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云

（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1950年，程砚秋两赴西北考察后，根据《燕兰小谱》的记载和西安骡马市梨园庙几块石刻的文字，推断1807年前后秦腔经历了一个大的变化，在此之前的秦腔唱法低柔，经此之后的秦腔则唱腔高昂。后一种秦腔就是现在流行于西安关中地区的秦腔，前一种秦腔则越过秦岭，流行于汉江流域，即汉调二黄。汉调二黄的两大声腔“西皮调”和“二黄腔”对中国南方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国粹”京剧就是以此为基因孕育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汉调二黄不仅仅是流行一方的地方戏曲种类，其对中国戏曲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地域的局限，汉调二黄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并不为人所知。近年来，在安康籍汉调二黄研究者的积极努力下，这一局面终于有所改观。不过，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各有不同，研究成果仍然比较分散，这也阻碍了对汉调二黄进一步的深入研究。2014年10月，戴承元和柯晓明主编的《中国汉调二黄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其系统性、学术性、史料性、现实性的多面结合，将汉调二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系统性的汉调二黄研究

翻开目录，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可以这样说，这本书整合了汉调二黄研究的各家所长，是当代汉调二黄研究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著作。本书邀请了当代汉调二黄研究的诸多名家，分章撰写，详细介绍了汉调二黄的历史渊源、发展沿革、艺术特色、戏剧价值、传承方式和重要艺术家。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源流探究”和第二章“班社沿革”，细致地探讨了汉调二黄两大声腔“二黄腔”与“西皮调”的历史渊源及其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从班社流传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汉调二黄艺术在陕南的整个流传过程。第三、四、五章，分别从音乐、舞美、剧目三个方面对汉调二黄的表演特点和剧目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解析。第六章，分析了汉调二黄面临的严峻形势，并从政策支持、改造创新、表演实践和剧本创作几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最后一章，介绍了在汉调二黄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贡献的杰出人物，从另外一个侧面展现了汉调二黄的发展状貌。全书既有外部的发展传承研究，也有内部的艺术本体分析；既论述了其历史价值，又考虑到它的现实发展；既注目于剧本创作，又兼顾表演的阐述；既有总体的概述，也有人物的介绍。在前言和后记中，主编表示期望这部书能够“代表当代汉调二黄研究的最新进展”，“一书在手，即可了解汉调二黄这个剧种的全貌”。从结果上看，这个目标应该是完全地实现了。

二、示范性的学术品格

本书严守学术规范，没有地域文化研究山头主义的狭隘，一切以事实和史料为基准，论述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品味。有学者在分析当前的地域文化研究时指出，我国目前的地域文化研究“科学性”匮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面文章多，进行深入探讨的科学论著数量少”，二是“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功利主义或地方主义的主观色彩认识地方文化，抬高某地域文化的地位，肯定了本不应肯定的方面，失去了对该地域文化的客观认识”[1]。以此为衡量标准，《中国汉调二黄研究》一书有效地避免了这个弊端。虽然本书也花费了较多笔墨论述“汉调二黄”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其论述不是山头主义，而是建立在严谨的声调分析和史料占有基础上的。比如书中考证“二黄腔”（它既是汉调二黄的基本唱腔，同时也是南方皮黄戏曲的基本唱腔和京剧唱腔的基础）不是起源于湖北、安徽和江西，而是来源于陕西，就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史料论证和声腔研究基础上：其一，范紫东《乐学通论》记载，“二黄腔”来自于唐代梨园黄幡绰演唱的黄冠体调[2]3；其二，根据《燕兰小谱》的记载，魏长生乾隆年间演唱的秦腔低柔婉转（对京剧形成有重要影响），不是现在的秦腔[2]15，而西安骡马市梨园庙石刻证明，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秦腔戏班和1807年（嘉庆十二年）秦腔戏班祭祀的祖师不一样，从而证明陕西有两个秦腔，魏长生唱的秦腔应该是前秦腔[2]16；其三，同样根据西安骡马市梨园石刻，前秦腔有个班社叫“泰来社”，而陕西汉调二黄传代祖师杨金年的父亲杨履泰乾隆年间办的科班叫“泰来班”，后者极有可能是前者南移过来的，同时前秦腔祭祀的祖师是老郎，汉调二黄祭祀的祖先也是老郎，这证明前秦腔就是现在的汉调二黄[2]9；其四，由前秦腔传入广东至今保存的活体剧种西秦戏，虽然也叫秦腔，但唱腔却不是现在的秦腔，而是“二黄腔”，这同样证明前秦腔就是汉调二黄[2]25；其五，南方戏曲的声腔系统与汉调二黄一样，都是“西皮调”和“二黄腔”，称作西皮二黄，但是从音乐上分析有上调和下调之别，上调即“二黄腔”，下调则是“西皮调”。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它的命名应该是“二黄西皮”，现在的命名显然是“西曲二黄”的误称，“西曲二黄”说明“二黄腔”来自于西部陕西[2]31。阅读完全书，可以发现本书在考察“二黄腔”的起源时非常严谨，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同样如此，因此，严谨是本书进行论述的基调，它使这部著作具备了一种科学求实的论述风格。显然，这种论述风格不仅有力地提升了这部专著的学术品味，而且对中国当代地域文化研究也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三、史料性和现实性的恰当融合

在研究面向上，本书紧紧围绕汉调二黄的当代传承进行，做到了史料性和现实性的恰当融合。汉调二黄在中国戏曲的形成、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当代面临着传承的危机。2006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陕西“汉调二黄”名列其中。《中国汉调二黄研究》一书和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一样，承担着抢救性研究的任务。本书撰稿专家对汉调二黄都比较熟悉，但其中许多人年事已高，两位主编在他们力所能及之时组织撰写这样一部厚重的书，为汉调二黄研究保存了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眼光和担当精神。

而更为可贵的是，编者的眼光显然不仅仅是进行抢救性研究，而是直面汉调二黄的当下传承问题。汉调二黄在当代之所以面临生存危机，主要原因在于观众的流失。要想实现汉调二黄的复兴，必须想办法留住观众，而要想留住观众，首先必须要有优秀的剧本，其次必须有卓越的表演，最后还需懂得欣赏的眼睛。剧本是戏曲艺术的脚本，如果其思想脱离了当代生活，那么它是不可能唤起观众共鸣的；如果其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够生动，表演缺乏艺术魅力，同样难以获得观众的共鸣。即使有好的剧本，如果演职人员表演生硬，不能将剧本的内容和思想通过舞台再现出来，也难以感动人。但这还不够，剧本很好，舞台再现也很好，如果观众缺乏欣赏的眼光，汉调二黄艺术同样不能传承光大。基于以上理由，《中国汉调二黄研究》通过三、四两章详细地介绍了汉调二黄研究的音乐、表演特点，一方面是指引演职人员的表演，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对观众进行启蒙——只有观众懂得了汉调二黄的内在特色，在欣赏的时候才能唤起台上台下的共鸣。同时，书本的第五章花费了很多笔墨分析剧本创作和表演问题，目的就是期望通过这种分析启迪当代汉调二黄的创作和表演，使这门古老的艺术能够重新焕发生机。以笔者陋见，对汉调二黄的表演问题进行如此浓墨重彩的分析，这部著作是第一部。当前，对汉调二黄的历史渊源、声腔特点的分析较多，但对舞台表演的分析太少。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汉调二黄是戏曲，属于综合艺术，舞台表演是它的魂灵，很难想象没有精彩的舞台表演，汉调二黄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因此，《中国汉调二黄研究》将表演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来论述，体现了编者相当精准的艺术眼光。有学者认为地域文化研究最忌讳“发思古之幽情”“搞小循环、圈内循环”“孤芳自赏、抱残守缺”，真正有价值的地域文化研究应该结合实际，即“研究地域文化应该为现实服务”[3]。以此观之，《中国汉调二黄研究》是一部为现实服务的真正有价值之作，它不仅抢救性地保存了很多鲜活的资料，而且以其直面当下现实的眼光，阐释了汉调二黄实现活体传承必须注意的一系列问题。

总之，作为一部集体撰写的著作，虽然《中国汉调二黄研究》在文字风格上不尽一致，但其论域的全面性、论述的严谨性、资料的完整性、现实的担当性使其具备了成为当代汉调二黄研究阶段性总结之作的资质。

[1]毛曦.对地域文化研究的反思[J].华夏文化，1995（4）：7-8.

[2]戴承元，柯晓明.中国汉调二黄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4.

[3]刘德龙.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