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汇川，黄志斌

（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230009）

祁门红茶自1875年问世以来，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精良的制作工艺，具有独特的“祁门香”，面世不久便在国际市场受到热捧，之后进一步被尊为红茶之王，受到西方各大红茶消费国争相抢购，出口量之大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1］。后来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尽管祁门红茶制作业正处于低谷，但仍凭借前一时期的巨大影响而获得多个奖项。

20世纪初，世界各大产茶国相继进入机械化制茶阶段，中国却仍采用传统手工技艺制茶。具体到红茶来看，世界各主要红茶产区如英属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日本等国相继对红茶制造技术进行革新，采取规范化的茶园种植、施肥管理以及机械化采摘等方法，并在制作环节大力推广使用机械设备，使产量大幅提高的同时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反观国内依然延续传统的手工制茶方式，不仅单产低、生产效率低、成本居高不下，而且产品品质不稳定。一战爆发后，欧洲各国经济衰落，购买力下降，红茶消费偏向低端，使得一直以高端红茶市场为主的中国红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祁门红茶销路，以欧洲为大宗，国内销量，极其微弱，欧洲各国，因战时损失颇巨，战后经济胥呈不景气现象，以致购买力低减，对于高级红茶，尤多无力购用。”［2］2祁红复杂繁琐的销售体系使其销售成本居高不下，英国等主要红茶消费国为了保护其殖民地的利益，对中国红茶提高关税，也给祁红的出口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与其他产茶国相比，国内茶业赋税较重使红茶的生存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查出口茶，印度无税，日本轻税，中国茶税值百抽五。中国之茶本贵，日印之茶本贱，货贱易销，中外一致，幸中国之茶，高出日印甚远，尚不至尽为侵夺，然究因成本悬殊，致销路有畅滞之别，商人有裹足之虞。”［3］

在此背景下，1915年，北洋政府为了重振中国茶业，由农商部出资创建“祁门模范种茶场”。这是一件堪称开中国茶界实业之先河的大事［4］，经过多位先驱接棒努力，该场在曲折中前行，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我国制茶业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本文根据已掌握的一些文献资料对这段历史进行简单梳理，以纪念祁红业界先贤。

一、祁门茶业改良场的创办与发展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草创

祁门模范种茶场于1915年4月开建，10月建成。总场设在安徽祁门平里，又在安徽祁门历口、秋浦、江西修水和浮梁设四个分场。总场首任场长陆溁（字澄溪，1878—1969年），江苏武进人，清末茶叶专家，曾于光绪年间赴南洋诸国考察茶业。

早在1913年，陆溁受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委托深入皖浙闽赣鄂湘六省考察茶业，其间便到过祁门考察了祁红生产，并于1915年提交了六省茶业调查报告。此时张謇已离任，继任的周自齐部长告知陆溁，国务会议已决定由农商部创办祁门模范茶场，请陆溁担任场长，嘱咐要“以最短时间、最小成本树立科学化试验场，社会化种制模范，以启发茶农集体革新的基层力量。”［5］98据陆溁回忆，他接任后便着手筹备建场事宜，一是派人勘察地形，租用山地。二是及时选收入优良品种，除选收当地优种外，还通过农商部在全国收集优良茶种，送至祁门。三是亲赴上海购买相关设备，为自制揉茶机等机械做准备。

在陆溁场长的带领下，祁门模范种茶场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即着手开展一系列试验研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如在种植方面，着手建立现代化标准茶园；播种方面采用直播、点播、条播等不同方式，还进行选种及育种以及粒数、粒重试验和分栽时期等试验；茶园用地的选择上分平地、低山、高山三大区，每区划分播种时期试验。祁门模范种茶场还对茶园开展各类科研观测，长期记录各茶园的气温、降雨量，对茶园土壤进行化验分析，据史料记载，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该场曾专门提取了位于历口绕丝坞茶山的土壤样品，送至北京，由中央农事试验场进行化学分析，结果表明，这些地方的土壤中茶树生长所需的氮、磷、钾、铁等元素的含量较其他地方明显偏高。

在制茶方面，进行了祁红制作技术的现代化改良方面的探索，用室内通风萎凋法替代日光萎凋法，改良场自行研制了小型揉捻机以替代传统人工揉捻，并建立喷雾发酵室，改传统的湿布日光发酵为室内发酵。

在技术推广方面，模范种茶厂开办了各类培训班，招收祁门、浮梁、婺源等县茶校学生来场实习，同时成立工作队，对当地茶农的种植生产进行专业指导。

1917年11月祁门模范种茶厂更名为“农商部茶业试验场”，陆溁、邓礼宣、邓奉先、许飞先后任场长。四个分场于1921年以后撤销。1921年后，由于国内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各级政府无暇顾及，改良场便处于保管、撤销、废停的状态。

祁门模范茶场为代表的茶业科研机构的建设在这一时期开启了我国茶业现代化、机械化进程，草创阶段因各种条件限制建设力度有限，并因时局动荡而中止，但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我国传统制茶业向现代制茶业的转变，也是我国茶叶科研事业的开端，为后续改良工作提供了基础和示范。

（二）国民政府时期在变革中发展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结束了军阀混战造成的国内分裂动荡局面。国民政府相关部门随即着手对茶业等民生经济的扶助。在吴觉农等专家、学者的呼吁下，改良场的重建被提上议程。

1927年7月，处于停顿状态的原祁门模范茶场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二茶业试验场”，改属安徽省建设厅，金一涵任场长。次年2月又改名为“安徽省立第二模范茶场”。7月与秋浦的第二茶业试验场合并，改称“安徽省立第一模范茶场”，王兴序任场长，秋浦为分区。1931年1月又更名为“安徽省立茶业试验场”，场长陈序鹏。1932年7月再改名为“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由吴觉农担任［2］106。

南京政府对于改良场的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1933年成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内设农业处，负责包括茶业在内的农副业发展改革。该委员会曾委派专员刘淦芝等赴祁门组织专员办事处，由祁红产区先行改革，招聘了数十名来自国内各高校毕业生，致力于祁红产、制、销研究工作。拨款6万5千元给祁门茶业改良场作研究经费，购置机械，并在县城凤凰山和历口设立制茶机械厂［5］296。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把修水茶场合并到祁门茶业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会同安徽省政府组建的祁门茶业改良委员会管理，并且进一步加大了资金等方面的投入。

据《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记载，祁门茶业改良场经费来源颇为复杂。区别于一般机构单一来源。1934年胡浩川任场长时，其经费更是来自于四五个方面：经常费每月由中央农业试验所承担400元，上海、汉口两地商检局各300元，安徽省建设厅728元；事业费则有全国经济委员会承担。早在吴觉农先生当场长时，为弥补经费不足问题，改良场采取自产自销，每年500箱左右，后增至1 000箱左右。

改良场在运销环节也有创新。以前祁门红茶均走水路沿阊江至湖口再由长江至上海，改良场在销售自产的红茶时，采用汽车运输的办法，由徽杭公路运至杭州，再送至上海，不但时间大为缩短，运费每担亦省1元以上。茶业运抵上海后，改良场直接联系买方，打破了传统由茶栈代销的惯例，利润也有所增加。尤其是1934年，改良场甚至直接将大批茶叶运往伦敦，售价高出上海15%以上。

1936年祁门茶业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改为民国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1938年划归安徽省政府建设厅，胡浩川仍担任改良场场长一职。抗日战争开始后第二年，即1937年，改良场为国内形势所迫，进入“保管”状态，于同年7月迁至平里分场办公。1946年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县城凤凰山。在此期间改良场划归省立：祁门茶业改良场于1944年改名为“安徽省立祁门茶叶改良场”，归属于安徽省建设厅，场长还是胡浩川。1945年屯溪茶业改良场并入祁场，改为屯溪分场。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后政府的经费拨款几近停止，胡浩川场长要求改良场全体员工坚持“个人不离场，工厂不空废，茶园不生荒”，除自有茶园产出外，还向当地收购茶叶并承接委托制茶，以茶养场，使改良场在没有政府经费的支持下仍维持运转。

这一时期祁门茶业改良场分为三个部分，总场在县城南门外凤凰山，直管的凤凰山杨桃岭茶园在有195亩；第一分场场址在原农商部模范茶场总场所在地的南乡平里，有茶园384亩；第二分场设在历口，有茶园50余亩。

总场房屋设备最为齐全，分别设有初制车间，精制车间、烘车间。其中初制车间又分上、下两层，楼上为现代化萎凋室，有通风设备；楼下放置揉茶机、发酵设备、烘干设备以及筛分设备。此外还有专门建立的加温发酵室。精制车间共分三层，上层是员工寝室，中层是拣别车间，下层用作精制筛分。烘干车间单独设立，有大、小烘炉近300个。此外，还有供摊放鲜叶用的茶棚。总场的制茶设备较为齐全，主要有1935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购入的揉捻机、烘干机、抖动筛分机、滚动筛分机各1部。此外还有加湿通风萎凋装置与人力单动式揉捻机各1部。抗战后期，总场全部机械移至平里分场保存。

平里分场因是原总场所在地，由于经营时间较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据吴江《解放前祁门茶业科研机构概述》称，萎凋室设在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下，楼上供训练班上课用。精制车间设在一座三层楼房里，下层为作场，中层为拣场，上层为女工宿舍。另有一栋两层楼房，上层用作宿舍，下层是办公室、图书馆及饭厅。此外还有揉捻室、发酵室、烘房、审茶室、化验室各一座，均为平房。机械设备大多购置于1935年，包括美国产7匹半马力引擎、日本产抽屉式干燥机、台湾大成工厂出品双动式揉茶机和百页干燥机各1部，还有上海寰球铁工厂产单动揉捻机7部。

历口分场因设立不长，规模不大，设施与其他两处比简陋很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沿海人口也有很多向内地迁徙，消费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加上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支持抗战，在全国范围推行茶叶统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江南茶业的发展，祁门地处徽州山区，又与杭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毗邻，地理位置独特，祁门红茶曾一度销量大增，发展迅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末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中国海上进行封锁，切断了祁红的主要销路海外市场，使祁红产业陷入极端困境。改良场自然也难以为继，暂停所有的科研工作，进入保管状态。

抗战胜利后，祁红的海外销路得以恢复。国民政府再一次以改良场为依托，在当地开展茶业复兴工作，一面向广大茶农发放茶苗和面粉等民生物资，一面向当地茶号提供贷款，祁门红茶的生产逐渐恢复。

1948年后，受国内战局影响，祁门地区茶业再度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祁门茶业改良场，不久之后将其进行了拆分，科研部门改为祁门茶叶研究所，生产部门则成为祁门茶厂。

二、祁门茶业改良场的主要工作

（一）种植茶园

传统祁门农户的茶园多为零散分布且茶树的种植亦沿山坡随意点植。与之相比，现代化标准茶园在茶树的修剪、施肥、整理方面有着巨大优势，单产显著提高。因此，改良场在成立初期便着手整理茶园，先后建立新式茶园562亩。其中143亩为农商部模范茶场时期所建旧茶园改造而成，位于平里；又于1933年至1935年间在郭口建立230亩茶园，共分3区，均为梯田条植；1934年后在杨桃岭辟建茶园189亩，亦是梯田条植。鲜叶产量1935—1948年统计，1940年最高为24 449斤，1945年最低只有3 922斤。抗日战争结束后，县城和平里一些荒园陆续复垦，1948年回升到21 831斤［6］。改良场通过标准茶园的建设和采用现代化施肥、修剪等管理手段，对当地茶农的植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二）改用机械制茶

这一时期，制茶的机械化已经成为世界各茶叶主产区的主流发展方向，机械化制茶具有传统手工制法无法比拟的优势。改良场在这一时期也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推行祁红的机械化生产。

祁红的初制分萎凋、揉捻、发酵、烘焙四个阶段，传统手工制法大致如下：

萎凋：传统祁红工艺采用日光萎凋法，即将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垫上，通过日光曝晒达到萎凋目的。日光萎凋法效率较低，且受天气影响大，遇阴雨天便无法进行。

揉捻：改良场建立之前，祁红产区采用的均为人工揉捻，将萎凋叶倒入木桶内，人站于桶中，用双脚反复踩踏、搓揉茶叶，直至茶条完全紧结为止。人工揉捻产量低且不卫生。曾被外国记者拍照后发表于海外报刊，对我国红茶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发酵：茶叶揉捻后便立即进行发酵。将茶叶紧压于木桶、发酵床等容器内，盖上潮布，放在日光下3—6小时便可完成。日光发酵与日光萎凋法一样具有产量低且受制于天气影响的缺点。

烘焙：烘焙的意义在于使茶叶发酵进程停止并去除茶叶中的水分，使之易于保存。过去多采用炭火和烘笼完成，甚至还有茶农直接利用日光晒干。

由此可知，传统祁门红茶制法效率低、成本较高，且多个环节对天气条件依赖较大，不利于保持茶叶品质的稳定。改良场建立后，首先在揉捻和烘焙两个环节开展机械化改良。

1936—1937年，祁门茶业改良场先后引入台湾的大成式小型揉茶机和德国克虏伯大型揉茶机，改脚踩为机揉，大幅提高了揉捻效率。台湾大成式揉捻机一次投入萎凋叶100市斤，产量大，效果好，茶叶条线紧细，比脚踩茶叶大有改进。但由于揉捻机效率较人工高出数十倍，而机揉后的鲜叶需要加以解块、筛分，改良场没有相应设备，全靠人工难以应对。针对这样的情况，改良场又于第二年分别引进解块机和筛分机。此外，由于揉捻机鲜叶消耗量较大，传统日光萎凋和室内自然萎凋已不能满足其需求。改良场又投入经费建立了大型加温萎凋室。加温萎凋室，配备有专门的大型烧火炉，通过烧柴发生大量热气，再用鼓风机将热气送进萎凋室里，热气通过各层萎凋帘上的鲜叶后而排出室外。萎凋室的温度通常控制在30℃左右，8小时内便可完成一轮萎凋作业，每天鲜叶萎凋处理量可达一吨之多［7］108。机械制茶的过程也不无曲折，改良场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制茶机械的缺点亦做了相关改进：例如最初引进的手拉百页烘茶机，烘箱较小，火温较高且不易调节。烘茶机上、下共六层烘帘，将茶叶摊放百页帘上加温以达到烘茶效果。因此摊茶和收茶工作较为紧张，初次使用时便将大量红茶烘焦了。经检查，改良场专家认为手拉百页红茶机没有温度调节装置，操作人员对烘炉内的温度无法控制。经过后续研究，对其加以改造，先在烘箱的进风口处加装一个温度计，以便随时监测进风口温度。又在S型通风管上加装一个长方形的活动风门，用风门启闭的方式来控制炉内温度的高低，从而得以准确完成红茶的烘焙作业［7］110。1945年以后又陆续在精制阶段推广机械制茶，分别引进抖筛机、切茶机、拣梗机、风茶机等机械应用于传统精制过程中筛分、剔拣等环节。

（三）开展茶叶科研与产业调查

改良场在茶叶科学研究方面也成果颇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茶树育种与栽培、茶园管理、鲜叶化验分析等方面。

1932年开始进行气象观测。其中1935年和1936年两年观测尤为详细。气象观测结果以《祁门茶业改良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年度业务报告》，《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茶季气候观察报告》发表。

改良场的科研人员还针对茶业调查做了大量工作，1937年至1946年间先后在皖南茶区进行过多次针对茶叶生产制造和茶叶产区经济方面的调查。据记载，调查结果以《祁门之茶业》《皖南茶业概况》《浙皖新安江流域之茶业》等发表。

（四）培训茶业人才

1935年至1936年，在平里举办过两次春季合作制茶讲习会和一次茶业合作东西培训班，培训茶业合作社职员。据《大公报》1935年12月17日刊载的《祁门开办制茶培训班》报道称，安徽省政府在祁门县利用冬季农暇开办合作制茶培训班，除了祁门红茶区域居民中每保各选派一名，还招收部分临近的贵池、石埭、至德等地的学员，加以培训。

改良场按照安徽茶叶管理处的委托，于1939—1941年间举办过两期培训班，一期是高级技术人员班，学员43名；另一期为技工班，学员61名。培训的内容涉及茶树栽培和品种改良，茶园的土壤、施肥和病虫害防除，茶叶制造和茶叶品质的评判，还有制茶业的历史发展、茶叶贸易和茶叶政策等。除了理论教学，学员们还要深入茶园和车间实习实训［8］。此外，改良场还招收过十多名省内外茶业部门派来实习人员，学习3—5年，以1939年至1941年最多。

（五）建立茶业合作社

为了组织祁门红茶的自产自销、系统化运作，减少中间环节，并集中力量改善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改良场在当地推行行业合作。第一个茶业合作社1933年在平里成立，第二年在坳里等地又成立了4个，到了1940年，茶叶产销合作社已经有71个，成员约3 100名。这些合作社共制茶13 200箱，占全县总产量的21.9%。改良场不仅选派技术人员对合作社成员在种植、采制和工厂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还联系了上海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上海交通银行等金融单位，以贷款或投资的方式，解决合作社的资金需求问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茶业合作社的成立在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效益、保护茶农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9］。总体上说，合作社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祁红生产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茶户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

祁门茶业改良场的成立是近代中国茶业经济改良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扭转了中国红茶业技术落后的局面。同时作为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也为后来其他茶业研究机构提供了示范。由于时代限制，改良场的大量科研成果无法在生产环节大范围普及，对茶业实质影响有限。此外政府经费的缺乏也限制改良场科研活动，使改良场的科研较同时期国外的茶业科研机构有较大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指导茶农科学地种茶制茶，在原有改良场工作的基础上，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1］刘淼.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4）：54－61.

［2］孙文郁，刘润涛，王福畴.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M］.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1936.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52.

［4］朱敏.民国时期祁门红茶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人文学院，2009：36.

［5］陆溁.祁场筹建回忆［M］//倪群.祁门文史——茶业专辑.皖内部图书，2002.

［6］汪瑞琦.祁门茶业改良场历史概况［M］//倪群.祁门文史——茶业专辑.皖内部图书，2002：122.

［7］冯绍裘.祁红的初制和机制试验［M］//倪群.祁门文史——茶业专辑.皖内部图书，2002.

［8］张小坡.近代安徽茶叶栽培加工技术的改良及其成效［J］.中国农史，2011（2）：40－49.

［9］张玲.民国时期安徽茶业研究［D］.合肥：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2011：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