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晨

生活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
——《平凡的世界》的两次电视剧改编

李 晨

2015年正月初八，无数的当代孙少平正汇入春运的洪流，离别亲朋故土，重返闯荡世界的生活轨道。借着春节尚未散去的喜庆团圆，由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开年大剧《平凡的世界》在两家颇具份量的地方卫视台播出。文学原著历久弥新的巨大影响力使这部电视剧赢得了各年龄层受众的关注，“像孙少安那样去奋斗，像田润叶那样去爱”尤其传达出年轻人的心声。随着该剧逐渐发酵为媒体热点，引人回味的不仅是小说，还包括一个更早版本的同名电视剧。

一部小说和跨越二十五年的两部电视剧

1986年12月《平凡的世界》首部出版，1988年5月全书完稿。然而，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坛西风正劲、新潮迭起，老题材老手法的《平凡的世界》并未收获业内赞誉。与文学界的冷淡相比，198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却显得很接地气，遍布全国的忠实听众手捧半导体，追剧达半年之久。这应是《平凡的世界》在当代阅读史上的首次大范围传播。

读者的高度认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平凡的世界》在1991年3月摘取茅盾文学奖桂冠。但早期版本的电视剧并不是我们今天预想的那样在小说获奖后被影视编导发掘。也许是受广播剧的启发，1989年3月，距原著完稿不到一年，该剧就在延安枣园乡开机。拍摄任务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领导下达给导演潘欣欣的，路遥亲自参与了剧本的修改，还带着导演在陕北农村住了二十多天，采访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原型。1990年三、四月，该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相继播出，并获当年长篇连续剧飞天荣誉奖。全剧虽然只有14集，但在80年代，除了《红楼梦》（36集）和《西游记》（25集），仍算篇幅较长的。

时隔整整25年，新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2014年3月在陕西榆林开机，2014年7月杀青，全剧56集，导演毛卫宁。早在2006年，上海某影业公司就从路遥女儿的手中购买了改编版权，剧本的创作及修改历时六、七年。2009年，该剧被列入上海市重大影视创作项目，并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扶持，总投资达1.2亿元。

从剧集的长度上看，新老版本的差异是很大的，相对于百万字的鸿篇巨制，老版本毕竟显得太短，呈现给观众的基本上是一个故事架构，虽然较为忠于原著，没有太大的篡改发挥，但从情节安排上看有不少跳跃，尤其是一些促使故事发生转折的重要情节，尚缺少充分的铺垫。于是旁白担负了大量的叙事补充功能，比如少安私分猪饲料地、抢水风波、田福堂炸山等等，都是由话外音三言两语带过。在感情戏中，老版剧表达比较内敛，没有过多的铺陈，也没有人为发挥的曲折反复，相比如今的影视剧，口味颇为清淡。仅有14集的《平凡的世界》无疑是简洁的，也正是由于简洁，整部剧线条粗、细节弱，故事展开得并不充分，人物性格也不够饱满，相应地就削减了原著的内在力道，没能更好地复原小说的风采。

从新老版本的对照上看，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剧是原著的一个缩写本、简写本，那么2015年这个长达56集的版本所增添的某些剧情内容，就显得很有意味，也更有效地说明了两个版本的内在差异。

黑馍与白馍：敢于改革才有戏

在路遥笔下，《平凡的世界》是沿着少安、少平两兄弟的双向线索展开的，在新版电视剧中，贯穿全片颇为显著的改动是，双线扩充为三线，田福军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人物一出场便顶住政治压力体恤民情，他反复念及的理想是让老百姓能吃上白面馍。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大多数农民碗里的黑面馍，是文革后期的激进政治给农业生产带来的破坏。于是，从黑馍到白馍的渴望，也暗含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共识。围绕着田福军，新版剧既展现出他身处的政治环境和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路线斗争，也折射出1975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氛围，尤其突显出改革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纠葛、较量。就一部电视剧而言，在田福军这个脉络上铺陈得的确比较充分，既塑造出全心为民、近乎完美的好干部，又树立了农村生产方式变革的合法性。

反观早期版本的电视剧，政治气息很淡，改革并不是一个核心议题，黑馍还是白馍对贫困的孙家来说是一个要紧的生计问题，但没有过多地向田福军延伸。无论黄原地区还是双水村，政治环境和路线斗争仅有浮光掠影式的呈现，田福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配角，编导完全没有展示其高大的形象意图。

在文学原著中，相比田福堂或孙玉亭，作为政治人物的田福军并未显得更有戏，而新老两个版本的电视剧对这一角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众所周知，文革政治从来是影视剧的烫手山芋，在这个重要关节点上，老版剧采取了回避策略，新版剧的改编则颇为大胆细腻，以重讲历史的方式呼应着当下深化改革的现实政治，这其中既有突破，也不乏讨巧。但无论如何，经由《平凡的世界》观众有理由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抱以更高的期待。

“人不能穷一辈子”：无法致富的孙少安当不了男一号

熟悉小说的读者即便保守地判断，原著中少安、少平兄弟的份量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但是在2015年的电视剧中，孙少安风头强劲，成为绝对的男一号。这个原本肩负着家庭重担的朴实农民，变得强悍而俏皮，化身为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英雄——除了私分猪饲料地和搞土地承包之外，编导还将解决抢水风波、推动炸山和协助二队分田这几件原本与人物没有关系的事件安插在少安身上，以渲染其远过常人的行事能力。但大事小情都是烘托，剧情赋予这个超人式农民的根本任务是甩脱烂包光景，发家致富。

与孙少安和田福军覆盖新版电视剧大量戏份密切相关的是该剧的核心叙事动力——贫穷。剧中对孙玉厚一家包括黄原某些落后地区的赤贫生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从少平的饥饿到少安的爱情挫折再到结婚的彩礼、窑洞乃至散落在细节中的衣衫鞋袜，电视剧调动了一切可支配的场景、道具和情节来传达什么是贫穷、什么是穷人。由贫穷的现实和改变贫穷的愿望延展出田福军的追求，也激发着孙少安的心劲儿，被动地拒绝了润叶的感情后，少安目光坚毅地对田福堂说：“人不能穷一辈子”。

然而，在人民公社的生产格局下，从黄土里刨挖生活的孙少安看不到致富的希望，这个人物几乎抓住每一个可能给制度造成冲击的缝隙，思谋着变革、脱贫。终于，上层的改革暗潮与这个时刻准备着的基层农民相碰撞，使他率先甩开了旧制度的羁绊，收获了富裕的果实。正是贫穷和脱贫这对矛盾的推动，使田福军的政治生活成为重头戏，也使孙少安从穷家薄业到发家致富成为全剧的核心脉络。砖厂破产停工后少安的惶尴尬足以证明，在能人和富人之间，后者显得更加根本，无法致富的孙少安当不了男一号。于是，新版剧的少安，不仅是一个有德性的生产队长，双水村大小公事的核心角色，解决各类纠纷难题的能人，更是农村改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是乡村致富的带头人。这个灵魂人物承载着黄土高原式的勇猛、传统中国的道德担当、活泛的现代经济头脑和锐意革新的非凡气魄，勾连着全剧的起伏跌宕。这样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安排，既符合当下的政策导向，又符合普通百姓中流通的追求富裕的核心价值观，加之习近平同志在两会期间恰好谈及此剧，引发媒体热议，营造出好评如潮的局面。

但不得不承认，全能版孙少安尽管如此完备，却与原著中那个朴实的乡村青年相去略远，过犹不及的缺憾并非陕北方言和衣裤上的补丁能够挽回。相较而言，早期版本的电视剧中，贫穷也是双水村生活的第一现实，但对这个现实并未大肆渲染，与此相应的是田福军及其所代表的上层政治线索的隐没和孙少安形象的平实，剧中没有反复强调这个18岁当上生产队长的小伙子有多么能力超群、压服众人，着重凸显的是人物的憨厚、肯干，从基本形象上更贴合小说构建的文学想象，但从角色的表现上看，也并不出彩。

1989VS.2015：西北风与中国梦

总体而言，新老两部《平凡的世界》，拍摄时间相隔25年，都打着各自鲜明的时代烙印。早期版本带着明显的80年代气质，洋溢着浓浓西北风，与当时的“河殇”精神相呼应。从可查阅到的导演阐释来看，当代城乡青年、黄土风貌、时代气息和现实主义是该剧的基本要素，“文化与劳动”被定为主题，但导演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文化上，推动情节进展的核心议题是文化匮乏的现实环境与对文化有着执着追求的青年人之间的矛盾，是愚昧蛮荒的黄土高原与先进的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1975—1985年间政治经济的混乱也被归于缺少文化。虽然电视剧对该主题的艺术传达仍欠火候，难称佳作，但这个基本的创作意识反映出当年的思想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老版剧中对改革之后的乡村社会巨变表达了一种忧虑，真实地呈现了80年代中后期，传统乡村社会与经济改革浪潮碰撞下的现代反思。然而，要将反思切入问题的本质，单从文化入手显然是不够的，忽视与文化构成因果互动关系的政治经济改革既是那一阶段学术思想界的局限，也是1989版《平凡的世界》在格局上的硬伤。

新版剧的导演毛卫宁将他麾下这部总投资1.2亿元的《平凡的世界》称为充满“中国梦”和“正能量”的作品。很显然，无论“中国梦”还是“正能量”，都是以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变迁中翻身致富的孙家为主轴的。把个人奋斗包裹在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中，家庭又包裹在以贫富为衡量标准的价值判断里，这是结构该剧的基本叙事层次，也是结构当下无数个体和家庭的基本社会现实。在这个现实里，经济准则已经成为不可抽取的要素，无法致富的孙少安成不了男一号，没有经济保障的传统道德也难以发挥切实的文化感召。改革有力、奋斗有梦、伦理有情，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版电视剧在致富动力下对改革和家庭的征用极其贴合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相比老版电视剧，无疑显示出其当下性，相比路遥的原著，则太过圆满，缺少了现实主义的内在批判性。而颇具时代感的是，新版剧为了吸引更多90后观众做足了功课，收效甚佳。标题党称之为史上颜值最高的乡村偶像剧，少安、润叶和向前的三角恋添加了原著没有曲折反复，人见人爱的少平让年轻观众随时穿越到《步步惊心》的十三阿哥，精良的摄影和后期制作也足以满足高清画面带来的视觉享受。于是2015年呈现给观众的《平凡的世界》更像是俊男美女的恋爱时代和成功企业家的奋斗前传，请地产大亨潘石屹来做代言人也便理所应然。

金钱之外的东西是什么——作为问题的孙少平

把孙少平这个重要人物放在本文的末尾是因为无论路遥的作品还是两部电视剧，少平都可以作为尚待解决的问题来对待。从新版剧播出后的反响看，这个角色遭到颇多非议，小说迷们普遍表示失望，不了解原著的年轻网友甚至发帖追问：孙少平和王满银究竟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出去逛，为什么王满银人人喊打？这些不满和令人发笑的点评，一方面说明人物形象的不足，另方面也显示出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塑造该人物的难度。剧中的少平由贫穷带来的窘迫和自尊，旁白适得其反的原文照念，人物抒情式的自我期许、晓霞的爱情滋润、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些许好勇斗狠支撑起来。相较于全剧，孙少平最为丰富也最为独特的内心世界和十年间的精神成长蜕变却呈现得很苍白，手捧书本，耳听贝多芬，出门学雷锋都显浮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让今天渴望获得最大市场效应的影视编导去描绘孙少平的精神世界，让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去理解孙少平生活逻辑，同样都很困难。在一个拼爹的时代，一个数亿农民进城务工的时代，一个文化快餐来势汹汹的时代，要怎样才能让人们发自内心地相信孙少平、敬佩孙少平呢？这个有着丰富的心灵生活，要以平凡人的身份开创不平凡生活的体力劳动者在既定的价值模板中找不到位置。编导将原著中的第一男主角由少平换为少安几乎是一种必然，发家致富的“中国梦”里，爱看小说的孙少平更像是一个破坏剧情圆满的精神异类，打着社会底层和失败者的出身印记。如何想象、如何艺术地创造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这是改编《平凡的世界》真正的难题所在和魅力所在。可惜两个版本的电视剧在这一点上都完成得不尽人意。

电视剧的缺憾或多或少与原著有关，对于路遥的小说而言，孙少平的精神世界也带有某种模糊性，他并不鄙视农民和劳动者的身份，但渴望走向双水村之外的大世界，除了赚钱他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而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外面的世界究竟有什么吸引着他，都是不明确的。少平从阅读中生长出的并非面向社会现实的政治感，在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及初小毕业的少安，他孜孜渴求的是精神层面的自我锤炼和提升，但路遥将青年人不顾一切的闯劲过多地投注在形式化的理想中，缺乏实在的内核。当人物超拔的精神追求跟各个层面的现实相交织时，表现出的是掺杂着理想的激情和激情受挫的痛苦，而非对社会更切实的感知与思考。

正是由于精神世界中形式对内容的覆盖，使得孙少平的未来也颇不明朗，矿山更像是一个城乡交叉地带，生于1958年的少平将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巨变中被冲向何处？他对文学的热爱、他是非分明的道德感、他对世界的美好期许、他的自尊和理想将顽强地保留还是一一被残酷的市场所摧毁？路遥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无数的乡村青年、小镇青年已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走上了少平的路，他们离开家乡，怀揣着闯荡世界的梦想进入城市，抛洒血汗，渴望着改变生活，渴望着他们的一席之地，渴望着成功和被认可。直到去年，一个年仅24岁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许立志——以死亡的方式将他的诗歌传播开来，人们才经由严肃艺术的途径接近了这个群体的身体感受和心灵世界。热爱《平凡的世界》的观众和读者一定愿意相信孙少平有着比许立志更强烈的生存欲望，然而少平将走向哪里，他的精神航向和现实出路仍旧是时代的难题，这里真正包含着当下社会最大多数平凡人的平凡世界。诚如路遥在小说的尾声借少平之口讲出的“生活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作为悬念和问题的孙少平将一直漂浮在这个无以为傍的世界里，等待答案。

李 晨：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