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金线论”与恩格斯的“红线论”——兼论多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
2015-04-10宋培军
思想战线 2015年3期
关键词:马克思
宋培军
一、问题的提出
董正华教授曾指示笔者研习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一文,引起笔者特别兴趣的是该文中所引前辈哲学家吴江教授《历史的动力》的如下论述:
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由此引起,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拿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由此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①吴 江:《吴江文稿》上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何祚庥进而疾呼:现在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到了为上述“争议”做结论的“时代”了。他的结论是:
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社会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决定着阶级斗争,决定着社会进化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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