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迺 武永兴

张劲夫与引进国外智力

文/王迺 武永兴

编者按：7月31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国务委员张劲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张劲夫是我国新时期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开拓者之一。本刊回顾栏目特刊发两篇文章，以缅怀这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

1985年1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左二）、张劲夫（左一）会见德国专家、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格里希（右二）

张劲夫同志1983年9月至1988年7月任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成员，主持常务工作。1985年起担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他非常重视智力引进工作，大力引进科技人才，开发海外华人资源，积极开展国际人才交流活动，推动出台了多项引进智力工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措施，他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引进外国智力工作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为引进外国人才，推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受命于邓小平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之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万里、姚依林、方毅、宋平等汇报时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颁发了《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成立了以姚依林为组长，方毅、张劲夫、宋平为成员的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并确定张劲夫负责小组的日常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受多年“左”的影响，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在思想、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障碍。张劲夫在事关全局的思想发动、建立组织体系和工作队伍、制定政策措施、广开对外渠道等各个重要环节，雷厉风行，真抓实干起来。

在各部门、各地区的共同努力下，局面很快有了较大变化。来华外国专家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除文教专家和随设备合同来华服务的经济专家外，使用引智专项费用聘请技术、管理专家来华工作的人数从1984年的300人增加到1987年的2000人，4年累计达5000人，出国培训从1985年的900人增加到1987年的2500人，5年累计派出近5000人。

引智项目成效显著。如在农业方面，由日本石本正一传授的地膜覆盖技术，几年之内增加经济效益30亿元以上。日本专家藤原长作、原正市等传授的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使水稻单产量增加一倍多，5年累计增收10亿多元。机械工业部所属中国汽车总公司聘请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前副总裁麦克唐纳等11位高级专家担任顾问，专家们通过深入调查，为我国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技术改造、资金筹集等战略规划和体制问题提出一整套很有价值的建议，仅一汽改型技术改造方案被采纳后，就节约了投资1 亿多元。武汉市聘请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提高产品质量，引进现代化管理，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他的治厂经验受到我国经济界的重视。

1986年6月，张劲夫把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关于引进国外智力工作的汇报提纲》报送邓小平、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在批示中写道：“劲夫同志：没有想到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我们几年来作出了这么大的成绩，可喜可贺，谨向同志们致敬”，“ 提纲条理清晰， 目标明确稳妥，措施得当，我感到很好。”并在多处做了进一步的批注。批示进一步推动了引智工作的开展。

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神来之笔宝钢二期

张劲夫其时还参与领导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任务，他从全局出发，对引智工作做出了宏观决策，提出引进智力的重大课题，使引智工作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中心开展。张劲夫在财经小组会议上建议，要技贸结合，用贸易做筹码，引进核心技术和培养人才，给中国工程师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再创新。那些年，国家每年要进口约200亿美元的商品，其中有几十亿美元是机电设备，特别是成套设备，由于使用和制造企业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使用单位只愿购买进口的先进设备，不关心何时可以自己制造。张劲夫认为，一个国家先进技术设备只靠买，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要利用购买的机会，使制造部门介入，提高自己的能力，尽快实现国产化。他的这一指导性意见，在宝钢二期工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在引进价值5亿美元的热轧设备和价值3亿美元的连铸设备国际招标时，提出中标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转让核心技术，要让中国工程技术专家参加共同设计、共同制造的全过程，而且中国专家也与外国专家一样待遇，费用由设备卖方承担，结果德国西马克公司接受上述条件而中标。除冶金部专家外，一机部、电子部、机械系统、电子系统等技术专家共1000多人参与了合作设计和制造，通过这项合作把中国设计、研发、制造领域的专家和有关企业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经过不断创新、攻关，在宝钢第三期时，设备国产化达到90%以上。

宝钢二期以贸易为筹码，是引进智力的一个成功范例，也是张劲夫的得意之作、神来之笔。这一方针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在大型成套设备引进中把硬件、软件、活件结合起来，采用共同设计、共同制造方式，得到广泛应用。

依靠国内外专家做好引智工作

如何开展引智工作？张劲夫也十分重视吸取国内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他在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要把硬件、软件、活件（人才） 三件结合起来这一提法，就是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在讨论邓小平关于引进人才指示时提出的，张劲夫认为这一说法很形象、很易使人们理解，就在讲话和报告中采用了这一说法。

怎样才能使引智办的工作更开放，更能符合国外的标准？在中央引智办成立以后，1985年张劲夫亲笔写信，邀请美籍华人专家聂华桐教授为中央引智办内部顾问， 并多次会见聂华桐先生，听取他的建议。当聂华桐向他介绍说， 在美国，人才招聘已经商业化，许多人才公司从事这方面的商业运作，一般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流动、招聘、应聘可以公开、合法地进行，立即引起张劲夫的重视， 迅速指示中央引智办研究，并且在1986年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选择适当时机，通过宣传媒介，对我国引进国外智力的方针政策适当作一些公开和报道，更好地推动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展工作。

深圳特区成立不久，深圳曾想发行特区货币，国内意见不一。当时张劲夫身为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听到不同的声音，就向对我友好的日本兴业银行小林实先生请教，小林实认为，作为一个国家，内部不能搞两种货币，否则最终必将引起混乱。张劲夫认为很有道理，就转告国务院领导，最终被采纳，避免了在货币政策上走弯路。

他与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田长霖、李天和、格里希、原正市等在长期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来华工作、访问时，张劲夫总要抽出时间会见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还特别要听取他们对引进人才、派出培训的意见。可以说，这是一批没有顾问头衔的“顾问”。

1999年国庆节前，张劲夫（右）为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李政道（左）颁奖

关于聘请“洋厂长”的争论

在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和武汉市市长吴官正的支持下，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通过友好城市关系，聘请了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引进国外的现代化管理经验。

胡耀邦对新华社有关报道做出批示，姚依林、张劲夫均表示支持。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各方面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认为没有必要学习国外的管理，更没有必要请外国人当厂长，中国人自己可以做；“洋厂长”严格企业纪律、严把产品质量关，惩罚和撤换不负责的干部职工，有人认为是否定了中国人的主人翁地位，改变了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的人对是否能成功，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张劲夫让中央引智办派人进行实地了解，认为格里希所作所为，切中企业的时弊，他所采取的举措，深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并且希望延长聘请合同。对于各种疑问和意见，张劲夫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1985年他在重点企业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请外国人当厂长，搞好管理的目的，不仅在于经营好一个企业，也是为了让现代管理技术起示范作用。当然请外国专家搞管理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可以当厂长，当经理，也可以做顾问、总工程师、经济师等。在任用他们的时候，一定要使他们有职有权，真正发挥作用。请外国人当厂长，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企业性质？他明确表示：企业性质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洋厂长”是我们聘用的，是雇员。

姚依林、张劲夫曾先后9次会见格里希，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对他表示支持。事实证明，通过格里希“洋厂长”的示范作用，对于推动当时企业改进管理、提高效益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家经委、武汉大学、中央引智办，还联合举办了《格里希治厂经验的专题研讨会》，在制造业等相关企业中推进现代化管理。

重视海外华人专家的引进

在引进国外智力工作中，争取海外华人专家是一个重点。怎样创造条件使海外华人专家为祖国“四化”作出贡献，是他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87年周培源写信给姚依林报告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学者林家翘有回国工作意愿，建议聘请他为北京大学教授，说到目前在国外有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华裔科技专家，不少人已经退休或将到退休年龄，他们中大部分对祖国有深厚感情，如何创造条件使他们能为祖国“四化”建设作贡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务请中央认真考虑。

姚依林请张劲夫研究并提出意见，张劲夫收到后，立即提出建议：林家翘在50年代与钱学森、郭永怀齐名，与钱、郭及钱伟长是好友，是冯·卡门的高徒，在美国及世界上都有一定影响。我在科学院工作时曾设法争取他回国，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想回国，是好事，对科学界，对年轻人都会有好影响。像林这样要退休的老专家，是一大笔财富。林夫妇如能回国，对争取像他那样的科学家，也会起到好的作用。张劲夫建议：保留美国国籍，每年两地来往，由我提供旅费，提供较好住房、汽车；可聘他在他选择的大学当教授，也可兼一研究单位的名誉研究员，还建议由他组织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同行中国际知名学者和国内相应的科学家和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一起参加，逐步形成有一定权威的学术中心。他的意见得到中央领导的赞同。但是，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这次林家翘回国工作之事，仍未能如愿。

2001年张劲夫得知杨振宁、林家翘有回国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的愿望，他十分关心，向中央有关同志提出建议。在中央组织部等部门的推动下，很快对杨振宁、林家翘两位回国工作的有关具体问题做了周到的安排。

高规格隆重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如何调动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的积极性，特别对那些做出很大贡献的专家如何进行奖励？张劲夫主张高规格礼遇那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外专家，以这种方式来激励专家继续奉献，同时吸引更多的专家参与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建议，中央引智领导小组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举办的1984年中外专家春节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邀请总理参加，要像对获诺贝尔奖那样隆重，要把中央的精神告诉他们，通过他们传递到海外，营造尊重海外人才的热烈氛围。那一年的招待会参加者包括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中外专家共2000余人，国际国内反响巨大。

此后，对贡献突出的外国专家“要像诺贝尔奖那样隆重”地给予鼓励，逐渐成为对外国专家管理工作激励的重要举措之一。逐渐形成了高规格、高礼遇， 热烈隆重奖励专家的思路。

1986年国庆期间，邀请了“洋厂长”格里希等8位工作成绩显著的外国专家来京，向他们颁发荣誉证书，请国家领导人会见并出席国庆招待会；1987年，陈省身、原正市等20位外籍专家来北京接受表彰…… 这种请外国专家出席国庆招待会、国家领导人接见和授予荣誉证书的奖励活动，延续至1990年。1991年国家外国专家局正式确定向有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活动每年在国庆期间举行，截至2014年底，已经有1399位外国专家获得此项殊荣。很多专家将它视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大胆探索引智的模式

1997年在一次讲话中，张劲夫回顾过去的工作，再次强调技贸结合、以贸易为筹码引进核心技术和智力的重要性，同时还指出：合作研究、共同生产是提高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有效方法，这些方法和经验值得重视。

中央引智办成立后，提出的第一个引进人才项目，就是南开大学聘请陈省身担任数学所所长。张劲夫认为，陈省身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学生遍及全世界，请这样的人来一起工作，开展合作研究，意义重大。他指示中央引智办对陈省身项目给予支持，每年资助12万人民币连续三年，陈省身担任所长后，南开大学为他专门造了一座房子。开始时一年回来一段时间，后来回国定居。陈省身很高兴地告诉张劲夫，他想用南开大学数学所为基地来帮助中国提高数学的国际地位。陈省身以自己的身份和威望，邀请世界一流学者来南开定期召开国际会议，邀请海外优秀学者来开展合作研究，当时仍在国外工作的杨振宁也应邀在南开数学所开设了理论研究室。

他认为通过合作生产也是提高我们科技和技术人员水平的一条捷径。例如上海与麦道合作生产飞机，美方派人来技术把关，通过这种方式，使我们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极大提高。他深信，假以时日，这些也会为日后我们自己生产大型民航飞机准备条件。又如上海贝尔公司和贝岭合资项目的成功实施，使得我国的电子通讯产品发展加快了5到10年。在合资项目的考察与选型、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技术的引进等关键时刻，张劲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先进技术的引进，使我国通讯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上海贝尔创业初期困难重重，一度亏损严重，张劲夫多次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使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曾经担任上海贝尔公司副董事长的比利时专家莫瑞尔深受感动，发自肺腑地说：“我想念张劲夫，一生不会忘记张劲夫。”

张劲夫（左）会见1999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杨振宁（右）

1984年电子工业部计算机总局拟在深圳成立“深圳开发科技公司”，准备生产计算机关键部件—— 磁头。技术需从国外引进，当时有三位外国专家掌握此项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合作的条件是要占合资公司30%股份。那时国内对人才智力和技术资源价值认识不足，技术入股尚无先例。因此，有关部门和领导不敢表态。此事报告张劲夫后，他立即表示从技术和人才引进角度完全应该支持，技术入股国内也是适用的，完全可以实行。于是，与国外专家合资的“深圳开发科技公司”很快成立，该公司很快成为全球最大的计算机磁头生产供应商。这种把外国专家个人利益与企业发展直接挂钩的做法，此后得到广泛应用。

广开对外渠道

1985年11月，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成立，作为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的对外窗口。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是根据林宗棠建议，由中央引智办以适当形式，联合有关部门集中统一对外，开展合作而建立起来的。考虑到国外通常都是由社会团体或群众机构来进行各种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考虑到要有派出机构在国外直接推动工作，所以采用了民间协会这一方式。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接到日本友人林信太郎来信，拟组织日本退休技术管理人员来华帮助技术改造一事，向张劲夫报告，他立即指示中央引智办予以积极支持。经研究，中方成立中日人才交流委员会与之相对应，机构设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推动中日人才交流。

支持各团体参与引进智力这一指导思想，激发了各团体的积极性，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全国总工会、中国农学会等单位，在派赴日研修生工作方面一直是规模大、管理严、成效显著，为各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此外，全国总工会经过与意大利工会合作，聘请了纺织、印染、后整理等方面的意大利专家来华指导，提高了丝绸印染质量，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对外友协、中国科技交流中心、中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欧美同学会、中国华阳技术贸易总公司，都是开展引智较早的单位，他们都分别主管着多边、双边、官方、半官方、民间的合作渠道，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各部门各地区服务，做出了可喜成果。张劲夫都充分加以肯定，并在历次总结以及向中央报告中强调这一点。

1985年张劲夫就提出引智要走出去的战略，他形象地比喻为“反弹琵琶”。随着引智工作的不断发展，为了更好地为各部门各地服务以及做好出国培训人员的国外管理工作，张劲夫提出要在发达国家建立机构，把引智工作做到国外去。考虑到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决定以民间协会、基金会的形式，这样在我驻外使领馆的领导下，灵活地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作为使领馆官方渠道的补充。经过调查研究，在美国，由于地域广，合作对象不同，采用了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在旧金山成立美中人才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一个具有美国法人地位的免税机构；在纽约以公司名义注册了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代表处。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办事机构，与一些外国专家组织和培训机构、学校、企业、单位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成为引进智力的重要渠道和为各省区市、各部门引进国外智力服务的重要公共平台。

国外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使引智工作形成了国内、国外“两条腿”。在国外不仅有使领馆的官方渠道，也有民间渠道作为补充。

1988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中央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改为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张劲夫担任顾问，直至1993年3月领导小组撤销。张劲夫从国家领导岗位完全退下后，还保留的唯一职务就是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主席，他说这是邓小平交代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节选自《张劲夫与引进国外智力》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