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超

摘要：河北省碑刻历史悠久，种类、数量繁多，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是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些碑刻对深入研究河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均大有裨益。

关键词：燕赵;碑刻;文化

中图分类号：J2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3-0001-02

碑刻，即含有文字内容的石刻，是历史文化重要载体之一。碑刻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被视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

河北省别称“燕赵”。燕赵碑刻是中国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碑刻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燕赵地区先秦至南北朝这一时间段碑刻”具有如下文化内含。

一、曰“特”

燕赵地处华北，东濒渤海，西倚太行，南临漳河，北枕内蒙古高原，西北高而东南低，是全国少有的集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盆地地貌于一身的省份。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才催生了距今约二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泥河湾遗址，及距今七千三百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磁山文化遗址，才保留了“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这样一些关于黄帝、炎帝、蚩尤的古老傅说，使河北不仅成为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也成为“东方古人类的摇篮”。正是这样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河北成为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并存、冲突与融合的地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这里既建立了许多汉族政权，如战国时代都于蓟（今北京市）、以武阳（在今易县）为下都的燕国，以邯郸为都城的赵国，初都于顺（在今定州市）、后徙都灵寿（在今平山县三汲乡）的中山国等。也建立有少数民族政权，如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初都于襄国（在今邢台市西南）、后都于邺（今臨漳县邺镇）的后赵，鲜卑慕容部建立的相继以中山（在今定州市）、邺为都城的前燕、后燕等。此外，还有鲜卑化汉人高欢、高洋建立的以邺为都城的北齐。正是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河北中南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较为发达，碑刻创作繁荣昌盛，而北部及东部碑刻数量屈指可数的局面。总之，勤劳勇敢的先民，在劳作之余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众多、质量一流的碑刻。如果平山县三汲乡不位于当时中山国都城附近，恐怕很难有《中山国刻石》在此发现;如果元氏县不是当时常山国治所在地，恐怕很难有七通东汉碑碣于此问世;如果磁县不鄰近当时东魏、北齐的都城邺，恐怕很难有近百种墓碑、墓誌在此发现;如果響堂山石窟、娲皇宫石窟不鄰近都城邺并得到北齐朝廷的鼎力支持，那么规模如此宏大、文字精美的摩崖刻经，恐怕很难完成。这是因为碑刻创作兴旺发达与否，与该地所处的特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二、曰“早”

1937年出土于平山县三汲乡村的《中山国刻石》，约刻于战国时期中山国为赵国所灭之前（前310—前296），不仅是河北省目前出土、发现的最早碑刻，亦是全国目前出土、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之一。它与唐代初年，在今陕西宝鸡市凤翔县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战国时代秦国的《石鼓文》齐名，同为我国目前发现的两件先秦碑刻实物，被誉为“碑刻之祖”。清道光年间发现于今永年县的《群臣上酬刻石》，刻于西汉初赵王遂二十二年（前158），是河北继《中山国刻石》之后问世较早的另一刻石文字，是目前发现汉代最早的刻石文字，被金石学家称为“汉石之冠”。

在“碑碣云起”的东汉，刻于安帝元初四年（117）的元氏县《祀三公山碑》（俗称《大三公碑》），是河北现存的十通汉碑中问世最早的一通，也是我国目前发现问世最早的著名汉碑之一。民国年间，在今易县出土的《皇帝东巡之碑》（又称《御射碑》），刻于北魏太延三年（437），记述了太武帝拓跋燾东巡过易州，与群臣比赛射箭之事。它比刻于太平真君四年（443）的著名碑刻《嘎仙洞祝文刻石》还早五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北魏第一通碑刻，称它为“魏碑第一”，也是恰如其分的。

墓誌又称“埋铭”“墓誌铭”等，是一种埋于墓中，标识墓主人功业的石刻。它萌芽于汉代，成熟于北朝。1952年出土于望都县的《东汉望都一号墓佚名墓铭》，刻于建安二十五年之前，是迄今河北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方墓誌，也是我国出土为数不多的东汉墓誌之一。近代，河北出土的北魏早期墓誌众多，其中著名的有1993年出土于定兴县的太和十八年（494）《严德蚝墓誌》，1997年出土于赵县的景明二年（501）《赵谧墓誌》，1965、1972年相继出土于河间县延昌四的（515）《邢伟墓誌》《邢峦墓誌》等。

石经是中国古代刻于石版或石壁上的经典著作。南北朝时，为更好保存、传播佛教经典，便把佛教经典镌刻在崖壁之上。据《唐邕写经碑》记载，刻写《维摩詰经》《孛经》《弥勒成佛经》《勝鬘经》等四部佛教经典于響堂山石窟，[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盡武平三年，嵗次壬辰五月廿八日]。它与刻于北齐乾明元年（560）的河南安阳小南海鳖盖山刻经，同为中国目前所知我国现存最早的摩崖刻经。以上几例说明，燕赵地区是古代多类型碑刻最早的问世地之一。

三、曰“齐”

燕赵地区先秦至南北朝碑刻类型齐全，可谓应有尽有。除了刻石、碑碣造像记、墓誌外，还有石柱（如位于定兴县的北齐太宁二年《标异乡义慈惠石柱》）、塔铭（如位于元氏县的东魏元象二年《凝神寺三级浮图之碑颂》）、墓莂（如出土于涿州市的北魏正始四年《张神洛买地券砖》）、摩崖刻经（如邯郸峰峰矿区及涉县的《響堂山摩崖刻经》、《娲皇宫摩崖刻经》）等。碑刻的质地分为石质、砖质、陶质（如1993年出土于臨漳县的东魏武定二年《赵受墓誌》）。就碑碣外部形态而言，既有有额无穿方首的《皇帝东巡之碑》，有额无穿圭首的《杨宣碑》、《高庆碑》、《高贞碑》、《高盛碑》。就碑刻书体而言，除隶书、楷书外，也有用篆书镌刻的《中山国刻石》、《群臣上酬刻石》，还有《祀三公山碑》这种篆隶相兼，被金石学界称为“缪篆”的书体。碑额、誌盖的书体，除了篆书之外，也有使用楷书的《杨宣碑》、《魏故司空公李君之铭》、《王僧墓誌》、《房蘭和墓记》等。就碑刻刻写方式而言，除了用刀镌刻外，也有用墨笔书写而未刻的《东汉望都一号墓佚名墓铭》、西晋的《冯恭石椁題字》、北齐的《元羽妻郑始容墓誌》等。就碑刻的文字多少而言，除了一字、数字、十几字、数十字者外，还有长达两千余字的东魏元象三年的《李宪墓誌》、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长达三万两千余字的《〈深密解脱经〉摩崖》。就碑刻署名而言，除了未署撰本者、雕刻者姓名之外，也有标明撰文者姓名的《讚三宝福寺碑》、《元鸷墓誌》、《封子绘墓誌》、《元洪敬墓誌》、《袁月玑墓誌》等，标明镌刻者姓名的《封龙山之颂碑》。如此齐全的碑刻类型，在全国各省中也不多见，不能不说是燕赵碑刻的又一大特点。

四、曰“珍”

燕赵地区先秦至南北朝碑刻的文献价值很高，极为珍贵。对后世人文科学特别是书法、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举例，以见一斑。

如位于元氏县、刻于东汉元初四年的《祀三公山碑》，是河北目前发现的汉碑中刻立年代最早的一通，亦是全国著名的汉碑之一。它完整地记述了陇西冯君担任常山相之后，面对羌寇入侵、蝗旱鬲并、百姓流离失所的局面，率众在三公山起堂立坛，祈求三公山神保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经过，真实地反映了东汉王朝中期民不聊生的历史事实和崇尚神灵的社会风尚。该碑“以隶势作篆”，篆隶交融，行次规整而横行参差错落，书风苍古遒劲，用笔汪洋恣肆，在汉碑中独树一帜，不仅影响了后来的碑刻创作，而且成为后世书法、篆刻大家取法和师承重要对象。

清康熙十八年出土于安平县、刻于北魏熙平二年的《崔敬邕墓誌》，是河北出土较早的一方北魏早期墓誌，亦是享誉全国的北魏名誌，被推为“北朝誌石之冠”。它记述了崔敬邕的生平业绩，纠正史记载之误。墓誌虽未署名，但其书法意象开阔，落落自得，笔致蕴藉，代表了河北乃至全国的最高书法水平。出土后好评如潮，有力的推动了清代以来的书法创新。

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北響堂寺石窟、刻于北齐武平三年的《唐邕写经碑》是北齐名碑之一。它详细地记述了唐邕在北響堂寺石窟镌刻佛经的背景、时间、经过及意义等。现已成为研究北齐摩崖刻经及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重要史料。其他碑刻如碑文遒劲工整、架势庄重的《高盛碑》，字形方正凝重厚实的《高睿、比丘僧檦修定国寺碑》，实开隋唐楷书特别是颜体书法之先河。碑文易方为长、骨力挺拔的《凝禅寺三级浮图之碑颂》，对清代张裕钊南宫碑体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高贞碑》、《高盛碑》、《高肃碑》、《元诞墓誌》、《元湛墓誌》、《元顕墓誌》等北朝墓碑、墓誌，已成为研究北朝史和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重要实物见证。如此，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碑刻，是研究河北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值得人们高度重视，加以充分利用。

五、曰“新”

十年动乱中，碑刻被当作“四旧”，惨遭噩运，散弃砸损，不计其数。改革开放以来，燕赵碑刻迎来了新的春天。一是进行了碑碣登记。文物管理部门在文物普查过程中，摸清了燕赵碑刻的分布和数量情况。二是给予了维修保护。在普查基础上，对名胜古迹之地的碑刻，特别是对少数珍贵古碑进行了修整和保护，设碑亭，建碑廊，集中管护与分散存放相结合。三是不断得到增广。近年来，在许多旅游景点，修复古建筑，增加了不少新碑刻。考古新发现中，也出土了许多珍贵碑刻。虽然燕赵碑刻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取得了明显的业绩，但与其他碑刻大省相比，在重视程度、宣传、保护上都相形见绌。文化的繁荣是经济繁荣的表现，随着河北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可以进一步发挥我省古迹文物大省的优势，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燕赵碑刻文化也必将再度迎来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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