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蔚峰

“准外国老专家”素公的中国故事

文/李蔚峰

素公与夫人、女儿在友谊宾馆合影

在中国，生活着许多外国人。其中有些被中国政府授予“外国老专家”称号，获此殊荣的标准之一，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奉献于或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并做出过一定的贡献。而像素察·蒲密波里叻先生这样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虽然没有能够享受到“外国老专家”的称号，但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他为“准外国老专家”吧。由于他德高望重，和蔼可亲，乐行善施，我还是一直称他“素公”。

动荡时局北京安家

素公1927年出生在泰国东北部的猜也蓬府，中学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1946年进入泰国著名的国立大学——朱拉隆功大学攻读新闻专业。他那时候一边上学，一边在一家报社工作。因为正直敢言，为民呼吁，成为当时深受民众欢迎的著名记者，但也因此触犯了当时的政府被报社除名。1952年，素公和泰国一些有名望的新闻记者、作家、进步人士一起参加泰国和平委员会，反对泰国政府出兵参战朝鲜，以及为民众募捐和发放救济品等活动，激怒了当局，并因此被捕入狱达四年零六个月。1957年，由于泰国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多方搭救，素公和其他被捕人员才得以出狱。

素公的进步思想是与他的家庭影响分不开的。素公的祖父原是我国海南省的渔民，因为生活贫困，无奈之下漂洋过海去了泰国谋生。后来靠着自己顽强的打拼逐渐融入泰族，成为泰国东北地区显赫的大户。因为祖父对祖国有着割舍不了的感情，素公的父亲年轻时就被送到海南一所师范学校上学，并冒着被捕的危险，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活动。后来，由于中国时局的变化，素公的父亲被迫放弃革命活动返回泰国，此后一直以经营书店为生。

1958年8月素公作为泰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兼秘书访问中国。代表团在西安访问期间，突然有一名中方陪同人员过来跟他们说：“你们的国家发生政变，你们暂时不能回国了。”听到这个消息，代表团中断了在西安的访问匆匆返回北京。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接见了代表团的团长西坞拉帕先生。周总理对他说：“你们暂时回不去了，留下来吧，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家。”正是因为有了周总理的话，素公和团长才决定留在中国。除了他和团长外，代表团还有10名团员，因为挂念家里返回了泰国。可一下飞机，他们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军警逮捕，关进了牢房，一关就是6年多。由于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军人的独裁统治，泰国与中国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直到1975年中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紧张关系才开始解冻。这期间，素公一直没办法和泰国的家人取得联系，也不敢联系。中泰建交后，素公的父母费尽周折来到中国看望儿子时，这种生死两茫茫的境况才告结束。与父母重逢让素公悲喜交加：喜的是20年后重见自己的父母；悲的是他从父母的口中得知他的两个弟弟因受其思想的影响投身革命运动，反抗泰军事当局的独裁统治先后被枪杀了。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当年的情形，素公依然十分后怕，同时他对自己选择留在中国感到庆幸。他说：“我的那几位团友关了6年多才被放出来。像我这样被当局列入黑名单的人，能不能活着出来还很难说呀！我深深地感激周总理和中国政府，在我危难之际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让我有了第二个家！”

探源泰族《北京来信》

弹指之间，素公在中国这个家已经工作和生活了近60个年头。为了报答周总理和中国政府的恩情，素公从他留在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好好为这个家服务。为此他先后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和哲学，并被国家外国专家局聘到当时的外国语专科学校（地址在海淀区白堆子）教授泰语，之后又被聘到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任专家。他先后用泰文翻译了马蜂的短篇小说集《结婚现场会》、梁晓声的《明姑娘》等著作。除了翻译中国作家的一些著作外，素公还翻阅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对泰族的起源和泰民族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到云南大理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后，他写出了《探索泰族的历史》一书，并于1982年在泰国曼谷出版。此书一出，立刻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震动了泰国历史学界，他的关于泰民族来源的观点更成为不少历史学家争论的焦点。

关于泰民族的来源问题，泰国历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泰族是从中国的南部，也就是云南大理一带被迫迁徙到现今泰国地域的，所以，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应该是泰族最初的国家。这种说法，在泰国流传甚广，而且根深蒂固。但是素公经过多年的考察研究后认为，泰国这种传统的观点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受某些西方著作对中国古文献错误的理解而别有用心地编造出来的。在他的《探索泰族的历史》一书中，素公用大量的史实论证出了当初蒙古大军对大理国的“征服”是通过谈判用和平方式实现的，云南境内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民族大批南迁的事件。而且，大理地区的建筑风格、风土人情和服装服饰等方面都与泰族存在很大的差别，根本不可能是泰族的先民，况且在南诏国时期泰族已经建立了素可泰国了。现在，素公的观点已经被泰国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可。

不仅如此，素公还利用与家人和朋友通信的机会，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还将自己到全国各地采访时所拍的反映中国人生活水平和精神风貌的照片寄给他们，他自己购买了许多介绍中国各地名胜古迹的明信片，加上泰文的解释发给国内的亲戚或朋友，借以宣传中国，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大好河山和风土人情，欢迎他们来中国旅游观光。1999年，素公将他多年以来与国内亲戚朋友的信函汇集成《北京来信》一书，并在泰国出版发行，受到泰国人的欢迎。素公感恩于中国政府，把他的全部热情都奉献给了这里的人民。

在友谊宾馆的日子

1970年春节前，素公和夫人从位于海淀区白堆子的外语专科学校搬到北京友谊宾馆居住，直到2003年1月搬至现在的住处，他在友谊宾馆居住了33年，比他在泰国居住的时间都要长。他把这里当作了他真正的家。素公对待宾馆的服务人员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服务员对他也不见外。在七八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物质比较匮乏。而素公当时是外国专家，生活待遇相对比较高。记得我那时在外国专家接待办公室工作，不定期到素公家走访，征求他对宾馆外国专家服务工作的建议或意见。每次他见我们来，都很高兴，忙着叫夫人端茶倒水、上水果和糖果，并热情地留我们在他家吃午饭。夫人为我们展示了她正宗的泰式口味的菜肴，而素公自己也不甘落后，亲自下厨为我们烹制他最拿手的菜——炒鸡蛋。30多年过去了，素公搬到了世纪城居住，我们还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到他家看望他和夫人。有时我会调侃他道：“素公，这次我可不再吃您的炒鸡蛋了，我都吃腻了！”他也会心地大笑起来。素公对待为他家服务的服务人员也十分关心。每到春节之际，他都会自己买些糖果之类的小礼物，分发到每位服务人员手中，无论他们是客房的，服务台的，甚至是扫院子的清洁工都会收到他的节日祝福。

这样的“待遇”在素公搬出友谊宾馆之后的十几年中，服务人员们依然还能够享受到。素公德高望重，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受到宾馆服务人员的尊重。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也愿意找他聊聊，听听他的建议。有一次素公发现平日里爱说爱笑的一位女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有点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便关切地问道：“怎么不高兴了？有什么事情跟我说说看！”那位女服务员犹豫再三还是说出了原委。原来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她和爱人观点不一致，经常为此事争吵，使得两个人的感情受到了影响。素公听到缘由后，耐心地对这位女服务员进行了劝导。他还为此特意找到女服务员的爱人进行调解工作。最终两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互相让步，找到了共同点，两人的感情也完好如初。事后小两口还特意带着孩子到素公家，对他的调解工作表示感谢。

不仅如此，素公还乐行善施。每当工作单位或是宾馆组织向灾区人民献温暖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慷慨解囊，不是捐赠衣物就是捐赠钱款。当被问到为什么积极参加这样的捐赠活动时，他动情地说：“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在我危难之时，让我留在了中国，使我成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的家人遇到了困难，我有责任伸出手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如今，已近88岁高龄的素公生活在世纪城社区，在那里他依然保持着他和善、乐施的老传统，他的身影出现在社区的各个角落，而最常能见到他的地方就是社区居民委员会，他时刻关心着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的人们，关注着社区的每一点发展，不时建言献策，他以社区“名誉居委会主任”的身份继续着他感恩周总理和中国人民的人生旅途！

素公（中）庆祝来华50周年纪念日，左一为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