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闽

《逃离托扎敏》是曼娘“托扎敏系列”散文中特色比较鲜明的一篇。文本具备了与诸多乡土题材散文一致的叙述形式，即以个人幼时凝固的记忆点为连缀，侧面描绘出大兴安岭深处的小镇托扎敏作为故乡的姿容，托扎敏独特的四季，莽苍无边的原始森林，宁静和睦的小镇人家，少数民族生活特有的风俗俚情，共同勾勒出一幅新奇美丽的风情画卷，富有异域传奇色彩。内容上，作者选择性书写了发生在亲人身上的两个故事，通过情感与认知的冲突，反映出家乡作为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所造成的人类灵魂深处复杂的眷恋与疏离。文中提供了可贵的深层次情感拆解视角和意义预设经验，把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乡愁演绎成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值得借鉴与肯定。

人类认知是一个恒久的动态过程，永不停歇。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一种事物于一个人的内心是永久不变的。作者的生活轨迹，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这个变迁的过程与她个人的成长历程是同步的，生活常识得到积累，情感与理智不断丰厚，最终调和成她抵牾人生的阅历和见解。应该说这一切对她的原始记忆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无法改变——托扎敏依然是作者的精神原乡，是她一切思维能力开始的地方，在那里，她享受过独有的自然风光、父母的精心呵护，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少年时光：

“我和我的伙伴们是不管冷不冷的，我们只是高兴可以褪去笨重的乌拉鞋和厚重的棉大袍，可以痛痛快快地上房爬树了”，“我们每天忙着采山吃果，最兴奋的是骑在树杈上美餐，一把把的野果子塞进口，来不及细嚼就吞咽下肚，根本没机会去理会空空的篮子。吃够了，才会打着响嗝儿，采果，回家”，“上学时，高我两头的小林哥带着铁锹，一边走一边铲雪，我跟在小林哥的身后，百无聊赖地看着身体两侧高过我的雪墙。尽管冬天的母亲没有了笑脸，尽管严厉的家规让我生畏，我依然喜欢在冬天逃课。我爬上学校的青石墙，在墙头使劲一跃，就跳到墙外的雪地里了。从雪里爬出来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我必须要在雪地里挪移许久，才会气喘吁吁地站起身来”。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就是她的幸福所在。在渴望已久的春天的气息里玩耍，淘气，在冬天没人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去上学，寻找自己的乐趣，作者的幼年无法觉察或者从未想到过要去觉察那时的生活与别处的殊异，所有的时间空间都弥漫着幸福感和满足感——那时的托扎敏一切都是平静和安好的。

曼娘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饱蘸深情，主体感性经验发挥了突出作用，字里行间流动着温暖的气息，“短暂得不易被察觉的春天”，“为燕子敞开的朝南的窗子”，母亲的叹息与笑容等等描述，都从不同的感官体验出发，把一时一地的细节从灵魂深处挖掘出来，细微绵密，直入人心。经由这些经历积淀下来的情感根基无以撼动，多少年过去，作者从幼小到成年，从居住离开到重新凝视，这是一个漫长而细屑的过程，她可以任由身体和生活漂浮在城市里，而童年和精神却依然还驻留在那个叫托扎敏的地方，甚至她的思维依然还保持着那里泥土的底色，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失败的出走过程！

散文体裁最强大的魅力在于，它一直沿着感觉与体验的事物不断发现和呈现，由外向内，因情而动，因情致远，说到底，是作者创作思维与素材的碰撞和融合。曼娘在“托扎敏系列”散文中所反映出的散文创作观是宽泛的，用一个庞大的乡情主题圈囿了所有的感受和体验，起笔之下，主导力量源自个体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情绪，现实与记忆之间被浸渍了深深的怀念，幽微或者宏大已经不再被纳入考虑的范畴，重要的是它一直在内心深处强烈地震荡，未必清楚写下的因由，但写下的意图却是坚定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写作过程中意愿蓬勃健壮，作者遵从自己的内心，为读者提供了宽阔舒缓的阅读语境，使文本表达气息连贯，整体上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这样的文本内容并非完全来自托扎敏原有现实生活的写真，而是经过个性思维加工后的记忆面貌，它强调画面感，诗意浓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既有现实之间的割裂感。作为一个清醒的，有独立品质的作者，曼娘一直在探索此类题材，为自己创立特有的认识空间，与自己相遇，以自己的力量去剥离世界表象，抵达自己的写作之域，在此基础上，她确立了个人散文写作的独立叙事立场和姿态。

一是日常生活事物的象征和变异处理。作者走出托扎敏，客观上是一个孩子对父母生活决策的服从，而真正想逃离托扎敏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巴图和乌兰托雅，这样的表述使“逃离”在文中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词汇。作者写到“我的母亲”是血管里流着高贵的满汉血液的才女，她的才智和认知远远地超越了托扎敏小镇上的人们。文中没有刻意讲述母亲的不满甚至愤怒，只是通过母亲的笑容和愁容对比、母亲的叹息来反映她内心深深的失落和抵触。“红柿子事件”引爆了母亲的多年隐忍，最终完成了全家人离开托扎敏。“红柿子”沿着弯曲的铁路线意外降临托扎敏，是作者的一个设计，它代表了母亲心中山外的新鲜事物和优越生活的象征，这些是托扎敏所没有的。同样，巴图和乌兰托娅的逃离，仍然是因为托扎敏的缺失——没有“菜市场、歌舞厅、电影院”，而目的地天津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对于逃离托扎敏的原因，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并未着意进行区分，她只想说到这件事的发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上为读者打开对故乡、乡情、乡愁新的认识。故乡是神奇的事物，承担了每个人丰厚的记忆和情怀，却无力阻挡每个人对它的疏离和逃脱，经历时光流水，重又回归眷恋和冥想。

日常生活中，曼娘是一个茶禅一味的娇小女子，如何挑起这样厚重沉浑的故乡主题，是一种能力和勇气。故乡作为人类内心对远方的怀想和寄望，必须要等到生命经历抵达一定位置的时候才可以体味得到，所以，简单地把乡愁理解为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是不够的，因为它太过雄浑与厚重，积淀和消散的过程都极为缓慢，缓慢到你须一世，也走不脱。托扎敏是曼娘的故乡，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坐落在大兴安岭深处，山下静静的吉文河缓缓流过，在整个系列散文中，它已经变异为一种气息和情绪，明澈而沉静地怀旧和纪念。正如杜拉斯所说：一页写完，一页结束，写作就是一场哀悼。

二是民族元素的扩张和渲染。“托扎敏系列”散文广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同时具有蒙古族和汉族血统的女性作者，曼娘对自己身体里血液的属性或者民族身份有着与他人不同的认知，一方面，她怀有对蒙古民族范畴内的一切事物的虔诚和敬畏之心，以崇敬和膜拜的心态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观念和书写态度；另一方面，她不排斥多年城市生活所提供的汉文化视野和经验，甚至不约束两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思维在文本中的碰撞。例如，她写母亲是“高贵的才女”，父亲是“身材短壮的蒙古男人”，流畅地叙述托扎敏的春天来了，可以脱掉“乌拉鞋”和“棉大袍”，写到巴图望向群山的绝望的眼睛，鄂伦春人和蒙古人表达喜怒哀乐的篝火旁的“安代”（舞蹈），日常居住的木刻楞（房子），以及一系列蒙古民族特有的称谓，如腾格里（天神）、哲别（神箭手）、那可儿（伴侣）、高勒奇（正义）等等，所有的书写都是汉语言写作的常规规范，其间散落上述民族特色词汇，提请读者注意到少数民族元素有效地扩张和渲染了托扎敏的异域气息。民族语言造成的特有的视听效果，增添了阅读的新奇感，主观上还牵引着作者对故乡的记忆链条，那是她心里的一种质地，无时无刻不延伸在每一处书写当中，影响着文字中流动的情绪和味道。

三是乡愁被有效拆解的艺术性。冯唐说，作家毕竟是一个手艺人。手艺人一定要对自己的手艺有一辈子的追求。曼娘很明白这一点，她也明白自己要做到的乡愁主题加工应该达到的效果，即艺术性的问题。从表达方式上说，本文尊重了乡愁呈现的自然状态，她放任母亲、巴图、乌兰托雅对托扎敏的逃离，但同时也安排了巴图和乌兰托雅的女儿所生的孩子取名“高勒奇”——正义之意，依然代表了托扎敏的品行；她用诗一样的语言对家乡风物的反复叙述，都是在强化乡愁的原有味道，入情入理，体现出表达上的平衡之美。文章的终极价值一定是要解决问题的，不露痕迹，不动声色为高妙，因为最刻骨的乡愁，往往是你自己感觉特别痛苦的，拧巴的，纠缠的，有一个云淡风轻的结尾，是作者已经找到了清风来去的方向。之所以说，她对乡愁的拆解和诠释是新鲜的，是因为她利用一个主题、两个故事从身体、心理、外部世界三者快速变化的过程中，分离出了多种关于乡愁的心碎之感。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写作时代，全新的写作评价体系为少数民族题材带来诸多利好。曼娘关于托扎敏的叙事恰逢其时，以文学的方式整合了个体与故乡之间的断裂，指出乡愁已从属精神创伤的特质，能否被这些叙述治愈，作为已经出走的“局外人”，作者显然无力决定。几十年持续的关注，使作者从故乡出走的过程缓慢无尽，她依旧执念，在书写中为托扎敏撒下希望，一层层播撒。或许她的心愿并不大，只想看到记忆中的那片土地和群山永远生机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