑墙的地方便挖成深而宽的壕沟，以壕代墙，也称作长城，也起防御作用，一般称为边壕。今酒泉境内的边壕，起自临水乡闾门村四组，向东到高台双井子界牌墩止，共长12公里的一段还清楚可见。这段壕沟也是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开掘的。当时，壕沟面宽6.7米，深至见水为止，底宽3.3米。两岸各筑土堰一道，底宽1.3米，顶宽0.5米，高1.67米。这样宽而深的壕沟，加上驻兵的防守，也不易为人马越过。第三种修筑方法是在长城通过的大河两岸修筑崖榨。如洒泉长城下古城段东端临讨赖河，当年在河岸修筑了高10米、阔6.7米的崖榨。

明代设在酒泉境内的烽燧有百余座，保留至今的还有18座，依其布局走向可以分成五路。最北的一路在长城外面（北面）的北夹山上，在西起怀茂乡西坝村西端，东到鸳鸯的山梁上，自西向东有梧桐林墩、沙岗墩（今称狼心墩）、火石峡墩、前墩、后墩、长山墩、明盐墩、新添墩、大干粮山墩、大口子墩、沿河墩等；在长城中线上的一路，其西段的墩已全毁，东段夹边沟水库旁尚遗有三十里大墩（今称“猴儿墩”）、梁家山墩；在长城里面（南面）的一路，西起丁家坝，东到黄泥堡，自西向东可见的有丁家坝墩、高闸沟墩、新墩、北闸沟墩址、暗门墩址和临水东面的十里墩、黄泥堡墩、营尔墩、官营墩址、碱滩墩（今称颠倒墩）；第四路在酒泉城南部，西起文殊山口，东至屯升马营滩，自西而东尚遗存的有：洪水坝墩、红桥墩、荒凉堆墩、半截墩、新墩子、长沙岭墩、高涝池墩、五坝崖头墩和丰乐北滩的白塔儿墩、半坡墩址及清水的韩秀墩、屯升的河古墩、马营墩、五个寨墩，此外还有下河清墩、将台墩、单垮子墩；第五路也是最南的一路在沿南山山顶或山北坡上，自西而东今尚遗存的有金佛寺堡角墩、榆林坝墩和屯升的螺墩。这些墩现在都还保存较好，或者遗址尚存，是研究古代军事设施的实据之一，其中大部分已列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以永久性的保护。

1.河仓城

河仓城是汉代西部防线储备粮秣的军需仓库，位于玉门关以东，呈长方形，故又称方盘城。河仓城由南向北，夯土版筑。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三座仓库。每库向南开一门，墙壁上下置三角形小洞，上三下五，间隔距离交错相等，可能是通风设施。外围的东、西、北三面加筑有两重围墙。

2.马圈湾烽燧

马圈湾烽燧，位于敦煌小方盘城西11.5公里处马圈湾与盐池湾之间的戈壁走廊上。北距塞墙3米。烽燧平面长方形，底部长8.35米，宽7.6米，残高1.87米，为三层土墼夹一层芦苇叠砌。东南角砌有登顶台阶。堡早期筑于烽隧东侧，堡门西开，堡内有过道和套房三间，房内均有灶。火焚毁后废弃，改筑于烽燧南侧，门向南开。堡南22.3米有东西向的长方形牲畜圈。出土汉代简牍1221枚，记载有关出入玉门关、玉门关侯及其管辖范围和屯兵、屯田活动等。其他遗物300余件，有粮食、麻纸、毛笔、石砚、丝织残片、毛织残片、丝绵、麻布、麻鞋、竹编织器、漆器、木器、骨器、铁器、铜器、五铢钱等。

3.居延汉塞

居延汉塞是西汉武帝时派遗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上兴筑的长城，属于张掖郡（郡治在今甘肃省张掖市）管领，沿线设置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居延都尉驻在居延城，下属有珍北候官、居延候官、甲渠候官、卅井候官，管领障塞和烽燧都包围着额济纳河下游居延海周围的屯田区域。肩水都尉驻在肩水城，下属有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仓石候官、庾候官，管领的障塞和烽燧分布在今额济纳河中游。

居延汉塞遗迹，自东北向西南分布的总长度约350公里，约合汉代900里。称作塞墙的遗迹，大多被风沙淹没或被刮走。当时有些地段也可能就是“因河为塞”，利用河水作为防守工事，故未曾兴筑长城。现今在额济纳沿岸及原绿洲地带的城、障、塞、隧等遗址共约170处，其中有城障16座，烽燧150余处。建筑时都是因地制宜，有的用土板筑，有的用土坯垒砌，有的用石块或石板垒砌；各烽燧间的距离不等，有的两隧间距离约1300米，有的两燧间距离2000米，是根据地形和建筑材料而定。

居延汉塞遗迹，由于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地下埋藏的有机物都能长期保存下来。自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居延塞遗址内埋藏有丰富的汉代简牍以来，先后在各城、障、燧遗址内共采集和发掘简牍约3万件。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研究汉代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4.明长城第一墩

嘉峪关长城第一墩，是万里长城第一墩的俗称，又名讨赖河墩、头墩，位于嘉峪关关城南7公里处，沿戈壁滩至讨赖河陡壁的北岸边上，与祁连雪峰隔河相望，以河为险，是明代长城上西端第一个台墩起点。

长城第一墩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由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北距关城7.5公里，墩台矗立于讨赖河边近56米高的悬崖之上。对于它的雄险，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曾经有过生动的吟咏：“嘉峪关，雄险画皆难，墩堡遥遥相互望，长城道道连关山，猿臂也难攀。”在1万多华里的明代长城线上，墩台无数，密如繁星，而嘉峪关长城第一墩与河北山海关渤海之滨的“老龙头”遥相呼应，共同构筑起中华长城“龙”的首尾，成就了中华民族“龙”的美名。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丰碑，那么长城第一墩就是这座丰碑崛起的地方。现在，这座墩台残高约10米，其底部呈不规则正方形，底宽14米，内部仍呈正方形，长宽均为6米。用黄土夯筑而成，夯土层厚10～20厘米。

三、长城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在人类发展史上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各自都留下了其称奇于世的文化遗产。但是无论哪一个古国，都不曾有过像长城这样汇纳岁月风尘、面向博大精深未来的巨型信息载体。长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的，但深层原因却是经济的和文化的。生存空间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不仅划出了两种类型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也带来了社会发展时序上的不平衡：一方控弦纵马、飘忽不定，以游牧劫掠为生存手段，在布帛菽粟取给上对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一方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苦恋着土地与固定的农园，祈盼着丰收与安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摩擦与碰撞，兄弟阋墙，兵戈相向。所以说，长城的应运而生有它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就中原民族可供选择的抗御策略而言，“万里袭取”也绝非上策。茫茫荒原无所依托，少发则兵力不足，难有所获，多发则补给困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汉武帝、明成祖都有过如此苦涩的体验。而修筑长城、据险省戍，则可收到以常备防突袭、以步兵御骑兵、先处战地以逸待劳的功效。故而长城之兴是中原政权的统治者权衡利弊、掂量了战争效费比之后的明智选择；同时也是务静方内不求辟土，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之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的物质体现。长城犹如一座巍巍丰碑，一部煌煌青史，镌刻着古老文明的发生发展、封建王朝的更迭兴衰、中华民族的磨合交融以及精英人物的奇思伟想。

（一）长城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构筑长城的直接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军事效应是评价长城首先要辨明的前提。在冷兵器时代，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作用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秦时，“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⑰汉武帝时，“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⑱明代因火炮应用于战争，攻城之矛愈益锋利，但守城之盾也相应强化。明长城重点设防地段多用砖石砌筑，极其坚固，明守军也广泛配置火器。因此，明清时代，长城的防御作用仍可发挥。

长城，对巩固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保护广大农业地区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相对安定，确实起到了其他防御手段所不能代替的巨大作用。汉武帝是一个继秦始皇之后把封建专制国家进一步巩固下来的重要人物。他对掠夺成性的匈奴奴隶主早有戒备，并以坚决的回击。在他继位的第七年即元光元年（前134）就派“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⑲但是，到了元朔年间（前128至前123），匈奴不断侵入辽西、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武帝命卫青、霍去病统兵大破匈奴。为了有效地阻止匈奴的突然袭击，除了抗击之外，必须要加强防御工事。修筑长城以抗匈奴，是秦始皇时即已行之有效的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长城是一种边防设施，或者是有险可守的第一道防御阵地，然而古人在设计长城体系时，又不仅仅满足于边防的稳固，而是从整个国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问题的。长城是当时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它针对了主要的敌人，突出了主要防御方向。汉时为了拱卫长安，派苏建率兵10万依蒙恬旧规模置郡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列障戍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开河西五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金城），隔绝了羌与匈奴的联系，故而关中可以无患。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先于长城要害之处设沃野、怀朔、抚冥、武川、柔玄、怀荒（俱在今内蒙古及河北坝上地区）等六重镇，继尔征发百姓10万，筑“畿上塞围”，东起上谷（今北京延庆附近），西至于河（黄河），从而形成了对平城的拱卫之势。明代长城体系最称完善，大体沿长城一线划为九个防区，是谓“九边”：“九边”之前，设置了大宁（宁城）、开平（多伦）、东胜（托克托）三卫；并且分别以居庸、紫荆、倒马“内三关”和雁门、宁武、偏关“外三关”为枢纽，构成两道长城防线。占燕山、军都山、太行山以及恒山、管涔山、吕梁山之地利，加大了防御纵深，瞰制了主要歼敌战场。这种防御布势，不仅着眼于敌人从正面（蓟州、宣府、大同）进攻，而且考虑了敌人取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是比较缜密的。京师核心防御的组织，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思想。主要防御方向居庸关的外镇在八达岭，再往北有岔道城，而南口堡则既是接应前出的据点，亦是防敌侧背包抄的对外正面。京东方向，则针对通州北塞篱村至怀柔苏家口间地形平漫的不利情况，密筑敌台，界之以墙，使京师有重关之险。如上，以长城为主要阵线而组织的国土战略防御，包含着许多成熟的设防思想，不愧为关乎封疆形势和社稷安危的大手笔。

长城的外在形态是军事对峙，长城的本质却是对国家利益的守护。游牧民族的掳掠，给农耕地区的人民造成许多灾难和痛苦，自然也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诗经》中所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大概就是农耕民族筑城以自卫的源头。公元前215年，秦王朝收复匈奴盘踞多年的河套地区，在连贯原秦、赵、燕所筑长城的同时，因河为塞，建筑44座县城，并把内地人口迁移到这一地区屯垦戍边，乃有贾谊所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格局。西汉王朝在取得河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向西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向北则把“塞外列城”修到了居延海。这样一来，就控制了祁连山和焉支山，打通了河西走廊，从而比较彻底地解除了匈奴威胁。之后，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呼韩邪单于自请留居塞下，为汉守边，则开了匈奴政权接受中原政权领导的先河。此后六七十年间，北部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作为一种势力范围的标志，显示着某种战略优势，构成了一种对敌人的潜在威慑。汉王朝在威慑所及的地区，设屯戍守卫，组织大规模移民垦殖，迁徙安置降众，逐渐拓展中原先进的耕作制度与生产方式，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长城非但没有割裂各民族间的联系，反倒是因为有了长城及其戍守军人的管理监护，才更加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有序交往与文化认同。因为不少朝代都注重把依附而来的游牧民族，安置于长城内外的边境郡县，这就使他们更有机会接近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传统，同时也为边境口岸的双向贸易提供了市场。如今沿长城一线不少称为“口”的城镇，都是基于边境贸易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山西民歌中的“走西口”，也是指到长城以北（即口外）去贩牲口、做生意。如万历年间（1573～1619），俺答部归顺明朝，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在偏关水泉营长城外和大同、张家口三个地方，开互市市场，和汉人相互贸易。

（二）长城是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屏障

长城沿线地区，原来多是西汉王朝统治相对薄弱，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当汉边塞在这些地方构成军事防御线之后，同时构成了经济、文化的传播线。边塞的施工及维护，大量戍卒及内地人口迁入边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汉武帝不仅修缮了秦长城，而且新筑长城。元狩二年（前121），武帝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破匈奴，匈奴的昆邪王杀休屠王，并率4万人来降，武帝以河西地置酒泉郡。此后开始了河西长城的修筑。西汉（主要是武帝时期）所筑河西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有力地阻止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诸属国的农牧业生产，促进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对打通与西方国家的交通、发展同欧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两千年前中国的丝织品即是通过丝绸之路经康居、安息、叙利亚而达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条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远及两万多里。这条大道上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国际干道安全的作用。

(三)长城是中华民族科技进步的智慧基石

作为军事筑城，长城是我国古代各民族统治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防御的产物。长城从放大了的城堡到最终成为烽堠相望、绵亘谨严、敌台林立、纵深梯次的巨大防御体系，是两千多年十数个朝代无数先贤才智的积淀。许多深邃的军事思想由此脱颖而出，为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的形成提供了参照、准备了基石。

烽堠又称烽火台，是警戒和传递军情的工程设施，是长城防御的组成部分。它的设置比较灵活，有的直接建于城墙之上，有的则独立地构筑在长城内外，有的又将几个成犄角配置，构成烽堠群。但不管建在什么地方，烽堠间都必须要有可通视性，遇有敌情，白昼施烟，夜暗举火，以可见光为载体传递信息，实际上是一套情报保障体系。这在通信手段十分落后的时代，是很具独创性的。其情报传递速度之快，与马拉松那种靠人奔跑告捷的方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有了这套设施，信息流的输入输出成为可能，上层对末端的控驭，决策层对边境情况的掌握以及夺取先机的处置等，即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才有了基本的物质手段和前提。显然，这对于我国古代战争的组织、军队的结构分工以及战略概念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

长城的建筑特点是因地形用险制塞，它是用人工筑城的办法对既有战场进行改造与加强。在山地，则踞于峰峦之脊；在平原，则扼于要冲之处。长城对制高点的控制，对隘路山口的控制，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也完全是高水平的。长城大抵是以口设关，着眼于控制敌人的主要进攻走廊，同时依托关城，伸出两翼，扼守制高点，瞰制一定的防御地幅，形成点线结合、互为依傍的筑城体系。山海关长城、居庸关长城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长城是天然阵地与人工设防的巧妙结合，追求襟带岩峦，表里形胜。明代戚继光督修之金山岭长城，在控制战场和增大防御弹性方面，就想了很多方法：每座敌楼的战台和类似瓮城的挡马墙使敌人很难接近，与东西走向之长城主体同样坚固的支墙伸向当面浅近纵深，支墙左右两翼可瞰制前沿的制高点上还筑有独立的瞭望墩台。这样，便构成了前哨要点、斜切阵地和主阵地有机联系的筑城体系。敌若来攻，防御者不但可利用支墙机动兵力兵器提前接应，一旦进攻者楔入，还可组织倒打火力，使之腹背受敌。不要小看了这一道支墙，它足使长城脱出一线式防御的被动。它的出现，比被恩格斯称道为开辟了筑城新纪元的蒙塔郎贝尔的堡垒体系，要早两个多世纪。蒙塔郎贝尔是法国人，他的堡垒体系就是在某一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在外形上看是孤立的，但可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可以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人的锋芒不至于很快就危及要塞本身。这里还只是主阵地与外围要点之间火力的衔接与联系，还没有构筑直接用于机动兵力兵器的联络阵地。

（四）长城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中国是由五十多个民族凝聚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解决了农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交融问题。基于生产、生活的需要，互相联系、交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长年攻伐征战则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但从历史上看，只有凭靠长城的坚强护卫，才能遏制游牧民族军事上的侵扰，才有可能实现长期有序的交往。以汉代为例，汉文帝时，“遣将吏，发卒以治塞”，匈奴始稍收敛；景帝时，“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初，“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⑳宣帝时，则有赖于“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以至“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㉑在漠北匈奴墓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也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对游牧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匈奴“乐关市，嗜汉财物”，往往“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㉒在从中原获得大量生活、生产必需品的同时，也推动了匈奴畜牧经济的发展。这种互市交往也使中原地区受益匪浅。汉初牲畜奇缺，将相或乘牛车，但到武帝时，长城以南“滨塞之郡”已是“马牛放纵，畜积布野”，大批畜力投入农耕、交通运输，极大地提高了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蒙古族非但“孳牧渐多”，而且逐渐改变单一畜牧经济结构，“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瓜、瓠、茄、芥、葱、韭之类，“种种俱备”。㉓经蒙汉居民共同努力，塞外古丰州还屹立起一座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垦田万顷，连村数百，“城郭宫室布满丰州川”。㉔《明史·方逢时传》所载“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便真实体现了长城边防与屯田实边、交通网道、互市贸易之间环环相扣、内在关联的辩证关系。农、牧民族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进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互相熏染融合；而蒙古族渐习华风，竟至“每于佛前忏悔，求再生当居中华”。㉕

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既表现为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城稳定、边防巩固，也体现于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依相靠、联为一体，民族关系上和平交往、融洽相处，包括在价值取向和习俗心理上相容认同。只有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和“求再生当居中华”这种趋同融合，以及像明代那样塞外畜牧经济与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才最终使辽阔的北部疆域成为祖国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方面，长城防线发挥了联结、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非只是汉族中原王朝修建长城，北魏、东魏、北齐、北周、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入农耕地区后，也都相继构筑长城。长城是中华各族共同建造的历史丰碑。历史上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柔然、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沿着这条既是军事防线又是经济、文化汇聚线的长城地带融入汉族之中。长城蕴涵的巨大向心凝聚力，是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元素。

纵观中国古代北部边疆地区开拓发展的历史，大多与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建设密切相关。构筑与护卫长城防线、基本上以长城为轴心或以之为后盾向外辐射扩展的屯田实边与辟置郡县举措，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秦汉数以百万乃至千万计的屯垦军民运用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组织经营方式，累世艰苦开拓，初步建立起鄂尔多斯（时称新秦）、河西、辽阳三大新经济区。西汉时，新秦业已“人民炽盛，牛马布野”。㉖明代军屯、民屯之外，还行“开中”法鼓励商屯，遂使“近疆水陆屯田，悉垦治如内地”，㉗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㉘北疆交通网络最初也是直接由于构筑长城防务的军事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构筑长城和屯田实边、开辟交通以及互市贸易相辅相成，从而发挥了传播先进文明、开发边疆、孕育“塞上明珠”的生命线作用。

长城本身不过是“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㉙的战略防御设施，与封闭、保守、退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赵武灵王正是以“变俗胡服，习骑射”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㉚而标榜“众志成城”、斥长城无用的清朝恰恰又深深地陷入闭关锁国的泥潭。事实上，当中原王朝转入战略进攻态势时，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即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㉛招致惨败。这之后才“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㉜秦皇汉武，包括明初，无不是在主动出击、军事上取得压倒优势时修建长城的。这说明，修筑长城既是一种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的谋略。

毋庸讳言，长城本身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家、军事家手中，长城的效应也不尽相同。但对于古代高明的政治家来说，长城从来不是限制文明空间的环。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提及“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时所述，“看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成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长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猛进的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开辟与西方交流的通道，“以通西北国”，㉝显然是西汉在西域构筑障塞亭燧的战略构想。所谓“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㉞在这里，长城绝非是阻断与其他民族、国家交往的障碍；相反，正是“旷哉绝域，往往亭障”确保了丝绸之路畅通和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修筑长城所表现出的这种开拓、探索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运用万里长城这道军事防卫线和经济、文化汇聚线，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把农耕文明和畜牧文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和国家统一。长城沿线诸如榆林红石峡“华夷天崭，蒙汉一家”的巨幅石刻、各民族和中外文化荟萃交融、异彩纷呈的甘肃敦煌石窟及大同云岗石窟、被定为中国邮政标志的嘉峪关魏晋墓室《驿使》图、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其间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堪称是长城精神的真实写照。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而这种底蕴、内涵又与长城极为雄伟博大的景观所激发出的豪情壮志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最终积淀熔铸成勤奋智慧、坚韧刚毅、开放交流、开拓进取和充满凝聚力、维护统一、热爱祖国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注释］

①《史记·平准书》。

②⑥㉝《史记·大宛列传》。

③⑦《汉书·张骞传》。

④㉜㉞《汉书·西域传》。

⑤《后汉书·西羌传》。

⑧《汉书·武帝纪》。

⑨《明孝宗实录》卷89。

⑩《明史》卷214《杨博传》。

⑪《明神宗实录》卷37。

⑫庞尚鹏：《清理甘肃屯田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60。

⑬《明会典》卷130《镇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