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

2015年11月3日，巴勒斯坦示威者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某军事监狱外焚烧轮胎，与以色列士兵爆发冲突。

连日来，“阿拉伯之春”后一度被国际社会淡忘的巴以冲突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冲突中，近年来在以色列已经有所沉寂的自杀性暴力袭击再度出现，更多愤怒的巴勒斯坦民众则通过街头抗议、投掷石块等与以色列军警进行对抗。截至10月底，冲突已经造成5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200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也有十几人死亡，上百人受伤。这场冲突正在引发国际舆论关于“第三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争论，引人深思。

反抗的历程

在阿拉伯语中，“因提法达（intifada）”一词专指巴勒斯坦人用石块等反抗以色列占领的起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占领的起义已多次发生。1987年12月初，一辆以色列国防军卡车闯入位于加沙地带的迦巴利亚难民营，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不少巴勒斯坦民众认为这是以色列士兵蓄意而为，因此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等抗议活动，并多次与以色列军警发生暴力冲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次大规模起义的根源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并对他们进行经济剥夺和政治压制的严重不满，而迦巴利亚难民营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据统计，从1987年底到1990年下半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有722名阿拉伯人被打死，近两万人受伤，另有至少1.3万人被捕。以色列方面也有100多名士兵和平民死亡，3000多人受伤。比巴解组织更为激进的哈马斯在这次起义中异军突起，并由此开始成为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直到90年代初，随着和平进程的启动，这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才逐渐平息。

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始于2000年9月底，直接导火索是当时的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不顾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坚持访问位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圣殿山同为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圣地，这里既有犹太人的哭墙，也有伊斯兰世界著名圣迹阿克萨清真寺，沙龙的访问意在强调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的主权诉求。然而，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沙龙的访问是对其宗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及民族权利的严重挑衅，故而称其为“阿克萨起义”。以色列方面则认为，这次起义是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解组织等蓄意而为，计划在犹太新年之前发动袭击，以回避巴勒斯坦人在《奥斯陆协议》中的责任，故而称这次起义为“阿拉法特战争”、“奥斯陆战争”或“十月暴乱”。这场起义使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统计，从2000年9月底到2005年1月，有1000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士兵在冲突中丧生，并有3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这场对抗中死于非命。关于第二次大起义结束的时间，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一般认为，2004年底是起义逐渐平息的转折点。一方面，在以色列“定点清除”政策的打击下，哈马斯的核心领导人亚辛和兰提斯等先后被打死，导致该组织的指挥和协调能力大为减弱。与此同时，中东和平进程创立人之一的法塔赫领袖阿拉法特也在当年11月因病去世。随后，这两大政治派别陷入激烈内讧。另一方面，以色列从2002年起开始沿“绿线”修建从约旦河西岸北部到耶路撒冷的隔离墙，这一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诸多非议和指责，但有效阻止了巴勒斯坦人越墙发动武装袭击。从2004年开始，沙龙政府从占领多年的加沙地带单边撤离，并拆除了加沙的犹太定居点和军事设施。

新冲突，旧仇恨

对于当前的巴以冲突，不少国内外媒体正在讨论这是否是“第三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事实上，或许此轮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在组织性、协调性和规模等方面并不能和前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相比，但巴勒斯坦人自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诉求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就此而言，机械地进行历史类比并无太大实质性意义。换言之，无论这次巴以冲突的特征和前两次有何不同，它都没有改变冲突本身的性质。

事实上，近年来巴以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从未消失，关于巴勒斯坦人起义的消息一直时有耳闻。此次巴以冲突的爆发也并非偶然。除了9月13日以色列警察闯入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突击检查这一直接诱因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深层次背景值得关注。首先，近年来一直停滞不前的中东和平进程让巴勒斯坦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及其他激进政治力量，2006年以来都逐渐减少了暴力袭击活动，然而这并未推动人们翘首以盼的和平进程，也未能阻止以色列对哈马斯等武装力量的军事打击。于是，在巴勒斯坦各派政治力量内部，再度出现了重新开展武装斗争的呼声。比如，2011年春天，在一个社交网站上就出现了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举行“大起义”的呼吁，响应者达20多万人次。今年春天，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位领导人对媒体表示：“第三次大起义肯定会发生。巴勒斯坦人民已经准备好了起义，……大多数武装力量领导人都认为我们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武装斗争。”

其次是“阿拉伯之春”的刺激和影响。“阿拉伯之春”对于巴勒斯坦局势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中东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荡，巴以冲突在中东热点问题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一些原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政权因为自顾不暇也减少了支持和关注，乃至调整了传统的政策和立场;另一方面，周边国家跌宕起伏的政治变化也刺激着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对巴执政当局“软弱腐败”严重不满的巴勒斯坦青年人。同时，中东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也加紧了对巴勒斯坦的渗透。针对这一状况，以色列方面已表达了忧虑，比如有以色列学者就担心“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将会逐步控制巴勒斯坦。

最后是巴勒斯坦人生活状况的持续恶化。近年来，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经济围困，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援助和支持减少等因素，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况日趋艰难。以色列建成隔离墙后，将巴勒斯坦人限制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他们进入以色列境内寻找就业机会更为艰难。于是，对和平进程的失望、对现实生活和执政当局的不满、对以色列的仇恨，再一次通过集体自发行动和极端方式释放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巴勒斯坦人起义表现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是就组织化程度而言，这次起义明显比不上前两次。这是因为巴勒斯坦内部政治结构出现了不断碎片化的趋势。经过几十年内部斗争，巴勒斯坦内部已经形成了从伊斯兰激进势力到世俗势力的各种政治派别。在阿拉法特等领导人去世后，各派在和平进程问题上更加难以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政治共识。在反抗以色列问题上，既有主张武装斗争的激进派，也有主张维持现状的中立派，还有主张和谈的温和派。较为激进的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选举中获胜后，逐步减少了武装袭击，并割据加沙地带，形成了与阿巴斯领导下的约旦河西岸相对峙的局面。双方近期虽达成了和解，但要想弥合两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易事。二是就暴力冲突造成的后果而言，本次巴以冲突的激烈程度和波及范围无法和前两次大起义相比。一方面，以色列已经在前两次起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另一方面，以色列在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期间修建的隔离墙可以有效地将暴力分子拒之门外，大大减少了暴力袭击的成功几率。与此同时，正如一家海外媒体所说，巴勒斯坦人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条件下，同完全军事化的以色列社会的对抗不可能取胜，军事化的起义将会给巴勒斯坦民众带来更多灾难而不是受益。

与前两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一样的场景或许已经很难重现，但巴勒斯坦人在这次冲突中展示的却是同样的愤怒和绝望。在这次冲突中，不少巴勒斯坦青年自发地走上了街头。这足以说明，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双方在一个世纪来的冲突中所形成的仇恨正在传递给下一代。无论是否经历过祖辈之间的战争，他们对于流血冲突的集体记忆和种族仇恨仍在延续。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