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

一

我说过，诗歌是我的初恋；初恋带给我的美好时光和心态，在其后的人生岁月中不再有过。时至1982年，我在诗歌创作的谷底已经痛苦好几年了，感觉不是到了一般说的所谓十字路口，而是举目无路，更不用说再踏出一条新的文学小道了。然而在外界的“逼迫”下，我写了诗歌《致父亲》，没想到这首“逼迫”之作竟成为我新的代表作。实际上，这首诗用的是笔名，想金盆洗手；生活颠覆般的重击，很难让我再有写诗的心态和激情，诗歌也似乎表现不了心灵渴望倾诉的世界。看着时间一天天一年年无情地前行，而我又在一天天一年年地惶然虚度，心如刀割。

大概是1982年的秋天，突然接到通知，说天山电影制片厂来了一个编辑，要在本地报社的会议室开会。

这个编辑叫石忠耀，是个年轻的小伙子，瘦高个儿，戴副近视眼镜。事后方知，他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主动要求到天山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刚一报到，就主动要求到克拉玛依组稿。新疆对他很神秘。我感到他青春的被文学所浸泡的心灵，此刻激情澎湃、躁动不安，渴望去验证想像中的新疆。克拉玛依是他闻知的石油城，四周又是戈壁荒漠，他就要了个组稿的差事，兴冲冲地来了。

听了石忠耀的组稿发言，我的内心还是激起了波澜，但很快就平息了。所谓“波澜”是因为我内心涌起了兴趣；所谓平息了是因为电影太遥远，太神秘，太陌生，太叫我可望而不可即，觉得这是万万不可能为之得了的天方夜谭。

小时候，特别爱看电影。电影的魅力让我上瘾。可是我却买不起五分钱的电影票。幸亏当时有露天电影院，可以从家里搬俩凳子，摞起来趴在墙头看。即使是这样，去晚了也没有地方了，只好不吃晚饭，早早去占位置。

有一天做白日梦。

梦想长大以后，自己也编了一部电影。

梦醒后又自嘲，这样的梦如同凡人想成仙，犯傻。

现在机遇来了。

机遇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我想我没有准备。

我又想我还是有点准备，虽然电影这种艺术形式我不懂，但我有文学的准备。当时的剧本还统一叫“电影文学剧本”，不像现在简化为“电影剧本”。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创作需要生活需要能够认识生活，还要有表现前两项的能力，而我自以为前两项还有一些功力，最后一项不行，但可以去努力。

我是在给自己打气。

实际上，不在文学创作上寻找到新的突破口，真的要完蛋了。

冥冥之中感觉到：必须，要坚决地抓住电影这个救命稻草。当然这不是稻草是黄金，是高不可攀的空中楼阁。电影让我胆怯，又让我欲望强烈。

我便四处搜寻电影文学剧本。

那时，找诗歌找小说找散文还容易，找电影文学剧本说不上是大海捞针，也是满地里瞎找，碰的是运气。

经过很长时间很多次的寻找，我还是找到了二十几个电影文学剧本：有早期的，有当代的，还有外国的。最幸运的是找到了一本薄薄的夏衍关于电影的理论著作。我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的问题。

我从电影的基本术语学起，力图把电影的所有零部件和结构都搞清楚。再然后是阅读电影文学剧本。阅读时我很重视第一印象和感觉，并由此想像着这部剧本搬上银幕的结果。从小的方面看，每部剧本的格式都有点差异，但基本的表现方法和技巧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至于流派的创造、风格的另类、表现方式方法的探索，至于电影史的系统学习，那时我还没有条件深究这些。就是解决了这些技术性问题也不能保证你就能写出好剧本。此问题当另论。当时，我看剧本从阅读层面深入到解剖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以及总体结构。再后来我是将电影文学剧本和理论书交叉来阅读、解剖和相对照。遗憾的是没有一部从电影文学剧本到拍摄成电影，又被评论家评论的案例供我学习，如果有这样的案例，我想我的收获会更多。与此同时，我尽量去看电影。

渐渐地，我感觉我可以纸上谈兵了，尽管是自己给自己谈。

可是我要写什么样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呢？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技术性问题只是写什么的载体和工具，灵魂才是剧作者想表达的东西。

最先是情结，对石油的情结在潜意识中决定了我的题材选择。

我父亲，1955年3月从独山子油矿来到克拉玛依戈壁安装一号井井架，随后我也来到这里。少儿时期，便常常缠着父亲去野外，和井架安装队的工人们同住地窝子，同睡大通铺，还爬四十多米高的井架。我参加工作后的头两年，曾远离克拉玛依在大自然中栉风沐雨，但心中最留恋的还是她。尽管头枕天山、横卧沙漠或徜徉闹市、品茗雅室，还是觉得闻一闻那土路上的飞尘也香甜，在砾石遍地的油田上走一走最幸福。后来痴迷于文学，便常利用节假日，扛着铺盖，或走路或搭便车去油田体验生活，同时锻炼自己。在井队浇一身泥浆，出一身臭汗，严冬坐敞车，酷暑睡帐篷，和石油工人共同上班连轴转，下班一起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夜侃神聊……多少年来，石油人的群体形象成了我崇拜的偶象。每当我疲惫时，失意时，迷茫时，彷徨时，眼前就会浮现出他们在戈壁在沙漠艰苦创业，在风雪中在烈日下努力拼搏，在饥饿在动乱的岁月无私奉献的情景。他们雄伟崇高，又像雪水河一样快乐多情。相观照，我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情感也得到了丰富，思想也得到了升华。二十多年过去了，同呼吸共命运，这“情”都融在血液里了，任谁，包括自己，想分离想割舍都是不可能的。

情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结是自然而然凝成的，基于此我的意识也自然而然明确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不仅要以石油人石油工业为题材，更要把表现石油人石油工业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可是石油工业分工很多，哪一个行业最具代表性呢？

从勘探到炼制石油化工产品，这个产业链巨长又复杂，但石油人常挂在嘴边概括性的简化语言就是“钻、采、炼”，即钻井、采油、炼油三大环节，而大家又公认钻井为石油工业的龙头。

“钻井”行业的人和物都有着鲜明的美感，这美感独特，又有着象征性和代表性。我想像了一些电影画面：在苍茫的戈壁、浩瀚的沙漠、高峻的大山，巍峨的井架顶天立地，而在井架下的钻台上戴着银色铝盔帽，身着沾满油泥蓝色工作服，挥动着大吊钳的钢铁钻井汉子……于是，未来剧本的审美特质脱颖而出，并闪烁在面前：大自然、大工业、在大自然中从事大工业生产的钻井工人；这是阳刚之美，辽阔劲健、博大雄浑、磅礴着气吞山河的力量和激动时空的现代文明。

我为自己的审美发现而激动，举满杯烈酒而痛饮。

这也合乎创作规律。生活是创作的第一性，是源泉，至今我还这样认为。我从小就常去井架安装队，不知爬了多少次井架，不知“逛”了多少次井场，不知抚摸过多少次钻机，不知住过多少次大地窝子。我熟悉这样的环境和这里的人们，但我到钻井队还是少。安装队后来和钻井队合并了，父亲也调走了，我去的方便机会也没有了。我想，要写好电影文学剧本，一定要补上钻井队生活这一课，不但要熟悉钻井队的工作，还要熟悉钻井队的不同岗位上的人，更要走进钻井工人的心灵。我应当在钻井队“钻井”，打一口“高压油气井”。

于是，我盘算着尽快去钻井队。

二

三月，克拉玛依的三月可不是内地春风荡漾的景象，而是一年中最丑陋的季节。这时的大地既没有漫野的白雪，也没有万木吐绿的生机，裸露着它所有的缺憾，显得委顿隐晦，灰暗无彩。尤其是隔三差五的寒风，刮来了日暮途穷的末日之感。冬雪的浪漫、春木的蓬勃都与这时节无缘，沦落在人心头的是压抑和沉郁。

就在这样的季节里，我的心却是鲜花盛开的花园。我找到了当时在新疆石油管理局乌尔禾指挥部的赵德山。与赵认识，没打过什么交道，但他非常热情，听了我的创作计划后，立刻答应帮忙联系钻井队。

赵德山很快就告诉我，他已落实了钻井队，在魔鬼城（世界著名雅丹地貌区域的名称） 以北的山前戈壁。

我提出能否帮我从南到北穿越魔鬼城：一是没穿越过，二是想有点新发现。

赵德山满口答应，说他这里就有越野车。

我带上自己的行李卷和必备的生活用具，在赵德山的陪同下，从西南侧开始了魔鬼城之旅。

魔鬼城没有现成的路，也没有便道，处于原始荒凉的状态。魔鬼城的称谓主要是因了此处是个风口，当狂风在这里的山峦间穿行时，产生的声音极其怪异，仿佛传说中的魔吼鬼叫，故当地人有此说。石油地质人员却称魔鬼城为风城。魔鬼城是从古内陆湖泊升起的高台，一层层水平地叠积着沉积岩。之所以水平，是因为没有受到地壳强力的推挤而褶皱成山，又由于多是沙泥相间，或沙泥同一沉积层相杂，质地非常酥软，便在常年的风力侵蚀之下，被任意打磨成现今这样的“山”这样的“城”了。

从南到北，越野车左拐右旋，就像千曲百折的河流一样，绕着山峦，寻找着通道。越野车颠簸摇晃，让我们的头和脸都撞起了肿包。

由于地面多是风化的浮土，越野车有时也像健牛掉到井里，有劲使不出，还得我们推车。

下午，到了钻井队。

我要求和钻工们住到一起。

这时钻工的住宿条件有了改善，由住地窝子、帐篷改为住“列车房”。“列车房”形状如同缩小的火车客车车厢，里面有四张上下床，住的人或多或少，还通了暖气。

虽然没有和钻工一起生活过，但对他们还是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入乡随俗”，这是我给自己定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钻工怎样生活，我就怎样。熟悉物易，了解人难。人家不愿理你那么多，你就没辙了。

刚住到钻工宿舍，互相肯定要客气一番，尽管身份不同，但都还年轻，这一“年轻”，就很快拉近了距离。我不喜烟酒，但为了和钻工近乎，这烟酒就是必不可少的桥梁了。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说两句带把的话，这就更近乎了。但要说让钻工把你当朋友当哥们，掏出心窝子话，那还是不太容易。这些钻工也是人，更是特殊的人，凡是人都有自尊，都需要被理解。刚开始，还考虑些这样那样的去接近钻工，但不几日，一起上井一起生活，之间的客气和生分便自然而然消去，我就像井队的一员了。

钻井工作的苦和累，对于钻工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对于我来说，虽然坐了几年办公室，但毕竟当过多年的工人，井队的工作很快也就适应了。有一次运水泥，我那时还真是年轻有力，一个胳膊夹一袋，还跑得挺快。但跑的趟数一多，跑着跑着这水泥袋就夹持不住了，往下掉。到钻台上学着挥动一百八十斤的大吊钳时，一瞬间就被兜头浇了一身泥浆。泥浆流到脖子里流到内衣里，那个凉可是不舒服。钻工看我能吃苦不怕累，眼里就多了欣赏之色，其实这无形中都是一种客观的迂回，让我悄然无声地自然而然地和钻工心贴心，一直到心换心了。

经我观察，更多的是切身体验，在井队最可怕的是寂寞。上班、吃喝拉撒睡以外，钻工们还有很多富裕的时间，可是怎么打发这些时间呢？没有电视可看，那时还不知电视为何物。身在野外，也难得去城内游玩逛逛。于是大家不是凑到一起打扑克，就是聚在一起喝酒。有老婆的想老婆，有孩子的想孩子，没有老婆孩子的想女人。钻工都是一个赛一个的壮小伙，那最旺盛的性本能，必然是饥渴的，但在井队必须给这匹“野马”套上笼头。这当然是一种痛苦。如果有些其他吸引精神、消散精力、安度时光的事，哪怕是庸常的琐碎生活，都是安妥人灵魂的一种地方。我住了一个月，也感到了寂寞，也感到了单调的压迫、枯燥的折磨，有一种被无形囚禁的感觉。我看到有的钻工就像老鼠，一会出溜到这儿，一会出溜到那儿。

钻工们也发牢骚，似乎也没什么顾忌。按他们的意思说，因为我来了，好好宣泄一下，不然老是憋着会憋坏人。已经把我看作哥们了。

钻工们发牢骚归发牢骚，但干起工作来毫不含糊，尤其是遇到井喷这样的险情，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去当敢死队队员，谁都不是贪生怕死的孬种，谁都是娘养的可谁都是英雄好汉，不能让谁小看了。

钻井队年轻人居多。居多的年轻人大部分未婚，那么婚姻问题让他们和领导头痛、心焦。在这里，爱情是太大的奢求，男大当婚，在当婚的年龄，能找个女人成个家，那已经是美死人了。可是女人在哪里呢？钻井队常年在野外，两年探一次亲，也没有几天的假，连个女人的味都很少闻到，偶尔见个女人，明知是猪一样的型，也感觉像貂蝉。就这样的你无缘认识还搭不上话，即使搭上话了，人家也未必嫁你。你是“黄羊”嘛，你是“机器人”嘛，嫁你图个啥呢？年轻人单纯，图个爱情，可以舍弃其他，可是男女都无法混搭，爱情从何而来？幸亏钻工们多来自各自的故乡，可以回故乡找个想脱贫的农村姑娘。但这也有难度。听说你远在天涯，是在连过去流放的人都不曾待过的戈壁沙漠，又远离爹娘，把一生的幸福去莽撞这个陌生人，睹给这个陌生人，如果他对自己不好，那一辈子就瞎了，哭天喊地都没人理你也没法理你，所以模样好家境还过得去的女孩儿家，还是不想出来冒这个险的。

年轻人的婚姻问题之所以让基层的领导也头痛，原因是这样会队伍不稳士气低落，至于爱情、人性什么的，多以为粗不拉几的人哪想哪管这些，找个能热乎被窝能生孩子的女人就行。当领导的多是能人，他会盘算：上班累你个差不多，晚上老婆再累你，再有个孩子耗你、家务事拖你，累你耗你拖你，人也就能这么安定地运转了，其他麻烦就基本没有了。

不管是先有爱情后有婚姻，还是先结婚后恋爱，具体人不一样，人生戏剧也不一样。两个人能够结婚，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冲突，一般就死心塌地过日子了。即使有了大矛盾大冲突，大多数都能凑合一辈子。至于那些能过舒适日子的，那些学历高的，那些婚姻观念超前的，那些性格特殊和追求执着的人，猛寻硬追爱情的相对多，虽然对爱情理解不完全一样，但都是有条件保证这样去想去做的。我听说在某个大城市，一个娇女因新婚丈夫的亲吻方式不时尚就昏过去了。对于常年山呼海啸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打硬仗的钻井工人，对这种“小资”或“攻击一点，不及其全”或“因小失大”的男女爱不爱的纠葛，是不屑不耐烦的，说好听的这是“温饱思淫逸”，说不好听的这是“吃饱撑的”。可按大哲学家萨特的说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人不同，只要想折腾，能够折腾合法地折腾，谁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一天，下班后的钻工小周特别邀请我喝酒，单喝。

小周眉清目秀，不是那种威猛型的钻工，还有点腼腼腆腆，是井队少见的性格内向的小伙子。据同事们说，他一年说的话还没有日历数多，不说话倒正常，说话倒不正常了，他要是突然开口，会惊人一跳。

然而，当我们俩一开喝，他的话竟像奔腾的小河，只有他讲话的分了。

小周说他老家在四川乐山南部的山区，前几年，每次探亲都预先开一张空白结婚证明，总想到老家找个老婆，好随时填上对方的名字登记结婚，可一连三年都落空了，到去年才成家。

我笑着问道：“满意吗？”

小周咧嘴笑了，笑得很有幸福感。说老婆长得一般，心眼倒不错。

“小周有空就给老婆写信，快写成秀才了。格老子叫人眼热哟！”同宿舍的小廖趁机逗趣。然后又转向我说，“老张，你还真不简单，能让小周向你掏这么多的话。”

小周激动地站起来，说道：“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老子从不理睬他们。”他握住我的手，“老张，你来我们井队，把我们当兄弟，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便倒满杯的烈酒，和小周碰了个一饮而尽。

痛快！

真痛快！

我想，这次来井队，来得太对，此刻，心里已是硕果累累的果园了。

我感谢我亲爱的钻工弟兄们。

我也感谢我自己。

我不仅要表现钻井队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和艰苦创业的感人故事，还要写出钻工们真善美的精神世界和各个不同的性格形象，这一切又共同被纳于一个时代的主旋律，从今天昂扬到未来。

我还要写出钻工们的困惑、渴望、要求、憧憬和面对的假丑恶，还要写出我从实际中思考的井队急需的更科学更人性化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以此来保证生产效率更高，生产力更强，同时又保证钻工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提高，去过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有尊严地笑在社会笑在当下。

1983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已经形成，就看谁先迈步向前了。

三

写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我是慎之又慎，总想把准备工作做到最佳，总想把每一个虚处都砸实。把收集到的素材过了一遍又一遍，不知过了多少遍。在这个过程中常常摘要做成卡片，偶有所思，哪怕是深夜也执笔记下来。我把自己有关钻井队的生活，与钻井队有关的他人和事，都尽量写出来，反复地阅看，做摘要的卡片，不断思考，哪怕是突发的灵感只有三言两语，也当做宝贝。

当以上的工作完成后，便进入了剧本的构思阶段。

构思的初步工作先是确定主题、审美价值取向、结构，然后是情节、场景、具体的人物。后来，我改变了思维模式，觉得应该先确定主题和人物，这两项最重要。然后是人物关系，并据此推导出开场、场景、情节、低谷、高潮、结尾，乃至具体的细节和对话。而剧本的节奏、韵律，审美的特质，包括结构即要事先有谱，但又不是事先就能确定如磐的。创作的奇妙处就在于写剧本的时候，原来没想过的诸如此类都自动来了，你原来特意想表现的却始终表现不了，竟没有机会。当然剧本开写前构思的内容经常是交叉进行的，有时是宏观，有时是微观，有时是这有时是那，有时是由此及彼，有时是梦一样心不由己的胡思乱想。这是一个必然必须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逐渐加长和深入，一个完整的剧本构思就会像孕育的胎儿，一天比一天显山露水，直至成型成熟而分娩。

我一点都不敢懈怠，一点都不敢马虎。我认真地把剧中人物的履历一个个写出来，把他们的性格史写出来，再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写出来。人物体现的是主题是灵魂，人物关系就是戏，人物一出现就要有时空，人物和人物一打交道，就要产生语言、动作并以此构成细节情节。什么样的人就会有属于他性格特点的话和行动，人物之间的言语行动或矛盾或相辅或交织或和谐，都最终交汇成戏的河流冲刷出河床又沿着河床向前，这就是结构。当然结构有多种形态。只因为我是自学，所以就从无知盲目混沌中开始摸索、探索、求索。

我还是不敢下笔。

于是，为了让自己最终情不自禁、身不由己、自然而然地写下这部剧本的第一个字，我就躺在床上“过电影”：把自己的剧本想像成立体的电影，从第一个画面开始，一直放映到最后一个画面为终。

不知“过电影”过了多少遍。

我仍然在等待，等待灵感的大潮撼天动地地涌来。

其实，我以后写剧本或写其他一些体裁的作品，都不是这样的写作方式。这样写，太笨，容易对自己反复昼思夜想的结果产生审美疲劳，在进入写作时难有神来之笔，剧本容易僵硬死板难入上乘。但这样心里踏实，能够在原来的基础上再上一层楼，能够保证在基本的“战略”“战术”中灵活机动，能够在基本问题解决后，集中精力去具体铺陈和升华，新鲜的灵感也会像节日的烟火不断地绽放惊艳。其实是法无定法，不敢说怎样创作会更好会最好。因人而异，人因时空，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同。如果谁的写作模式固定为一种，那他其后的作品就一定会雷同，其艺术生命力也就不过如此了。

最后，我又笨笨地写下了全剧的详细提纲。

写详细的提纲，可以把以前的构思撑成大轮廓，可以把原来出现过的灵感固定住，可以在具体行文时又会涌现新的设想，可以在原来的构思上再度发现灵感。

详细提纲完成后，再捋再完善，剧本虽然还未正式动笔，其实已经感觉有底气了。

构思的剧本在某一天就像成熟的胎儿，即使母亲不让他临盆出世，挡都挡不住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的剧本也同样自然地遵循着这种共同的生命规律。

剧本写得很快，十来天就完成了底稿。仅从字数来讲，有六万之多。我看过的剧本也有这样的长度，但还是长了点，这主要是我注重了“文学”二字，也动了心思，希望我的“文学”能够帮助剧本先打动编辑，因为有的导演会觉得编剧侵占了他的创作天地，或觉得剧本太文学，或有莫名其妙的职业性对立情绪。

经过多次修改，我终于收获了一个感觉：可以杀青了。

杀青的剧本在手里掂来掂去，却又掂出了忐忑。

几天后，我想到了一个稳妥的，也可以说服自己的办法，这就是将手稿交给本地成熟而又懂文学艺术的人看看，如果他感觉还有基础，我就勇敢寄出，如果说不行，那就算了。天山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收到的来稿已堆到了天花板，而每年只可能拍一部故事片，自己只是一个初写剧本的人，怎么能不心虚呢？

可是该请谁看手稿呢？手稿给谁看都是给人家添麻烦，又不是成名的作品，可以供人欣赏，给人带来愉悦。想到此，我的心咚咚直跳，不仅不好意思，还有损人利己的感觉。踌躇再三，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市委党办的罗主任。

罗主任是年近半百的“老石油”，是当地有名的笔杆子，看上去面善祥和，修养很高。罗主任看了看我的一厚沓手稿，说真不容易，一定熬了不少夜吧。我看他长辈一样亲切，就承认自己多夜未眠。

罗主任翻看了几页手稿，对我说：“你这是电影文学剧本，我是搞公文的，恐怕提不出好意见。这样行不行？你去找一下宣传部C部长（副部长，人称呼时总要去掉“副”字），他是诗人，他比我懂。”

我说我已找过C 部长两次了，每次他不是开会就是不在，我也不是只找一个人看，本来就是想请你们两位老师把把关的。

罗主任听了，仍然是谦虚，说自己确实是门外汉，提的意见不准确，会害你，再找找C部长吧。

我见罗主任如此恳切，再坚持己见就是为难人了。

宣传部和党办就在一层楼，很近。

我到了C 部长的办公室，见门紧关着，又不好去打听领导的行踪，就站在走廊尽头的一个不显眼处，等着。

过上一会我就去宣传部看一看，不知看了多少回，有点做贼的感觉。

直到下班了，我才失望地离去。

第二天刚上班不久，我第四次去宣传部。

未到C 部长门口，就听见C 部长在发脾气。

我赶紧驻足。

看了看手中的一厚沓手稿，马上不好意思了。你想你这么多不规整的手稿，都可能是废稿，光看一眼，就累就烦，别说从头看到尾了，这要给C 部长增加多么大的负担。想到此，我非常自责，顿时燥热，涌一身汗，难为情极了。何况C 部长不知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正在气头上，怒火烧得正旺，我递上这一厚沓手稿，岂不是火上浇油？真不应该啊！

我再也不敢请人看我的破手稿了。

毛病！凡事我有一个不自觉地追求完美的毛病。对第一部剧本是要慎重，但过头了就是优柔寡断，不男人。

一转念便想通了。

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有很多编辑，处理来稿，这是他们的正常工作，直接把稿子寄给他们才对，如果他们不看，我也理解，全国的作者往那里寄那么多稿子，怎么看得过来呢？如果看了，认为不行，退稿，那更好，肯定能收获编辑的意见吧，他们掂量以后，我就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了。虚心听取意见，加油努力，这是多么好的事。再说投稿退稿都是静悄悄的，不惊动其他人，虚荣心也受不到伤害，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小心翼翼地将手稿交给了邮电局的工作人员，突然感觉就像把自己的魂交出去，心里一下子空了。

回到家，恰如绷了大半年的弓弦终于把箭射走，感到身心从来没有过的累，倒在床上躺了许久。

之后，我又有了新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时不时地警告自己不要有奢望，但又时不时地不由自主地凸显出奢望，甚至祈祷自己碰上好运气。也想到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为自己迷信而脸红，但这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对我的人生生死攸关啊！事后回望这个时空的我，是弱者，是弱者心理。

无论怎样，我还是常常想像手稿到了文学部的情景。

话说回来，谁的“孩子”谁不该惦记呢？

四

电影剧本《魔鬼城之魂》寄到天山电影制片厂之后，大概过了三个多月。某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天山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叫赵迪，现在在克拉玛依，约我一见。

见面后，嗬！又是一个年轻的编辑，一问果然才二十五六岁。可是从面相上看，他沉稳、大气，眉慈目善透出良好的教养和内涵，皮肤白净却没有奶油小生味，个头中上，宽厚的身板发散出一种很有青春气场的力量。他一见我，满脸的微笑，亲和而真诚，让我顿时有一种君子和朋友的感觉。以后发生的诸多事情，证明他是上天派来的贵人。

赵迪说我的剧本已经先由天山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十六位编辑认真看过，又多次讨论，一致叫好，然后厂艺术办公室也通过了，最后几位副厂长和厂长全都通过了，并且形成决议上报，最后经自治区党委批准，作为建国三十五周年的献礼片拍摄，以期在全国产生大的影响。赵迪又说竞争很激烈，文学部的来稿有一屋子，可以摞到房顶了，而相同题材最强的竞争对手，一个是石油部搞政工的领导，一个是本厂的一个副厂长，但最后还是我的剧本胜出，所以这次厂里派他来，就是为我请假去天山电影制片厂改稿。按老经验，一般改稿为三个月，如改不好，还要再续三个月，乃至更多的时间。赵迪又说他们厂的编辑来地方为作者请假，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往只要向作者所在的单位和地方打个电话就行了，这些单位和地方不但热情回应，还把它当成千载难逢的大好事来主动支持，可是给克拉玛依有关部门打了电话，遭遇的是干脆拒绝，厂领导不得不派编辑前来接洽。赵迪又说他出公差，要有组织性，要走正当的程序，所以就没有事先和我联系，而现在之所以和我联系，也是请示了厂领导的，其原因则是他来这儿为我请不下假，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无奈之中只有和我联系了。赵迪又说他不明白，他们电影厂出资金，出人力物力，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拍摄全国第一部表现克拉玛依石油职工的故事片，在国内外发行公映，你们克拉玛依怎么会是这个态度呢！

听赵迪这么一说，当然，首先是高兴，电影剧本将被拍成电影，那是太激动人了。而为我请假让赵迪犯难，我还不以为然，说这不能代表克拉玛依的态度，这肯定是个别人的意见。又自告奋勇地说我去找宣传部主管文艺的C 副部长，他是诗人，是我尊敬的老大哥，平常都亲亲地直呼其名。赵迪见我这样说，有所释然，但仍然不无忧虑地说可能没那么简单，说他是代表一个电影厂来的，受阻，决不寻常。赵迪比我年轻，却成熟许多，但因是外地人，两眼一抹黑。赵迪很慎重地道出受阻的经过，让我知道这些都是何许人，以便解决问题。现还原一些画面：

赵迪敲响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本已敞开的门。

赵迪看见办公室内有两张对靠一处的办公桌。

赵迪此前已与宣传部通过电话，知C 副部长正公派在外，只有M 副部长在，便与M副部长相约在办公室见面。

赵迪看见一个人坐在木质靠椅上，翘着腿。

这个人见赵迪进来，也不起身相迎，便开口说道：“你是电影厂的编辑吧，M 部长下基层去了。你来也没用，我告诉你，张红军不能去改剧本。”

赵迪闻言一愣，却平和地问道：“你是谁？”

这个人慢悠悠地回应道：“张红军就是不能去！”

赵迪心火顿起，仍平静地说道：“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我找的是部长。”

这个人不急不躁，却很强硬地说道：“找谁都不行！”

赵迪盯住这个人看了几秒，然后转身离去……

我问了问赵迪这个人的长相，便知道他是位干事。虽是干事，却是一个拿主意的强者。

第三天便打听到C 副部长已回宣传部上班。

我径直来到C 副部长办公室。

C 正低头看报。

我想他眼睛的余光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我笑着向他简短地汇报了写剧本找罗主任找他和投稿，以及请假去改剧本的事。

C 仍然低头看报。

我有点尴尬。

我便像往常一样，叫了一声C 的名字。

C 仍然不理。

我又笑着叫了一声C 的名字。

C 突然爆发，狠狠地高声说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傻了。

我傻傻地问道：“你，你怎么这样说话？”

C 仍然吼道：“我不认识你——！”

怎么会这样呢？我只觉得“腾”的一声，浑身燃起了火焰，竟说不出话来，随之却又感到心中猛地突起一个人，代我说道：“我告诉你，你是共产党的领导，我是共产党领导的职工，我写的是歌颂石油工人的作品，干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你不管也得管！”

C 惊愕了，说道：“你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你投稿，为什么不让我们审查盖章？”

我马上反问道：“都什么年代了？早就不审查盖章了，你投稿还审查盖章吗？”

C 一时被噎，好一会儿才说道：“你……你的是剧本，我的是诗歌。”

我问道：“剧本和诗歌不都是文学作品吗？”

C 愣了一下，又爆发道：“我不认识你！出去！出去！”

我就是不出去。

C 见状，便怒气冲冲地夹着公文包一走了之……

我很难过。百思不得其解。

我十分沮丧地找到了赵迪。

怎么办呢？

最后商定，还是找宣传部部长，他是主管部门的最高领导。

部长是兼的，时任政治部主任。

找领导，是叫人头疼的事：既有怕麻烦人的不好意思，又有求人如吞三尺剑自觉心虚的胆怯。多少年后才开悟：我是小民，领导是大人，戏剧舞台上小民有灾有难了，就喊大人救命，但决不喊圣人救命。圣人代表着真理，而真理在这时是没用的。大人是父母官啊！圣人的名号也是历史上最大的大人们封的。而在学生时代紧跟伟大领袖，把心把命急切甘愿地献给他用，为了“真理”和“革命”天不怕地不怕的……然而毕竟都过去了。时空一变，什么都变了。

可是怎样才能见到领导，见了才能有效呢？

我咨询了一下政界的朋友，当然都是官阶低的人。

他们说得有人盯着部长的门，领导一般忙，不知何时在，在了还要有空暇，最重要的是领导有闲时心情如何，如果领导心情不佳那事情就很难办成，如果趁领导兴头办事，保险系数就大一些。

这不像搞地下工作吗？

像不像都得这样，别无选择。

我找了两个能够接近部长，并在机关工作的朋友。

我向他们坦诚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他们很同情很支持，认为这是送给克拉玛依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

但是“要为”很难，仅仅能够在合适的时间求见部长就很难。

终于等来了机会。

朋友及时地通知了我。

我立马通知了赵迪。

赵迪见到了部长。

部长当场答应了赵迪的请求。

可以成行了。我感到春风把我卷起，在天空抛着玩乐。

然而面对赵迪我又歉疚汗颜。

赵迪是个有自尊的人，又代表一个电影厂，为别人做好事，还要当别人的孙子，他何苦呢？

按常规的说法，这事不是个人的事，不是一个电影厂的事，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负责的大事，是为党为国为民的大事。何谓君子喻于义？和电影厂、赵迪的境界相比，那些不是给力而是给阻力搞窝里斗的人，难道不应当感到自惭形秽吗？按理这是起码的觉悟，更不用说上“纲”上“线”了。其实，又是我世事不洞明了。

随赵迪到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领导见了我很高兴，说早已为我准备好了改稿的条件。

让他们意外的是，我提出到乌鲁木齐明园“一招”改稿。理由：明园是石油的地盘，住到那里与克拉玛依联系、补充材料、采访必要的人都方便。厂领导听了马上采纳了我的建议。

让我也意外的是，在明园“一招”改稿，几乎天天要接待人，甚至一天多次。那时大家对电影仍很神秘，也觉得拍电影是件大事。我在克拉玛依生活了多年，又在明园工作过，所以常有人闻知我在“一招”改电影剧本，便饶有兴趣地关心我，和我聊天。尤其是时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的谢志强和诗人李培智一起来看我，给我以关心和鼓励，让我感动至今。当时我不抽烟，但备了好烟备了好茶，到了饭时还热情留人吃饭。这样一来，每月的工资远不够开销，而且常中断正常改稿。可是我高兴！这高兴就会转化成动力，去投入创作。所以，剧本改得很顺利，不到三个月就交稿了。

不久，赵迪通知我，说修改稿已顺利通过，以后就是筹备拍摄的事了。

我回到克拉玛依，却又传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信息：拍摄的事暂停了。

问赵迪。赵迪说只是没有筹备好。

拍电影的事，听赵迪说过，可为一点小事便“黄”，一旦“黄”了，就不会再“起死回生”。

我想，费这么大的劲，都走到这一步了，要是真“黄”了，岂不叫人断肠在天涯？

我将忧虑讲给了赵迪。

赵迪说不会“黄”。他的理由：这部电影是厂里的重要项目，又特别受到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他安慰我，说这算啥，有的作者改了很多次稿，耗了好些年，都没拍成；像作家某某，去“西影”厂改稿，每年一次，已经改了五次，还是一个“黄”。

看来只有煎熬般地等待了。

也许在别人看来，尤其是电影界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部电影嘛，可是对我来讲，是文学创作能不能重新崛起，是承前启后的大事。对于把文学创作看得比命都重要的我，这时的思想曾一度走了极端，那就是只要能拍成电影，死也行。

事后看，我是多么愚傻笨，一条命换一部电影，多么不划算，多么好笑。可当时为了事业，真有一种神圣在胸，为庄严使命献身，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

五

等，等啊等啊，竟然等到了1985年冬，才传来好消息，说拍摄电影剧本《魔鬼城之魂》 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过了年头，1986年1月10日的《乌鲁木齐晚报》 及其他新疆媒体公开宣告要拍摄电影《魔鬼城之魂》了。

4月初的一天，赵迪打来电话，说已为我请好假，也买好了飞机票，让我第二天赶到乌鲁木齐，翌日赶到成都峨眉电影制片厂，与导演张凤翔交流，听取他的意见，修订剧本。我以为这次改稿又是惯性式的三个月，岂知见了赵迪，他无奈地说来去二十天。我以为听错了。赵迪说是真的，平常出差都是坐火车，因时间紧，事情重大，就特批坐飞机。他又生气地对我说，又是你们那个部长干的好事。现把一些细节复原如下——

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办公室。

电话铃响起。

C 接电话。

C：“……”

话筒内传来赵迪的声音：“喂，请问是新疆石油管理局宣传部吗？”

C：“说吧。”

赵迪：“我是天山电影制片厂。”

C：“什么事？”

赵迪讨好地：“电影剧本《魔鬼城之魂》的拍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导演定为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张凤翔。需要作者张红军去听取导演的意见，修改剧本，现在我们代他请三个月的假。”

C 干脆地：“不行！”

赵迪：“这是一部反映和表现克拉玛依石油工人的电影。”

C：“不行！”

赵迪：“为什么不行？”

C：“张红军是我们的职工，我们有权不让他去。”

赵迪：“我们都是党领导的。”

C：“你们给他发工资吗？”

赵迪怒火升腾，仍控制着：“一切费用我们都包了。”

C：“那也不行！就这样了。”

赵迪终于爆发：“这部电影是自治区党委下达的任务！你是谁？把名字报出来！我们把你的意见上报自治区党委。”

C 终于妥协道：“那……那只准二十天假。”

赵迪：“二十天？”

C 强硬地：“只准二十天；从明天算起。张红军晚回来一天就算旷工一天，旷工三天就开除。”

赵迪：“……”

C 说完就挂了电话。

通完这次电话，赵迪向厂长作了汇报。厂长摇摇头，只好顺“势”而为了。

到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道：“小张啊，这次改稿最好不要超过二十天，事情僵了，得罪了克拉玛依，以后去拍电影，不支持就拍不了啊！再说你们那里会找你麻烦，我们不想那样。我这次专门派责任编辑赵迪帮助你，你要有信心。”

我说C 代表不了克拉玛依，克拉玛依还有主管副书记还有书记还有局长。

厂长无奈地说主管部门很重要，不能得罪，要全力以赴创造奇迹。

一般的思维定式，是对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不熟悉，就容易把对方看作利益共同体看作铁板一块，不敢轻易去作，哪怕稍有不顺，便容易踌躇不前，即使是去当雷锋，也会有不祥的预感也会心虚。虽然历史早已证明人应该辩证思维，但人却总是不应该地去形而上学。

第二天飞成都。

坐在飞机上，赵迪头靠着椅背，闭着眼睛慢悠悠地说道：“我这个编辑老爷，现在倒成了作者的跟班，这在我们厂还是第一次。唉！”

我岔开话题问道：“为什么要选张凤翔当导演呢？”

赵迪仍闭着眼睛，说道：“现在电影人才可以流动，几个大厂的名导，得知我们厂要上这部电影，都主动表示愿意来执导。这些年各电影厂的拍摄名额太少，很多导演坐冷板凳。最后是峨影的导演张凤翔直接跑到我们厂，‘逼’厂长定了这事。”

我说：“上一部电影这么不容易，还是大厂的名导把握大些。”

赵迪叹了一声：“世界上许多事很无奈。那我们白给克拉玛依拍电影，还要当孙子，这事怎么说？”

我毕竟是克拉玛依人，很羞愧，无言以对。

赵迪又说道：“张导的代表作是《三进山城》。”

这部电影我看过，作为那时的我印象很好，于是顿时有了信心，便随口问了句闲话：“张导怎么会和你们厂熟？”

赵迪：“张导当年是《冰山上的来客》的副导演，来新疆自然就熟了。”

《冰山上的来客》 太迷人了。听了此话我更加有信心了。其实副导演与导演的作用差得远，副导演就是导演的跑腿。

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当天就见到了张导。

张导高大威猛，圆头方脸，着衣考究，最显眼的是头上戴的“贝雷帽”。他给我一种军人和艺术家混合的气质。问了，方知他早年就是军人，后来转业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初见张导，感觉他和气一团，时不时地幽默几句。

张导对我提出影片应达到的审美取向很赞赏，即新疆大自然、石油大工业和在新疆大自然中从事石油大工业的钻井汉子。

我一一记下了张导的意见。

张导还有个书面意见。

修改的任务挺艰巨，我陡然有了大压力。

创作上遇到了困难，只要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就难而不难了。关键是有时候很快就能找到，有时候即使你愁眉苦脸好多天也是枉然。

时间不等人啊！

我和赵迪同居一室。

此时的天气让我们俩适应不了。被褥潮湿湿的，咬牙钻进被窝，浑身抖抖地冷，总睡不着。请服务员加被，服务员睁圆了眼睛，不解地傻看着我们俩。被窝暖干了也该起床了。

张导尽地主之谊，第二天为我们接风。

这顿饭不是安排在大饭店，而是一个烹饪中心。

这是一顿终生难忘的美食：没有大菜也不是小炒，全是让人眼花缭乱享用不尽的地方小吃。据张导说，他请客大都在此，花钱少客人又高兴。他当时说了一个钱数，少得让我惊讶。

饭后，张导带我们在峨影厂大院转了转。

在院内散步的人很多。

一路上见到了贺小书等一些正在全国走红的演员。张导和赵迪见得多，都熟视无睹的样子。贺小书是我当时喜欢的演员，就在她不自觉中多看了几眼。与银幕形象不同，眼前已届中年的贺小书着装不艳不俗，却很入时，那洋溢着端庄美的脸上飘着微笑，透出内心的阳光。我顿时感到我喜欢这样的女人，看几眼，记一辈子。

让自己都不可思议，来峨影的第三天，我就找到了感觉。

赵迪无私地为我出了个主意，即我一面修改，他一面誊抄。但他嘴仍不饶我，说道：“我们编辑老爷哪干过这种事啊！我成了你的侍从、丫环了。哎，你给我啥好处了？”

成都多阴天，室内光线很暗。峨影厂招待所条件差，连一张小桌都没有。我和赵迪就趴在床上舞文弄墨。

母亲常说地上三尺有神灵。我一直认为她是没有文化的迷信。

现在回想，也许，那时真的有神灵可怜我保佑我，要不愚傻笨的我，怎么可能修改剧本只用了十来天的时间。

送张导看，说改得好，通过了。

赵迪和我商量，说我的假还剩五天，还是尽快赶回新疆吧，万一有事，时间充裕点好。赵迪是第一次来成都，没上过一次街。有川人好心，用川腔说：“西郊有一个地方，几十里的桃花，格老子太美了，眼都惊傻了，心都震碎了，不去格老子太遗憾了！”“谢谢！谢谢！”但我们没敢动心，还不是放松、浪漫的时候啊！

面对赵迪，我感到欠他很多。

六

一旦决定返回新疆，赵迪当即与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联系。厂长得知此行是收获之行，满意之行，很高兴。

谁知来时顺利，回返却屡屡受阻：连逢三天大雾，在机场坐等到第四天才成行。

回到天山电影制片厂，向厂长等领导做了详细的汇报。

天色将晚。

厂长关心地催我回明园，嘱我准备准备，明天回克拉玛依，假期只剩一天了。

我快步走到三通碑一路公交车始发站。

天色近黑，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喊：“末班车，是末班车了。”

我赶紧跑步。

可是末班车已经开动。

我一个冲刺，跳上车，站到后门处外露的极窄的边沿，右手自然而然伸进了后门中间的门缝。

我请求坐在窗内的售票员停车，说有急事。

售票员不理。

车继续前行，而且加快了速度。

我仍然乞求售票员。

谁知售票员还是不理，脸都不转一下，却悄悄地按下开关，让门突然在车的进行中向两边打开，把猝不及防的我闪了下去。

我是往后仰着倒地的。倒地时感到上身剧痛，不禁大叫了一声。

车又加速跑远了。

我试图爬起来，全身疼，不敢动，也不能大声喊叫，一喊叫就牵动全身。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还是命中有贵人相助，一个路过的好心人帮了我。我躺在那里，不敢用力，只能小声地说出在明园工作的弟弟的电话。尔后弟弟赶来，将我送进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虽然骨头伤的不算重，但韧带和软组织伤得厉害，最好住院治疗。我说明天要赶回去上班。医生瞪了我一眼，说：“你这样能干工作吗？”

在弟弟家躺了一晚。

第二天试了试还能动，就是背很疼。弟弟劝我恢复几天再说。我说不能超假，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回到克拉玛依，销假后也没去治疗。我太认真，当天下午就立刻定稿画版样，想把负责的杂志《克拉玛依文艺》提前编好。

当天深夜，我正在画着版样，突然眼前一黑，便向地上倒去，随即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已躺在医院。听家人说我高烧四十摄氏度，是急性肺炎。我想这是又累又气又有伤，免疫力下降造成的。真是祸不单行。

住院期间， 《魔鬼城之魂》 摄制组已成立，并在全疆全国相关的报刊上造舆论。

住院住了十八天。

刚一出院，张导带着峨影的摄影师李震寰、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漆星等一行人，从乌鲁木齐来到克拉玛依，要去魔鬼城选外景。我全然不顾身体虚弱和伤病，应召一同前往。

这次拍电影选的主外景地不仅具有拍摄价值，对魔鬼城未来的旅游，还具有久远的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时的魔鬼城还没有进行开发，是我斗胆提前设计了石油开发的壮景。这时，世人也还没有旅游的概念。多年以后，这里开发出了富饶的石油，也开发了旅游。而开发的魔鬼城旅游，也是以这个电影《魔鬼城之魂》 的外景拍摄地为主景点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魔鬼城之魂》 是魔鬼城地区有史以来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其他影视剧在此拍摄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为了拍摄电影《魔鬼城之魂》，在魔鬼城修了一条便道，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未曾有过的便道，连接了国道和外景拍摄地，才有了魔鬼城旅游。这条便道首先要归功于李平发。李平发何许人也？他是时任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个热情、善良、正直，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是他从一个单位获得了十二万元的支持，修了这条便道。这条便道日后就成了魔鬼城的旅游路线。先是自发而来的旅游者，而后是官方纳入了旅游管理。

我随张导一行拉网式地踏勘魔鬼城，反复研究后确定了主景地，然后他们便回了。

很快，张导又率剧组全体人马来到了克拉玛依。

其实，在《魔鬼城之魂》 剧组到来之前，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早就多次开会研究，确定了支持、配合天山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的方案。这既体现了自治区党委、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决心，也体现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的态度。

这个剧组的阵容较强：一号人物克一的饰演者是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栾汝新，32岁，曾在影片《人生没有单行道》 《报童》《天堂之门》 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男二号人物邢天的饰演者，是大名鼎鼎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表演艺术家高宝成，60 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拍电影最多的人，曾在《上甘岭》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暴风骤雨》《狼牙山五壮士》 《闪闪的红星》 《人生》等四十多部影片中扮演主要角色。他这次应邀拍片，一下飞机就找领导要剧本，到乌鲁木齐五天没出过门，抱着剧本反复推敲并在剧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记号。他说：“我虽然拍了几十年电影，但艺术创作是艰苦的劳动，不能有半点偷懒，不吃透剧本的内容和导演的意图，不想好每一个动作，我是睡不好觉的。不然怎么向观众交待？”他和张导一致认为，并向《新疆日报》等媒体记者说道：“这个剧本写得不错，有独特的西部环境，有艰苦创业的生活，有新时代的节奏，有丰富的人情味，他将是一部中国的西部片。我们剧组全体同志有信心拍好这部片子，献给战斗在戈壁上的英雄的石油工人和新疆各族人民。”

美工马绍先，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为剧中石油工人设计的工装，超前、时尚，又有强烈的美感。影片公映后，本地马上仿效之。

在钻井处强有力的具体支持下，巍峨的井架在魔鬼城第一次竖立起来了。

我的喜悦就像井架顶端的红旗迎风飘扬。

赵迪却给我泼冷水，说：“影片只要不公映，前面的就不算数。”

出于学习的心态，我自始至终跟随剧组，导演也执意要我留下，说很需要我。一般导演是不欢迎编剧在剧组多待的，因为双方容易为艺术上的处理而争执。

9月底完成了电影前期的拍摄。

1987年年初，电影《魔鬼城之魂》 在国内外公映，1988年又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电影世界》 《电影画刊》 等刊物以及全国全疆主要报纸、电视台、电台等媒体都分别作了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