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文化的生态维度与现代复归＊

2015-12-17贾雯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4期

贾雯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一、引言

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逐渐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发展。早在2010年，科学家朗尼·汤普森就曾指出：“我们都确信全球变暖已经明显地对当前的文明构成威胁。”2012年，蓝色地球奖得主曾声明：“面对前所未有的紧急时刻，社会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避免文明的崩溃。”［1］

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研究论文数量众多，研究领域广泛，言人人殊。总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类：

其一，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辨析。从基本概念的梳理和辨析入手，认真考辨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尤其是国人对于“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解认知以及相关误解，从文明发展角度，运用类型学、因素分析等理论工具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了辨析。对生态的概念与传统中国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等概念进行了比较［2－3］，纠正了学界和社会上对于生态和文明的滥用与误用。相关专著如姬振海《生态文明论》、严耕《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构建》等认为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步，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

其二，从学理层面论证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生态内涵与当下价值。研究着眼于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维度，认为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标志的生态文明思想、价值应当引起重视，认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引领世界前进的世纪［4－5］。此类研究更多价值论证而非逻辑论证。

其三，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关于生态问题的论述，认为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维度的深刻变革，是一种全新形态的文明类型，进而从生态文明视野重新解读、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将建立“以人为本”的新型人文主义价值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最终提出了当下社会建设中所引以为理论支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6－10］。目前由于意识形态层面的积极建构，这一类研究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

当今全球化时代，越是直面当前世界生态形势，越是需要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客观理性地分析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路径，比较东西方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利弊短长，从而给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客观理性的评价和对待。文章从当前关于生态文明的共识入手，反思传统农业文化所具有的生态特色以及当下中国传统文化所展现出的多元复归迹象，进而对在当下的都市化发展和世界化趋势中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进行反思。

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世界共识

虽然生态危机在今天日益严重，但是生态意识却并非始自今日。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将“生态学”的概念界定为研究生物与其存在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1933年，美国生态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与罗伯特·马歇尔创建了荒野学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一种“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谦恭意识”；1937年，美国自然主义思想家亨利·梭罗发表了《瓦尔登湖》，从审美的角度看待荒野和自然与人的存在关系，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1945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发表了《沙乡年鉴》，提出了“土地伦理学”的思想，呼吁建构一种“像土地一样去思考”的意识；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指出了DDT等化学药品对于环境生态的破坏。它对“控制自然”的工具合理性思想提出了质疑，最终导致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成立，该书因而被视为“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11］。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能源危机凸显、环境问题频仍，人类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文明意识与日俱增。1971年，美国巴里·康芒纳《封闭的循环》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深度改变，指出，新技术是经济的胜利，却是生态上的失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预言了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资源枯竭时代的降临，这是人类发展观的一个转捩点。自工业革命以来影响深远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获得深刻反思，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凸显，有力推动了人与环境、生物圈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思潮有施维泽敬畏生命的观念、保罗·泰勒尊重大自然理论、阿尔尼·内斯的深层生态学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理论等。他们都主张人类应当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伦理与技术理性，进而承担起人类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建构一种生态伦理观。这种生态伦理观注重对于近代以来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反思，呼吁限制理性的自负与技术的狂妄，因为“一种伦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是对生存竞争中行动自由的限制”［12］。

20世纪末以来，人类不断地探讨政治权力、市场力量以及个人观念之间在生态问题上的共识与可能采取的合作方式等。1972年，世界气候大会首次提出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人类认识到：“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个人危机，不只是政府危机，也不只是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变迁。”［13］1979年，《欧洲保护野生生物和自然界的伯尔尼公约》指出：“野生动植物构成具有美学、科学、文化、创造性、经济和内在价值的自然遗产，必须保存他们并将之传给后代。”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开始获得认可和尊重。198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自然宪章》，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是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给予其他有机体这样的承认，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人类应该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阐释了“可持续发展”概念。这一概念孕育了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土地伦理和生态文明的思想。2000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提出了各主权国家之间在共同抗拒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方面必须采取积极的行为，挽救濒临灭亡的人类文明。2007年以来，学术界召开了8届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各国学者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14］。深度生态学理念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等引起了世界学界和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构建生态文明，拯救由于技术理性、工业文明而造成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世界共识。

中国适时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路。“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15］正如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大卫·格里芬所认为的，生态文明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发扬生态文化传统，坚持生态文明发展路径的中国有望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

三、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意识根深蒂固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应对自然挑战、协调群体关系、促进个体发展而创造的所有成果的历史积淀。中国传统文化源于传统农业生产文明，讲究敬畏自然、尊重生命、顺天应人，注重自然伦理，因而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

（一）法天象地的文化观念

依据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念，文字是文明诞生的标志。语言文字形塑了一个民族成员的思维模式，形塑了该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中国文字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和文化发展轨迹。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演化，沿用至今。根据文献记载，仓颉造字就是采取了象天法地、近取诸身的做法，具有一种天地通的深层观念。《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周易》则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传统文化中最早阐述人与自然关系的则是“天人合一”理念。这种理念从整体去感知、领会世界，具有鲜明的系统论、结构论特征，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根，人生于世不能离开天地万物而存在，而只能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人在天中，天由人成。”［16］而许慎《说文解字》更是明确指出：“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一，惟初太始，道生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道德经》也说：“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说文解字》对此解释为：“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像人形。”而“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天”的思想、从来就是奠基于“人”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正是由现实性的“人”和本源性的“一”“道”共同构成了存在的基础“天”。文字是文化的隐喻，是文化的符号。进而言之，所有的中国文字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都形象地隐喻了世界的完整存在状态，因而汉字世界所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整体境界。语言文字是文化的第一标志，也是人类交往和发展的基础。传统汉字文化的诞生立足于传统社会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由于深受自然条件的局限，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因而汉语具有强烈的高语境特点，讲求话语表达的现实情境性。不同于西方的抽象拼音文字对于世界采取了一种分析和分离的逻辑认知方式，汉字这种象形文字对于世界的描述和解释则追求一种物我不分、主客不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性感悟，讲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系统关联、共生共在，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先天具有一种生态意识、生态思维，所以基于汉字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音乐性、情感性、系统性。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世界存在一种有机结构。《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理想世界。这种理想境界的实现具有显而易见的生态系统的存在和运作机理。《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性与物性、自然性是根柢相通、深层契合的，“与天地参”其实就是天、地、人和谐共处。这就是海德格尔“人生在世”存在结构。这种存在状态摆脱了“被抛”状态，具有了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可能性。由于传统文化是在从事原始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立基于农业文明的文化，而农业文明具有浓郁的天地时令、气候变迁特征，因而在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视域中，岩石圈、植物圈、动物圈、水圈、大气圈甚至精神圈等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本然存在，每一圈域的存在都是其他圈域存在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却没有走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程度，不会导致“人为自然立法”的结局；而是在自然环境、感官世界、精神场域各个维度协调发展。道家坚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家坚持“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古尊宿语录》卷九）；儒家坚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也是一种限制自身贪欲、追求与山川万物共在的生态观念。孟子坚持“求其放心”，追求“万物皆备于我”。理学家程颐指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二程遗书》卷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只有实现了仁爱、尊严、秩序的有机存在，才是顺乎本性的、自然天性的生态状态。法国思想家施维泽在其《敬畏生命》中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奇迹般深刻的直觉思维”，体现了人类的生态智慧，是最丰富和无所不包的哲学［17］。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意识与西方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自我实现”“生态大我”观念不谋而合。如深层生态学创始人奈斯更是明言，他所指称的“生态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与天地参”的儒家和“道法自然”的道家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能够避免人类中心主义的过度工具理性行为，具有一种深层的生态伦理色彩。

（三）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色彩

怀柔远人、协和万邦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传统文化“社会”概念本身就含有人类与外界自然界的耦合意味，讲求人与自然事物的和谐相处。《逸周书》记载了夏朝的规定：“山林非时不登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18］239春秋时期的管子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苴菹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子·地数》）《论语》中记载了仁者“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所有这些记载都表现出国人对自然生命的珍爱和珍视。孟子将实行生态政策与实现王政、仁政结合起来，指出：“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同样将生态保护视为统治者所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认为：“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而不爱者哉？”（《二程遗书》卷四）张载认为：“民吾同胞也，物我与也。”（《张载集·西铭》）反思中国历史，凡是政治清明、社会繁盛、文化进步之时，往往也是与民休息、生存自然的时代。就像《道德经》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中国先民创造了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并且建构了一整套基于农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情感模式、行为样式、宗教信仰仪式等文化模式。因而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它影响和形塑了此后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与文化演化。这种农业文化模式既追求人自身维度的自由发展，又追求人在自然之中和自然在人之中的整体发展，追求“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天地人参”的发展状态。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保持了一种绿色、适度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状态，深具生态特质，因而造就了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与时俱化的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逐渐取代了农业文明，生产力大幅提高，一方面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则造就了“单面人”甚至“非人”的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存在与肉体存在也发生了严重的疏离。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更加严重的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以及生态失衡的严峻形势，因而反思、改变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人定胜天、人与环境对立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成为共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农业文化的那种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无为而为的文化模式为世界范围的反思、改变提供了一种可行途径选择。进而言之，以现代科技与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相结合，农、林、牧、渔业协调发展的生态农业将成为21世纪信息经济、生态社会发展模式。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深层次契合了当前的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甚至有学者认为，19世纪，英国人教会了世界生产，20世纪美国人教会了世界消费，21世纪则由中国人教会世界如何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复归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所形成的理性化、世俗化、一体化、工业化文明解构，而进入一种无限流动、不断碎片化、空心化的存在。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全球时代的降临，世界范围的文化发展也呈现出一种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反动，对于农业文明的回归。这种情境下，绵延不绝的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就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机遇，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多元复归现象。

（一）汉语国际推广恢复了象形文字的视图传统

根据卢梭的观点：“言语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区分了不同的民族。”［19］据此认为，语言文字是文明诞生的第一个标准。由于创造了成熟的文字体系，中国因而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一样成为了世界文明古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字是唯一延续至今没有消失、拥有世界上最大使用人群的古老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人类认知世界、反思世界的开始。可以说，创造象形文字，就是人类最初主体意识、自我意识诞生的表征。所谓“象形”文字，就是依据《易经》所说的，“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创造出来的符号体系。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从上古结绳记事，到创设文字，人类通过给世界命名，创造了最初的文明。恰如斯芬克斯与俄狄浦斯王的传说，文字的创设标志着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诞生：文字一方面具有对世界进行表象和指称的作用。人类通过区分和命名，认知客观物质世界；另一方面，人类通过文字传达自身的精神欲念，既能够对世界的本质进行一种理性反思，又能够依据自身意志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处理自身情感。唯其如此，才会导致《淮南子·本经》记载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神奇现象。世界上曾经存在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巴比伦楔形文字都消失了，唯有汉字流传至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一定意义上，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汉字厥功至伟。中国曾经贡献给人类“四大发明”，其中与语言文字有关的就有造纸术、印刷术两项。由此可见，通过学习和掌握汉字，可以通过一种维科所谓的“诗性逻辑”去感悟和认识客观物质世界和精神想象世界。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事实上，“语言既是整个文化的产物或结果，又是形成并沟通文化其他成分的媒介”［20］，任何文化之间的传播首先是基于语言的交流和学习。汉字的发明，正是中国先人通过独特的诗性逻辑认知和建构精神世界，形塑最初文化意识，奠定文化基因的最初努力。可以说，汉字的学习和使用形塑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行为模式，进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模式。因而，在当今视图时代，不同民族通过汉语的学习和交流，通过进入汉语思想世界，理解和掌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原则，能够建构一种更加诗性化、人性化、情感化的生态世界。事实上，当前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固然有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外贸易扩展的显性因素，而通过汉字的学习和认知，重新建构一种多维、立体、生态的世界图像也是一种深层的原因。简言之，深具诗性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能够有效促进当下视图时代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

（二）传统农耕文化建构了现代深度生态文化模式

依据布罗代尔的文明史观，文明是由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经济状况、集体心态等相互联结各要素综合而成的长时段的结构与存在，具有其历史延续性，其精髓是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以农业文化为基础和核心，具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守土重迁的民族心态。中国传统文化诚如《易经》所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种文化形态产生于世界上最早、最成熟的农业文明之上，作物耕作、农业节令、季节变迁是其核心内容，具有深刻而永恒的土地、家园意识，它为华夏共同体成员提供了认同归属感。中国传统农耕文化讲究“顺乎天，应乎人”，就是讲究与土地、自然生命和谐相处，因而“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很根深蒂固的有机和非机械的性质”［21］14。美国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所提倡的土地伦理观认为，当一件事物趋于保存土地的稳定、整体与美丽之时便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土地意识具有一种深度的土地伦理意味。在一定意义上，利奥波德所提倡的“像山一样思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维模式是高度一致的，因而中国传统有机自然的观念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观念也有着深层的契合。传统农业文化这种基于土地伦理的认知和思维能够带来一种超越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自然观，能够矫正那种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就是高楼大厦的狭隘发展观，而走向一种现代性的真正的科学发展观，追求多样、多维、个性、人性的自由、和谐发展。在现代都市化发展进程中，传统农业文化的土地意识、生命意识、生态意识能够让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甚至每一个人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可替代的个体。简言之，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是一种深度生态文化模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2］776传统农业文化能够适度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兼顾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存在，维持一种自然而然、“万物并行而不相害”的平衡状态。然而现代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却在单纯满足人类欲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而迷途忘返，对于征服自然、控制环境充满理性狂妄与技术自信。“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2］517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具有浓郁的天父地母的观念、深刻的自然伦理，坚持“民胞物与”的信念；传统社会的生产设计、群体交往和日常生活运行坚持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节奏，以及“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17］579的人生节奏。质言之，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村落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乃至于中医药文化等经历了数千年的淘洗拣炼流传到今天，充分彰显了民族特征、地域特征和生存智慧，彰显了别样风情、异域风情，共同形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文明相待，而且尊天顺时的农业生产方式、注重群体伦理的文化设计能够有效纠正启蒙理性以来单纯依赖技术理性对于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掠夺、无底线戕害，因而为解决土壤酸化、河流污染、大气污染、生物群落急剧消失、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提供可能的思路和途径。因此，传统的农业文化由于其所蕴含的生态意味而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格外吸引世界关注，而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生态、健康、安全成为当下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如联想佳沃农业、网易养猪事业……这种理念是传统农业理念的一个现代回归，它将创造一个追求自然、健康、美丽的生活世界。简言之，基于传统农耕文化的物质生产与精神追求，人类能够逐渐恢复地球日趋倾斜的生态平衡，实现“活着，让别人活着”“让河流轻轻流淌”“轻轻地行走在大地上”的深层生态存在，实现人类永续发展，重建地球美丽家园。

（三）孔子学院推动了传统文化传播事业的纵深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外文化传播也越发深入和广泛。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成为新世纪中外文化传播与交往的重要现象，因而中国传统经典重释和现代翻译成为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的重要事件。其中，孔子学院尤其是近年来举世关注的文化传播事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复归的重要表象和主要载体。从2004年中国开始建立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形象至今，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文化传播方兴未艾。事实证明，孔子学院是推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载体，其文化传播成效显著。通过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初步实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理想。随着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事业的纵深发展，农业孔子学院、中医孔子学院、武术孔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等各种以传播传统文化为主的专门孔子学院也应运而生。这些专门孔子学院为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谐自然、富有生机活力的精神特质。由于农业文明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质，因而农业孔子学院的创设与发展尤其值得关注。作为一种全新形态的孔子学院，农业孔子学院更多关注传统中国农业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展现更多传统生态农业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更加注重乡土、家园和地方共同体的普遍福祉。具体而言，农业孔子学院立足传统农耕文化，注重增强汉语学习者与其本土世界的生活联系，强化地方性经验，建构一种共在、共生的情感维系，营造一种基于土地情怀、家园意识和生态存在为旨归的文化传播和日常生活模式。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立足于“天人合一”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一种诗性智慧，讲求心灵的体悟和精神的感动，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传统文化中“四海之内皆兄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和为贵”等观念“来源于一种对善意理解的健康的乡村情感”［21］365，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农业文化的生态伦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的表征。通过农业孔子学院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文化传播，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中一些依然具有生命力的耕作方式、生活理念、社会组织模式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广泛认可和深度关注。

自2004年至2014年，世界上已经有126个国家开设了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282所孔子学院课程纳入所在大学的学分体系，因此，孔子学院不但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为21世纪世界文化的融合、资源的共享、情感的交流、生态的恢复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领域，为地球家园重新恢复青春与活力作出了实质性的举措，必将推动21世纪全球生态文明的有效建构。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宿命，也是它的使命。

人类虽然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但是人类始终是自然的产物，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都是存在于自然界的”［23］。因而真正的人类社会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建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因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4］。古典时代，中国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农业文明；21世纪，深具生态文化基因的中国文化多元复归，必将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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