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阳旭

灾后重建的社会过程及其后果是灾害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虽然我国是一个灾害多发国家，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相关文献缺乏对我国灾后重建动力机制及其后果的系统分析。

在经历了“从怜悯 (compassion)到权利(entitlement)”的过程后，①Platt，R.H.，Disasters and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Extreme Natural Events，Washington:Island Press，1999，p.20.灾害治理被认为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本国和本地区的灾害应对活动当中。观察现实不难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灾害治理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目标序列设定、实现目标路径选择和能力上都存在很大差异。本文建立了分析政府灾害干预行为的“合法性—行动能力”框架，认为不同类型的合法性来源导致政府灾害干预意愿的差异，政府行动能力的强弱则直接影响政府实现其灾害干预目标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以“合法性—行动能力”框架为分析工具，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案例，分析汶川灾区快速重建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逻辑及其未预料后果。

一、灾害中的政府:干预意愿和干预能力

借用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说法，②［英］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 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政府进行灾害干预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拉特的研究表明，③参见［英］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 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15页。长久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认为，虽然公民遭受自然灾害是不幸的，但政府没有向其提供帮助的义务。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东部海岸地区连续发生的飓风、洪水灾害，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和政治家认为政府应承担更多救灾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