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文

刘心武：我有能力厚重，但不刻意

舒晋瑜/文

采访手记：

既有着历经沧桑后的沉稳，又透着孩子气的纯真。年过七旬的刘心武笑起来依然一脸阳光，足以照亮窗外渐暗的天空。

采访刘心武多次，有时电话，有时邮件。很多时候相见，是在人声嘈杂的会场，比如在2000年的书市上，他和王蒙主编的《课外语文》系列丛书发布；比如在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出版，刘心武在王府井书店和读者见面，场面火爆，读者穿着写有“支持刘心武，热爱红楼梦”的衣服排队等候……他总是被热心的读者簇拥着。这一幕幕涌现过来的时候，突然觉得像极了刘心武的创作人生，总是热闹着，被前呼后拥着，没有人关注他写作背后的寂寞和苍凉，没有人体味争议和风波背后的无奈和辛酸。

中国文坛有一个现象：大多数作家在随着时光走向暮年时，选择了放弃小说。刘心武的上一部现实主义长篇，距今也有20年了。

2014年的5月，刘心武拿出他的厚重之作《飘窗》。“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不消说，我新的长篇小说，其素材、灵感，将从中产生。”这段文字写于两年前的散文《在飘窗台上看风景》。“风景”中蕴含了刘心武对世间百态的深入体察。很多人说，小说中写到当下的生活，不像是“老头写的”。包括刘心武贴吧和有关他的微博里，集聚着众多80后、90后读者也发出感叹：“耶，刘心武原来是老头耶，还写小说耶！”

刘心武开心地笑了。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时，他的身边就聚集起一拨年轻的粉丝，后来这些人从电视屏幕转移至立体关注刘心武，甚至追溯到他的“三楼系列”（《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纷纷点赞。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热情追捧，使得刘心武的作品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彼时，他刚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二三百人的报告厅坐满了听众，连门口都挤满了站着的学生。是的，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依然如故。过往经历的波折和这些相比，算得了什么？他不需要任何褒奖，读者的信赖和拥护是最大的幸福。

创作56年来，刘心武几乎一路伴随瞩目：《班主任》引领伤痕文学，“舌苔事件”引发风波；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刘心武续红楼梦》掀起轩然大波……追捧、打击、标榜、质疑，刘心武不但没有为苦难折服，反而沉淀出坚韧柔软的悯世情怀。

是的，《飘窗》读不到暮气苍茫，读不到愤世嫉俗。那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20年之后，是什么原因让他重回小说？

此时，上岛咖啡的一角，时光缓缓流淌。听刘心武讲他的过往和新作《飘窗》，那些被荣誉的光环和无解的风波所遮蔽的真相，如壶中芬芳的玫瑰花茶，渐次绽放，令人回味。

16岁时，刘心武在雪片般的退稿信中，终于发现一张用稿通知单。

这一年，他的一篇文章在《读书》杂志刊登了，题目是《谈第四十一》。

刘心武小时候常去的地方是书店。看到一排排书摆在书架上露出的书脊，他的心中总是升起莫名的渴望和冲击。那时候很多是引进的儿童文学作品，他非常喜欢其中的一套民间故事丛书，第一次去便买了；可是第二次再去时，他发现增加了新的品种。刘心武心里很慌，总想把书买齐了，又担心钱不够。可是这套民间故事是开放的，一直都在出版，刘心武始终未能买全。那时他的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什么时候我自己写一本，也摆在这儿卖。那年，刘心武十二岁。

高中的时候，刘心武订了《译文》、《读书》，他的阅读量很大，并不像当时中学生热衷的少年读物，看得更多的是《文艺报》《人民文学》。有一次他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半版散文诗歌，心想，我写的话会写得比他好。从那时起，刘心武动了投稿的心思。

于是，退稿像雪片一样飞回来。终于有一天，刘心武的一篇文章登出来了。不是在《中国少年报》，也不在《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或《儿童时代》，是刊登于《读书》，题目是《谈第四十一》。那是在1958年，刘心武刚刚16岁。

刘心武很快接到编辑部的回信，大意是大文刊出，表示感谢。他们以为刘心武是老学究，没想到是一个高中生。他也写一些儿童诗和小小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找上门来，问他能否合作，刘心武随后写出了广播剧《咕咚》，没想到“文革”时被当成毒草，改革开放后，《咕咚》才开始重播。

刘心武曾经非常遗憾自己未能上北京大学。但是，此后的经历和遭遇，却使他深入底层、为底层人民代言，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反思精神。

高中时候的刘心武功课很好，考大学毫无悬念，就非常自信地在第一志愿填写了北大中文系。但是后来刘心武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这对他是很大的挫折。

多年后高中同学聚会，当时的班长告诉刘心武，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家庭问题，是他的言论有问题。有一次吃饭时刘心武眉飞色舞地谈《风雪夜归人》，有同学正告他：剧作者吴祖光是右派，刘心武说：“吴祖光是右派的话，我也要当右派。”就因为这句话，刘心武被揭发了，并且入了档案，被批示“像这样的考生，大学不宜录取”。后来因为师范招不满，刘心武才被调剂到北京师专。

班长问刘心武，要不要知道那个同学的名字。刘心武却说：“不要了。”当中学教师的经历，使他得以深入地了解底层。“不是我高高在上，也不是我愿意接触底层，而是我本身就是底层，卑微地生活着。”

这也使他的作品中具有了一种切不断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一方面来自家庭熏陶，父母一贯

培养刘心武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大环境也很重要。刘心武回忆说，社会上还是有些伯乐，保护容忍稍微有些想法的人才。《读书》杂志陈原主编在审清样时通过了《谈第四十一》；他在1961年年底，投了一篇随笔《水仙成灾之类》给《中国青年报》副刊，表达了“好事也不能做过头”的观点，原总编辑孙轶青发了头条，没想到这篇文章成为孙轶青在“文革”的一大罪状。刘心武为此一直很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编辑。

刘心武的创作经历，从《班主任》起就打着时代的烙印。

对刘心武而言，成名作《班主任》是他撕扯不去的符咒，还将继续伴随下去。

《班主任》遮蔽了他此后很多的创作成就，包括他认为最好的作品《四牌楼》。

对于刘心武的作品，读者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班主任》和《钟鼓楼》。前一部被评价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一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班主任》的素材来源于刘心武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但写作时刘心武已是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编辑。出版社为他提供了比中学更为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能够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刘心武就是在这个时期，及时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写出了《班主任》。1979年，复苏的文学界第一次评选全国优秀小说，《班主任》获第一名，茅盾先生亲自为刘心武颁发奖状。

“茅盾喜欢我不是偶然的。很多人认为伤痕文学就是哭哭啼啼，其实《班主任》里没有眼泪，获取了最大公约数。”刘心武认为，《班主任》的深刻在于，“文革”切断了和四种文化的联系：中国古典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班主任》重新把这四种文化接续了下去。

《班主任》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和后来卢新华的《伤痕》等作品成为“伤痕文学”的发韧之作。《剑桥中国史》从先秦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写到改革开放，关于刘心武的内容有一页半，其中包括《班主任》、《我爱每一片绿叶》。《班主任》使刘心武一举成名，同时也使他接受了名利这把双刃剑的考验。因为名利的背后裹挟着看不见的“风险”—“风险”是指成为一个符码后，有些人从政治上为了解决问题，会首先冲着符码而来。

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座谈会，茅盾说，我们的中短篇都有了，文化要发展，要尝试长篇创作。他问：“刘心武来了吗？”刘心武站起来，茅盾对他微笑着点点头。他鼓励的目光成为刘心武前进的动力。后来茅盾宣布拿出全部稿费设立基金。刘心武想：我一定要得茅盾文学奖。

《钟鼓楼》最终获得第二届茅奖。这部作品的获奖，标志着刘心武创作的新高。那年因为北京市有两个作家获茅奖，颁奖的时候，当时北京市分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昊苏上台讲话，他手里拿着一份《文摘报》，上面刚摘了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他很兴奋地说个没完，并且念《公共汽车咏叹调》。

从一开始，刘心武的创作就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班主任》开始，到后来的《泼妇鸡丁》、《站冰》以及《偷父》，刘心武的作品对时代、社会、人生的逼近观察和对人性的探究始终没有停止过。

1987, 刚当上《人民文学》主编的刘心武因“舌苔事件”而被停职检查。

“‘舌苔事件’今后会有揭密的一天。”刘心武说。事实是很戏剧性的，年初宣布他停止检查，同年秋天，却送刘心武到美国十八所大学演讲。

刘心武从《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转移了文学的落点。他还在坚持《班主任》的诉求，但他同时也深谙文学就是写人性，应该坚持人道主义，展示人生困境。“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停笔。我所舍弃的都是可有可无的，一些名份、待遇与我无关，关键是没有剥夺我写作发表的权力。”他说，舌苔事件使他对社会人心、人性的看法更冷静，更懂得世道的诡谲，这些是创作的财富，否则只限于对事物平面的了解。

1993年，刘心武完成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四牌楼》。这部作品1993年出版后印刷过4次，得过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第二届）第二名，其中一章《蓝夜叉》已经翻译为法文，2005年在法国以单行本出版。

“我自己觉得，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如果还记得我，那么，会提到《四牌楼》，这是一部什么时候都可以读，读过的人里，都会有喜欢它的。因为它透过政治、社会、时代、家族和角色所写的，是对人性的永恒性思索，而且它的忏悔性文本，沉静而略带伤感的叙述方式，应该能早晚获得一些知音。”刘心武的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新尝试，他发表的报告文学《五·一九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优秀的小说家视野应该是宽阔的。改革开放以后，刘心武对城市发展的关切与少年时期对建筑物的欣赏兴趣交融在一起，催生出他的建筑评论。建筑界对刘心武的涉足不仅十分宽容，而且持欢迎鼓励的态度，他甚至被请到北京电视台录制播出过8集《刘心武话建筑》，还出版了《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材质之美》等颇为专业的著作，发表了诸如《话说天花板》《话说卫生间》系列文章，把评论触角延伸到居室设计装潢领域。

苏联戏剧家梅耶荷德的定律就是，

所有人说你好是彻底失败，

所有人说你坏那你可能还有些自己的特点，

如果有的人非常喜欢，而另一些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就是真正的成功。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续写《红楼梦》就符合这个定律。

与涉足建筑领域不同，刘心武在红学界的“遭遇”情节曲折。受家庭影响，刘心武很小就对《红楼梦》感兴趣。他进入研究状态的主要动力是，想从母语文学经典里汲取营养，特别是学习如何把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1990年，刘心武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话说赵姨娘》发表在《读书》杂志。值得玩味的是，他的第一篇“秦学”文章《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就发表在1992年《红楼梦学刊》上。2004年，《百家讲坛》的栏目组把红学会的专家全请来讲《红楼梦》，播出并且制作光盘，根据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收视率不高，有的几乎为零。刘心武是很偶然的机会走进《百家讲坛》的，因为要面对也许是不耐烦的、没有知识准备前提的观众，他在设计的时候注意设置悬念，开头十三讲就是揭秘秦可卿，收视率很快就上去了。2005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出版。

“揭秘《红楼梦》就引起浪头了，‘续说’说好的不多，彻底否定的不少。我很坦然，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销售也很成功。”上百家讲坛、出书“揭秘”《红楼梦》，尤其是续写红楼给刘心武带来很多争议。

但是续写《红楼梦》对刘心武来说是“蓄谋已久”、必须完成的事情。二十多年前，年近70岁的作家端木蕻良拄着拐棍对刘心武说：“心武，我这么一大把年纪，我想续写《红楼梦》，还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件事做出来。”

这话在刘心武的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这是几代作家的愿望。但是端木这代作家太苦了，他们经历了很多社会震荡，身心备受摧残，最终未能续成，端木蕻良1996年去世后，留下了续写红楼的遗愿。这对刘心武是很大的触动，他想，如果有一天能续写出《红楼梦》，将是对老前辈端木蕻良最好的告慰。

此前也有人续写《红楼梦》，但他们多是从高鹗的一百二十回往后续，跟端木和刘心武主张的从曹雪芹的八十回后续完全是两回事。刘心武最想做的，就是还原曹雪芹写完却又遗失的后28回，将他留在前八十回的伏笔一一交待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他执意试着解读这个难题。“比如曹雪芹在七十二回中写到了一个叫腊油冻佛手的古玩，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相信并不是简单说说就算了，而是留在文中的一个伏笔，正是这个古玩将一个家族给毁灭了。”刘心武说，像这样的隐藏在《红楼梦》中的伏笔有许多，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它们找出来，根据脂砚斋的点评，按照曹雪芹的“原意”一一还原。刘心武自知续写《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名著风险很大，但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接受读者的批评。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平民红学研究者”。他坦然道：“不敢称‘家’，我不是红学研究机构的成员，也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甚至在个别红学权威看来，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全部论说都是外行话。但红学作为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我不能因为不是红学家的身份就对《红楼梦》不问不理，‘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很多叙述者不批判自己。

刘心武却不否认《飘窗》主人公“薛去疾”里有自己的影子。

刘心武的深刻在于，他具有自我批判意识。

1987年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任主编，同时刊发了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荡荡》和莫言的《欢乐》。他敏感地意识到：新的文本出现了。他容纳并且尊重新的文学尝试，把《欢乐》放在了《人民文学》头题刊出。很长时间里，现实主义写法被冷落。近30年过去了，他认为现实主义写法到了该“激活”的时候。

“我觉得《飘窗》是激活写实主义的一次尝试。

我不是固步自封。写《钟鼓楼》时已经和杨沫他们不一样了，是桔瓣式的结构，在文本上，我有一些自己的巧思，开始注重悬念。《飘窗》是强悬念的文本，有新的元素，语言上追求海明威式的简洁。”刘心武说，他不搞语言瀑布，不造字数摩天楼，有时完全用对话推进情节，也不回避性的因素。这在以往的现实主义一度是禁忌。他有突破意图。不是无形中一不小心的突破，而是构造文本时主观的突破。

《飘窗》小说横扫了社会众生相，包括退休工程师、歌厅小姐、保镖、票贩子、论文枪手、黑社会、极左分子、创业青年……这是一部特别接地气的作品，包罗社会万象。写这样一部作品对对刘心武而言并不意外。因为他的写作，一向是扎扎实实的写实主义。他说：“写实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用最笨的办法—过去叫深入生活；二是要提供丰富的人物画廊，要接触人，要有素材，要有人物库和生活细节库、语言素材库，不能完全靠想象，这是一度被人嘲笑的写法。我从那个时代过来，一直钟情这种写法。现在很多作家的全部素材来自阅读，更多来自想象中。”

80年代初，刘心武还是北京文联的作家，那时的专业作家队伍是顶有名的，有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雷加、阮章竞、管桦等，解放后成名的一批作家是革命现实主义，有杨沫、浩然等。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都主张深入生活。他们对刘心武有一定的影响和感染。骆宾基就说，即使是写一个山区收购站，都是有原型的。当然从生活到艺术有升华，不能对号入座。有人说《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这是调侃的说法。

刘心武的创作中有具体的生活素材，小说里写的都是有根据的。现实主义流派后来遇到了困境，一是干预生活、干预现实，这就变得敏感；二是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的写作就像有“疯狗”（即现代派）追着，不现代派就被视为落伍。当然作家“疯跑”也“跑”出了很好的文本，也有的被世界公认。

重新回到写实主义，《飘窗》的写作对刘心武来说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他唯一的顾虑是年龄大了，写起来有体力活的感觉。过去一天写一万字，现在一天几百字，有疲劳感。这也是他控制文本字数的一个原因。

江湖也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纯洁美好。

《飘窗》的深刻性在于，解构了庙堂和江湖二元对立的说法。

看完之后我们会想，薛去疾这个“疾”究竟去没去？

因为小说最后，庞奇要杀薛去疾。

被薛去疾感化了的庞奇发现薛去疾也堕落之后，他失望地将枪指向薛去疾，而非更大的罪魁祸首麻爷，他会真开枪吗？

这是启蒙的困境，更是启蒙的悲剧。刘心武的作品不是否定这些，而是体现这些。另外有一个始终在所有人背后的角色，就是资本。资本无处不在。薛去疾为什么下跪？所有的生命被罗织在资本之下了。这是全球问题。我们怎么办？中国的反腐，西方欧盟的困境，经济的衰弱……刘心武希望大家读了以后体味一些东西，体味多少算多少。“一是每个人都有困境，我在写他们的生存困境；以探索人性的文本，写人性的复杂和脆弱，这是很具有悲剧性的。但这是文学的功能。有一种观念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投入政治，应该是公知，这种期望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勉强。”

【杂文笔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