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岸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何落实此访成果，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的势头，防止再次出现大幅下滑，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全局外交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两国的基本国策都将保持内敛的主要特征。中国正着眼中共十九大以及2016年开始的第13个五年规划，布局下阶段改革发展，将稳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议程，而今后五到十年亦是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至为关键阶段。美国的主要任务将是实现真实复苏，创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保持全球领导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稳定发展彼此关系是两国政府的基本需求，“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所开启的机会窗口不会关闭，但也将面临更高的战略竞争压力和更多的现实风险挑战。

三个关键时段

从现在起，三个时段非常关键。第一，是从现在起到2015年结束的最后一个季度，中美会不会因南海、台湾问题发生正面冲突或摩擦？不希望中美关系重返稳定发展轨道、全球治理步入良性循环周期的势力会不会制造事端破坏访问成果？第二，是整个2016年，先是中国的台湾省举行地方领导人选举，后是美国总统大选选战正式揭幕，奥巴马政府陷入跛脚，中美关系所受的干扰和苛责又会进入一轮频发期，两国领导层能否顶住压力，保持必要的定力，守住经过艰苦协商确定的对话合作和管控分歧议程？第三，是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上台后的初期，美国对外、对华政策重审进入定调阶段，而新一届美国政府可能摆出比奥巴马政府后半程更为强硬的对华姿态，那么中美关系何去何从，能否继续践行不对抗不冲突、互利共赢的基本共识，延续此次元首会晤制定的基调和主脉？

面对诸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的决策和工作层要避免陷入“疲态”，也要避免盲目乐观或者过度悲观情绪。应当紧紧抓住习近平主席访美创造的契机和争取的时间，在通盘谋划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侧重点地进行阶段性部署，尽可能多地固化、强化积极因素，管控、抑制消极因素，努力把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势头维持下去。这是一个事关中国新一轮改革发展成败、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成败的战略性任务，绝不能低估其困难性和风险性。

从习近平访美到奥巴马去职，中美元首还有两、三次在多边场合会晤的机会，分别是2015年底在菲律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16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年底的APEC峰会。此外还有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一届中美商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会议。需要紧紧围绕这些时间节点充分开展互动，以活跃的基层外交辅助顶层外交，保持习近平访美所把正的基本方向。

中国外交的积极主动新态势是影响、塑造当前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思维的主因之一。有必要对一段时间以来的总体外交态势进行一次回顾总结，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展、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和谈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态势以及美俄、俄欧、中俄、中朝、中日、中韩、中欧关系的新变化详析得失，完善战略规划，做好周边外交、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等不同“优先方向”之间的协调平衡。总的应在推进“一带一路”和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跨国自由贸易网络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在深化周边外交、睦邻友好方面保持开拓进取，进一步做大做实总体外交布局，这是对美工作保持足够主动性、对美博弈掌握足够先机必须立足的基本盘。同时，必须坚持和平发展路线、和平外交方针，进一步理顺中国在自身硬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升涨期内产生或有所激化的矛盾点、摩擦点，既不忘乎所以，丢掉讲信修睦的外交形象和本质，也不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局部挫折和一时困难而有所动摇、有所退缩，失了开拓进取、主动维权的势头。

打造合作旗舰

要积极打造中美合作旗舰。稳健推进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争取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取得突破，这对我们保持国内改革势头、进一步打通中美两个市场、积极应对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具有重大意义。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经济治理、能源环保、制止核导扩散、打击跨国犯罪、全球卫生防疫等领域为重点，使中美协调成果更多惠及亚太和世界，保持两国合作重心从双边层面向全球治理层面延伸、转移的势头。

2015年10月19日，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登上中国海军“辽宁舰”参观访问。

旗舰领域的中美合作项目可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特区”。也就是说，有关合作要能得到两国政府的共同担保，不轻易受总体关系波动影响，不在双方就重大敏感问题进行激烈争斗时被轻易拿来作为反制、胁迫对方的筹码，也有必要在中美利益交汇最深入、最外露的亚太地区优先开展起来。有关领域的合作涉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因双边矛盾升级而时开时停、时断时续会严重影响外界对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信心。

有必要提及“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如果说“一带一路”是面向沿线国的经济发展援助与合作计划，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而把沿线国的经济都带动起来超出了任何国家的能力与责任（薛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面对的外交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那么避免中美因“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业已深化的战略互疑进一步恶化为实际对抗的举动，就成为紧迫之事。能否让“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切实回归亚欧发展合作的本来面目，在推进有关倡议的过程中考虑适当吸纳美国的参与？比如：把亚投行建设取经团队派到华盛顿去;在亚投行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评级机构之间建立交流合作管道，甚至将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择地开展中美第三方产业和金融合作的试点？美国也应落实其在习近平访美期间表达的积极意向，努力改善IMF、世行和亚开行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效能，履行扩大新兴市场国家投票权的承诺。

优先妥处敏感问题

但是，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才应是近中期内处理对美关系的最优先任务。在这方面，尤其要分析好形势，把握好虚实，在应对中该实则实、当虚则虚，反其道行之非常有害。

习近平访美后，中美之间率先爆发直接摩擦风险度最高的问题首推南海问题，这也是访问中互信度、公开度、共识度最低的一个问题。美国防务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在《亚洲熔炉：南海与太平洋稳定局势的终结》一书中认为，今日中国要首先掌握对南海的绝对主导权，方能在未来控制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照此逻辑中美在南海地区必将上演激烈的战略竞争。美国军方已多次公开扬言将派舰机进入南沙中国扩建岛礁12海里以内，10月27日更由与中方舰只已有多次海上“相遇”经历的“拉森”号驱逐舰在中国的美济、渚碧礁附近实地操作了对中方的“压力测试”。可以预见，中美舰机在南海的近距离“相遇”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将继续是最为险峻的摩擦风险之源。

美军派舰机进入我控岛礁近海，并非主要试探所谓“南海军事化”虚实，而是要显示不承认有关岛礁在扩建后具有延伸划定领海、领空和专属经济区权利的姿态，具体实施对中国所谓“强势进取”的“推回”，今后是否常态化值得密切关注。如是，将极度加大中国在所控南沙岛礁附近海域及上空实施主权管理的难度。而从更大图景上看，美国的南海政策调整已越过“恪守中立”的中线，进入一手调动单边和集体军事力量、一手召集国际法治和规则力量与中国相抗衡的阶段。在美国的介入下，南海纷争即将进入司法化和规则战的白热状态。中国宜在以符合国内国际法基本规定的方式推进南沙岛礁基建和海上维权工作的同时，按照中美之间已达成的政治共识和具体军事协议，对中美摩擦碰撞的风险严加管控。管控又需是动态和广义的，有必要与面向南海周边提出民事化便利倡议、共享民事化设施以及与东盟国家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工作统筹协调推进。

其次是台湾问题，这包括比较紧迫的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和即将于2016年上半年举行的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台“中央社”报道，“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10月4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儒伯向媒体透露奥巴马正考虑对台进行其任内最后一次军售，通知国会时间可能在12月11日到2016年1月16日之间，金额不会超过20亿美元，以二手装备与现有武器升级为主。如出台这次军售，奥巴马将成为唯一一个任内四次做出大规模对台军售决定的美国总统，再次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权益，向台湾当局和岛内民众发出错误信号。在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早已被打破的前提下，美方这次对台售武主要还是出于取悦美国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需要，兼有继续玩弄两岸政策平衡的考虑。与此同时，随着2016年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的临近，台湾岛内政局加速变化，酝酿新一轮政党轮替。美方有可能利用今后五个月的时间加紧接触蓝绿阵营两党关键人物进行摸底。我们应当冷静观察，大局为先，严格依据事实作出判断和应对。中长期看，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沟通重点仍要放在反对和遏制“台独”上，中国审视台湾问题的大框架也应更多计入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因素。

再就是网络安全问题。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围绕经贸关系中的市场准入和窃取商业机密、政治外交关系中的信息传播和网络控制、军事安全关系中的网络攻防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和事件而产生的争议和冲突，在国际上则表现为双方围绕网络空间基础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网络安全治理规则的制订等进行的合作和较量，凸显两国竞争和冲突的一面（汪晓风：《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美国研究》2013年第3期）。美方对此次元首会晤涉及网络空间的共识和成果感到兴奋，认为是中方立场的重要进步，但对中方事后落实有关共识的诚意极不信任，认为禁止网络窃密原则的范围和对象设定（“在知情情况下”、“机密商业信息”等）过于含混，可供“耍赖”、“推诿”的空间太大。将来，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热度不会下降，可能随时因具体事件而进一步上升，美方制裁我所谓参与网络窃密公司和个人的威胁并未解除。

在国际规则制订这个范畴里，网络安全是少有的中方已抢得些许主动权的领域。我们应当利用好双边联合对话机制和全球审议平台，争取通过中美协商出双方共守的网络空间行为规范，为国际社会网络空间行为准则的制订做出表率，这既是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写照，也符合稳定中美关系、积累两国互信的需要，有必要以朝符合国际潮流的方向调整国内网络管理政策和利于扩大中美相关公司企业交流合作为前提。有关谈判和交锋将会非常艰难，但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轻言放弃。

还有人权和法治问题。由于国内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外部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关注度有所回升，有关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复又增多。加之美国一直是各种境外反华敌对势力开展活动的大本营，情况就更加复杂。有关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中美关系中比较热的负牵动力，但也不至于像比尔·克林顿执政初期时那样重回中美争斗的核心位置。在处理有关问题时，要有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意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美开展交涉斗争先能吃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人权、法治的关系，这样讲出的话语才能以理服人，并在国际上得到更多理解。长远看，应当逐步树立将有关问题从中美关系负能量转化为增进两国相互理解与沟通正能量的抱负。

对于2016年美国大选，此不多言，关键仍是要提前布局，不仅对本次大选的中国话题热有应对方案，也要提前就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做准备。还要坚持面向美国公众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清楚中美相互依存、互惠共赢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