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伟

访谈时间：2014年10月6日下午16点15分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八十年代，谁能说那不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我们是在诗的氛围中长大的，按伊沙的说法，我们是“八五级一代”，正好亲眼目睹了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最后的辉煌，也亲历了它的衰落。我们踏入大学校门之时，正是中国地下诗歌、民间社团的最鼎盛时期，徐敬亚发起的诗歌流派大展，在我们脑海中，至今仍是那一年最重大的事件。那时，武汉的文学社团也多如牛毛，我们武汉大学八五级的几位大学才子，也搞了一个“珞珈诗社”和“浪淘石文学社”，并自称“珞珈诗派”。那真是一个激情澎湃、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们每天碰头、交流、朗诵新作，和南来北往的诗人们见面。

问：我知道，您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诗歌生涯，属于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人这个群体。能否请您谈谈您在中学时代创作发表诗歌的情况？

答：我不知道我初中一年级时写的一首散文诗《蒲公英》算不算我的第一首诗，那是出于一种少年的淡淡的忧伤。当时是在一个山坡上，看到蒲公英四处飘散，就想它们最终会落脚何处呢？回去后把这种感受记录了下来，写得简单，但有某种单纯的伤感的东西，可能是这个打动了一些人。后来这首散文诗在《小溪流》杂志发表，还获了奖，让我和叶君健等老先生在衡山开过笔会，住在据说是蒋介石宋美龄住过的别墅里，我对那里松风阵阵的情形倒是印象深刻。在我老家，一个小县城湘乡，这算一件大事，被老师天天说，我有些得意，但也很不好意思。还收到过几百封读者来信，很多是比我年龄大许多的人写来的。那个时候文学是时代的中心，很轰动也很疯狂。让人怀念，但有时又不免怀疑。

问：听说你在武汉大学就读时是一个诗歌活跃分子，能谈谈当时武大的校园诗歌情况吗？你是否受益于当时的校园诗歌气氛？

答：我是1985年从湖南湘乡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的。武大当时被誉为“高校中的深圳”，是高校改革的典范。那时的校长是刘道玉，教育改革家，现在大学里常设的学分制、插班生制、转系制度等等，在大陆都是从他开始的。武汉1980年代是一个文化中心之一，哲学、艺术、文学等等都出了不少人，全国各地来这里交流、访问的人也很多，表现之一是那时讲座特别多，而且很开放，讲什么的都有，我听过很多。后来学校还鼓励大学生、研究生自己开讲座，我就是比较早讲的，好像是全校第二个吧，是学生会组织的。我讲的是第三代诗歌，还很轰动，教室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班上也有不少同学去听。

当时很多人对什么是第三代还不了解。全国各地的诗人来武大也比较多，武大本身的诗歌氛围就很好，前面有高伐林、王家新等诗人，方方、陈应松、林白他们以前也是写诗的，后来才写小说。武大很早就有个“樱花诗会”，一些老诗人像曾卓他们每年都来。到了我们八五级，我和洪烛、陈勇、黄斌等又发起了一个“珞珈诗派”，理论上主要是我写文章，点子也是我出得多。当时武大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武汉大学报》对我们很偏爱，我的一篇长达万字的评论他们分五期连载，还给我们每个人做专辑，介绍、照片、诗歌加评论。你要知道，校报是周报，而且每期也就八个版，文学版大部分时间都被我们几个学生占着，所以我们在学校里知名度很高，经常碰到教授看见我说：“你就是李少君啊？”说句老实话，难免有些得意，也很受激励。

武汉高校多，我们和外校联系也很密切，张执浩、剑男、沉河等等，我们经常互相串门。邱华栋、李建春他们比我们低几届的也很活跃。那个时候，廖亦武、肖开愚、李亚伟他们也常在武大，但我虽然写诗，兴趣却比较广泛，从哲学、美学到小说、评论，都兴趣很大。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待着，晚上就在宿舍走廊里游荡，我晚上披着毛毯在走廊里游荡一度成为新闻系的一大景观，同学们开玩笑说：“诗人又开始在夜晚流浪了”。

很显然，当时那种氛围对我影响很大。那种诗性的生活，充满激情和乌托邦理想，我其实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但觉得自己应该努力，不断充实自己，同时多做事。那时流行说自我实现，萨特说成为你自己，我那时看过不少存在主义的书，我对萨特这句话的理解是只有通过不断做事才能完成自己，所以我喜欢不断尝试，自我挑战，在这过程中自我超越。不过显然海德格尔对我的影响更深远，虽然那时读得似懂非懂。

问：我知道，邱华栋是您的师弟，能否和我们谈谈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往事？

答：华栋在新疆读高中时就是著名的校园诗人，这匹来自西域的小马驹先是到了山清水秀的楚地，接着又冲到北京大都市驰骋，如今已是国内著名作家、《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在武大读书时，我和华栋借助浪淘石文学社、珞珈诗社等师兄们留下的金字招牌，举办过不少诗歌活动，包括著名的樱花诗赛。华栋在武大时就是典型的校园诗人派头，经常披着一条大白围巾，行走在樱花树下，迷倒不少气质女生和无知少女。那时，武大的校园诗歌在武汉众多高校中属于领袖地位，在1980年代末的武汉掀起一个又一个诗歌高潮。

问：当年，您创作的散文诗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您的散文诗创作、发表过程？

答：我读大学后，写诗有过一个爆发期，青春的冲动时期吧。写得比较好的还是散文诗，《中国的月》、《中国的秋》、《中国的爱情》系列在《大学生》、《湖南文学》等发表，《青年文摘》等转载过，还被一些大学放在了诸如“诗歌名作”栏目陈列展览，也许我最早的读者就来自这个时候。这些年出去讲课，还会碰到人说读过我当时的作品。那个时候的诗歌，大都是一些青春的忧愁伤感之作，比较唯美，比如写的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伤感是青春期特有的权利，这句话大体是准确的。

问：武汉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身为武大诗人，能否和我们谈谈您心目中的武大诗歌？

答：武大天然与诗有缘，这里的山青水秀本身就是充满诗意之地。八十多年前，也就是1920年代，一位诗人将这座山命名为“珞珈山”，这个诗人就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先生，我现在每年都要把他的《唐诗概论》找出来重读一遍，那是经典中的经典。从此，也就注定了武大与诗歌的漫长亲密关系；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70年代末，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全国十三所著名高校的学生联合创办《这一代》杂志，创刊号就诞生在珞珈山上，诗人王家新、高伐林就是当年武大方面的负责人，其他高校的学生有北大的黄子平、中山大学的苏炜、吉林大学的徐敬亚、王小妮等等，当年的活跃分子如今还是中国文坛诗坛的活跃分子；1983年，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发起“樱花诗会”，随后逐渐演绎发展为面向全国高校的“樱花诗赛”。我们都知道，出自武大的小说家方方、林白、陈应松、刘继明、喻杉、邱华栋，散文家野夫、纪录片导演杨晓民等，当年的主要身份都是诗人；而学者程光炜、罗振亚、汪剑钊、陈卫、李润霞等，也都以诗歌研究和诗歌翻译著称；1985年前后，第三代诗人里的活跃分子李亚伟、肖开愚、马松等经常流窜于武大校园的幽暗角落里，与武大的校园诗人们密谋诗歌革命；1987年，武大七位学生创立“珞珈诗派”，包括我、黄斌、洪烛、陈勇等，和华师的张执浩、剑男、魏天无、湖北大学的沉河、张良明、中南财经大学的程道光等相互呼应，造成一时盛况……武大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诗歌的历史。

问：武汉大学创办的“樱花诗会”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中的一大亮点，能否请您回忆一下第一次参加樱花诗会的情景？

答：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参加“樱花诗赛”时，是在教二楼一间教室里，灿烂如云的樱花包围的教室里，人群拥挤，水泄不通。著名诗人曾卓先生披着围巾，在一众人等簇拥下，从樱花树下飘然而至，大家自动为其让出一条通道。曾卓先生面带微笑，有些瘦弱，但其风采俊逸潇洒，自有一种迷人的气质。那一次樱花诗会规模不算大，后来樱花诗会都移至梅园前的小操场（现在大家习惯称“梅操”，我们那时每个周末自带小板凳去那里抢位子看露天电影，据说后来这里还演绎过很多公开求爱的浪漫故事）。那时，大家对诗歌都怀着虔诚之心，不因场地狭小影响情绪氛围。回想起来，那时窗内人物神采奕奕，窗外樱花绚丽闪亮，人物鲜花相互辉映，呈现出一种诗意盎然的场域。我现在还记得，中途我恍恍惚惚从会场出来时，一抬头正好看见一尊校友们捐赠的鲲鹏展翅的雕像，鲲鹏似乎正欲腾飞而去，遨游高远的天空。后面，正是碧空如洗。我一时感觉如在梦中，还未从诗意氤氲之中醒来。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无形中熏陶影响我后来做了一个诗人。如今恍然已过近二十七年，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只是当时风景人物安在哉！

问：请问您如何评价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创作？

答：大学生诗歌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诗歌的缩影，大学生受各种诗歌观点、思潮影响，创作正逐步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样态，而从中正可以窥见中国当代诗歌整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