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庆树

《黑痣》读书札记

※ 孟庆树

陈雁的《黑痣》是我最近读到的小说中最喜欢的一篇。为了多了解一下这位已经不年轻的新锐女作家，我甚至不顾钱钟书“吃了鸡蛋觉得好，但没必要认识老母鸡”的忠告，特意在万能的百度上搜索一番，看看作者有在虚拟的空间留下多少痕迹，我对她仍旧是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我开始对她的小说指指点点。我想说些什么的冲动，已经压倒了学院派评论惯常的按部就班和矜持。

从整体上看，《黑痣》实在是一篇相当奇特的小说，遒劲，阴郁，紧张，充满内在的力量。如果小说也可以用色彩来区别，那么它应该是黑色的。它带有浓厚的1980年代实验小说的影子，与当下小说风格迥异。女作家中少有的幽暗意识和叙事力度，心理描写的强度，让我想起了钱雪的《苍老浮云》。怪异的讲述风格，充满悬疑色彩的叙事速度，以及隐隐的不祥氛围，又使我想起韩少功的寻根小说。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却有点荒诞：“我”从城市被发配到偏远的黑水储蓄所当一个营业员，工作第一天就遇到了60多岁的顾客李黑痣。李黑痣对办理存折的手续一窍不通，也不在乎。他凭着农民的执拗与“我”不断纠缠，几乎令“我”崩溃。每次存钱取钱，“我”和李黑痣都要暗战一番。在数个回合之后，李黑痣忽然发现存折上的钱不翼而飞，他认定是“我”做了手脚。索要无果之后，在一个即将黄昏的时分，一把火烧掉了储蓄所，而“我”与同事也葬身火海。

以乡镇金融机构为背景的小说本来就不多，小说家有多年信用社工作的经历，因此在细节描写方面很能给人以真实可信之感。但小说家的本意并不是要写一篇行业题材的小说，她最突出的成绩是塑造了一个令人过目难忘而又难以言说的人物：李黑痣。在小说中，他一出场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张典型的乡村农民的脸，让太阳晒成猪肝色的脸皮打着一层层的褶皱，褶皱里的汗水在灯管下闪闪发光。有一点让人非常难忘，就是他上唇挑着一颗巨大的黑痣。痣的中间凹下去，硬邦邦地长起两条剪刀一样叉开的黑毛，像一只肥大的熟山稔，仿佛一截就能流出汁来。他见我看着他，就抬起手摸摸那两条毛。我看到他粗糙的手指像一条条干裂的老树根，指节上的纹路像老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地卷起来，纵横交错的裂痕里卡满洗不去的黑色泥褒屎。

嘴唇上巨大的黑痣和像树根一样粗糙肮脏的手指，预示了李黑痣的性格与众不同。作家显然对李黑痣并无好感，她频频使用“豺狼”、“老牛”、“邋遢”、“肮脏”、“猪肝”、“虾姑”这些词语来形容李黑痣，显然意在表现他身上那种原始蒙昧的蛮性。他贫穷、愚昧、不识字，连输入存折密码都学不会；他执拗而狭隘，拒绝接受任何他所不习惯的改变，将储蓄所的所有规章制度都视为对他（农村人）的刁难，顽固地按照自己的方式与外界接触。由于贫穷，他极端吝啬，为了钱可以与儿子大打出手。他脾气暴躁而又色厉内荏，既不信任又害怕警察，总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讨回一个“公道”。他偏执地认为“我”偷了他的钱，在绝望中铤而走险，用放火的方式实现了复仇，但读者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胜利者：

我忽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嚎叫。我看见李黑痣像豺狼一样抱着头蹲在储蓄所门外张大嘴巴啊啊地嚎叫。他的两只鼻孔吊着长长的鼻涕。他激动得身躯像煮熟的虾姑弓起来。他邋遢的眼泪和鼻涕映照着火苗，一坨坨地向地下垂去。

这把火虽然烧掉了信用社，但也毁灭了李黑痣自己。

小说中另一个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又非常重要的人物，便是叙述者“我”。“我”是个被下放到乡村储蓄所的小职员，过着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繁琐枯燥的日常工作使“我”每天都很紧张，更何况还要面对李黑痣这样难缠的客户。但是，“我”和李黑痣有着本质的区别。“我”的压力和苦恼来自储蓄所的日常工作，当“我”下班后看着蓝天白云，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归根结底，“我”是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正常人，“我”的苦恼是现代人的苦恼，而李黑痣则是被迅速发展的现代世界抛在身后的人，他的苦恼属于不可理喻的世界。换言之，对于五光十色的城市文明来说，李黑痣和他的苦恼都属于“存在的被遗忘”（海德格尔）。同时，“我”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叙事结构上。作家通过“我”的眼睛来观察表现李黑痣，巧妙地让“我”夹在两个世界之间，扮演一个无奈、被动的当事人，一个不情愿的观察者，一个故事的推动者。正是通过“我”对李黑痣的观察、审视、解读，李黑痣的形象才得以活鲜起来。当然，也正是在“我”与李黑痣的冲突中，“我”的性格得以凸显。

因此，在全篇小说之中，李黑痣与“我”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是一种对峙关系，有时候是吵闹的，但更多时候是沉默的，充满了引而不发的张力。这一关系贯穿全篇，不仅决定了小说的整体结构，而且也指涉着小说的主题。读者不难发现，“我”和李黑痣都负有象征任务。“我”代表着现代金融机构和各种规章制度，也象征了科层制的现代文明，而李黑痣自然象征着落后的半原始乡村文明。“我”和李黑痣之间的对峙，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视为现代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如果说小说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有内在的相似，恐怕即在于此。而从表面上看，作者也和寻根文学作家一样，对李黑痣们所代表的蛮荒文明持批判的态度。在电脑、密码机、普通话代表的现代文明面前，在警察象征的现代管制面前，李黑痣在能力、知识、技术方面完全处于下风，空有一身蛮力也无用武之地。尽管他最后烧毁了储蓄所，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黑痣永远也理解不了的规章制度以及它所喻指的现代文明，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但是，这一悲剧又不仅仅属于李黑痣。这篇小说之所以意味深长，就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将思考带入了生存哲学的层面，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性与悲剧的必然性。在小说中，“我”与李黑痣之间根本无法沟通，无论“我”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改变彼此隔膜的关系：

密码机响了很多次，李黑痣仍然将指甲藏满污垢的手指举在空中。如果我开口说话，他的问话就会像一把有力的锄头将我掘得无处躲藏，因为他知道顾客就是上帝，我必须回答他的每个问题，但是我不说话了，而是让密码机说话，这让他非常不安。

在这里，密码机重复发出的“请输入密码”的声音，几乎可以看为一个精彩的隐喻——在属于根本不同世界的两人之间，我们能找到彼此理解的密码吗？不仅如此，除了“我”与李黑痣，小说中其他人物也陷入了相似的处境，李黑痣父子之间的辱骂和殴打，围观的看戏似的人群，让我们想起萨特“他人即地狱”的警句。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体验到人的本然的孤独。在存在广义哲学看来，这几乎是现代人无可逃避的命运。

由此出发，读者对“我”与李黑痣的悲剧可以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悲剧的意义在于，无论是“我”或是李黑痣的存在都是荒诞的。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李黑痣”，都不得不和自己所恐惧的文明打交道，都不得不从不可能中寻找可能，从无法理解中寻找理解，如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更重要的是，“我”们落到如此处境，全都是出于偶然。如同“我”被发配到边远村庄，李黑痣在一个村子里竟然有三个同名者＿＿“我”和李黑痣们的存在与境遇，根本无法用理性解释。“我”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是被随意弃置在世界的边缘，落入了无法逃出的生存困境，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人（此在）的“被抛弃状态”。由此可见，在心理写实主义的外衣之下，小说家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人生的偶然、盲目与荒诞，以及充满幻灭的体验——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小说中那种隐隐的不安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