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委组织部

家风（节选）——周恩来堂侄周保章的讲述

■青岛市委组织部

每天早上，很多早起的人们都会来到这里，打起太极拳。在人群中，一位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相貌清癯，两道剑眉透出一股英气。他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周保章。和很多老年人一样，周老的生活安逸舒适。不一样的是，在晨练之余，他会用更多的时间义务宣讲周总理、邓颖超的那些感人故事，因为他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过去我们周家整个大家族不分家，所有子孙都按顺序排列，周恩来排老七，我的父亲排十三，所以按照习惯我都称呼周恩来为七伯，称邓颖超为七妈。

尽管有着特殊的身份，可周保章从未以总理侄儿身份自居，也从未以此要求特殊待遇。他始终默默地从事着最基层的工作，全心做一名诚实积极的普通劳动者。

1948年，年仅15岁的周保章参加革命工作，时时处处追求进步。在多次提交入党申请书以后，周保章被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就在这时，部队组织的一次例行体检，改变了周保章生活的轨迹。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1955年我到了汕头，部队体检时发现我有肺结核。咱们中国人说肺结核叫痨病，要想治好这个病很难。他们都入党了，我在医院里，不能回部队，部队自然也没法讨论（我入党）这个事。表都填好了却不能入党，这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仅仅二十多岁的年纪，却要承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在这人生的最低谷，周保章把自己的境遇写信告诉了同在部队服役的哥哥周保常。哥哥又把这些情况写信说给了七妈邓颖超。很快，七妈就给周保章写来了第一封信。

女声配音、字幕：保章侄：前接保常来信，知你生病住院，我曾复信要他去信时安慰你，但仍不免对你的挂念。……我在长征时曾患过肺结核，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以对病魔的顽强斗争和乐观精神战胜了它。你是年轻小伙子，轻度的肺结核在情绪上确实应该看成（不算什么），但又需正视疾病……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这封信当时给了我很多鼓励，稳定了我的情绪，我就振作起来了。

1958年，因为身体原因，周保章根据组织安排从部队转业到了青岛的一家普通工厂。尽管舍不得离开部队，他也没有公开自己特殊的身份来获得组织的特殊照顾，可他的心中却始终向往着有一天能重回部队。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1961年是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趁机要反攻大陆，国家在报纸上发出号召，要求复员、转业军人做好重返部队的准备。我特别向往部队的生活，所以就（给邓颖超）写了封信。我不是说要求他们，但是我骨子里头就是希望他们（帮助）我重返部队。

在写给周保章的回信中，邓颖超这样说道：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至于你要求返回部队工作的问题，应由你的组织考虑决定”，她一针见血，“你自己仍按在地方长期工作去努力，这是对的”。所以在他们那里，你想走他们的后门，根本不可能。但是她给你的教育，让你终身受益。

女声配音、字幕：亲爱的保章侄：……党的门总是敞开着的，只要你能坚持正确的立场，只要自己在各个方面不断有进步，终会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了解，使问题得到解决的……

七妈的鼓励，让周保章充满了力量，受一点委屈、遇到点挫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他不间断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直到1979年。从在部队时递交第一份申请书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我当时都做好打算了，做党外布尔什维克。1979年底突然就通知发展我入党，就要填表。1980年3月入党了，离我入团30年。

1961年，对于周保章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经过七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同意，周保章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去往西花厅过年。除夕这一天，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总理把在北京的亲属都请了来，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请上了桌。在这热闹的西花厅里，孩子们嬉闹玩乐着，大人们也相互拉着家常。年轻的周保章，在心中憧憬着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当时是处于国家的困难时期，饭都吃不饱，菜根本见不到。那么到伯伯家里过年，我想那（应该）是鸡、鸭、鱼肉不在话下，可这桌上光有碟子、碗筷，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诧异。

就在这时，总理从西花厅的侧门走了出来。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这一出来就跟变戏法似的，工作人员哗地上来了两样东西，小米稀饭、包子。就这两样东西，上得也很快。

这时候七妈向总理七伯那里会心一看，七伯就站起来了：“今天年三十，请大家一块来吃个团圆饭，感谢大家。”他就这么说了几句，七妈也会心一笑：“今天是除夕，总理请大家来吃团圆饭，不设酒，不摆菜，总理请大家吃包子、喝小米稀饭。为什么呢？”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她说中国革命是靠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的，小米对中国革命立下了功，我们在欢乐的时候不能忘了那个艰苦奋斗、英勇杀敌的年代。为什么能吃到包子？因为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做了主人，成立了新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不能忘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面对这样的场景，周保章的心中百感交集。在国家困难时期，周总理同人民群众一道，不搞特殊、同甘共苦。七伯尚能如此，自己又怎能有不切实际的奢望呢，他的心中暗自惭愧。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这是第一次看总理吃饭。他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小憩一会儿，看我也吃完了，招手让我过去：“保章，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我说我在青岛，在工厂，是一名职工。他听了很高兴，还给我一些鼓励，讲了也就十来分钟，他就看表，因为他有活动。我知道他很忙，就说：“七伯，你快忙吧，我没有事。”他边起身边说：“保章，你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坚持在基层。”

从那以后，周保章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34年，对于工作不挑拣、不抱怨，更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获得升迁、提高待遇。

“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保章谨记七伯的教诲，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总理侄子的身份，直至1996年。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1996年，我得了癌症，到北京去手术。大手术出现了意外，我昏迷了72个小时，成了植物人，一点反应没有，这样就发了病危通知书。

上级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通知了青岛市委，（当地）才得知周保章的身份。在医院的抢救下，周保章恢复了往日的健康。此后，他接过了关心下一代义务宣讲的重任,深入机关、学校、部队、工厂，义务宣讲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感人故事，近二十年间，累计举办讲座1050余场，听众达56万多人。2005年，他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09年又荣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直至现在，80多岁的老人依然走在义务宣讲的路上……

1976年是不幸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消息通过广播，传遍了祖国大地。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当时我一听到这个广播，那真的（感觉）天塌下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吃早饭，一听到我和我老伴都愣了，泪水马上下来了。

当天下午四点，邓颖超给总理远在外地的侄儿、侄女们发出了一封加急电报：“伯母嘱，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可因为种种原因，周保章还没收到这封电报，便踏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只是这一次，是他与七伯周总理的永别……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将周保章等侄儿侄女和工作人员召集到了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在这个场所，她讲道：“你伯伯还向你们交代了这样一件事，不要搞特殊。”她说：“你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你们不过是他的亲属，你们又有什么理由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中去搞特殊化呢？”

周保章在他的小本子上记录下了七妈那天下午说过的话。以各自的记录为蓝本，他与周秉德、周秉钧、周尔钧、沈人骅等一起，整理出了七妈完整的讲话。

女声配音、字幕：……伯伯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他永远保持和群众最密切的联系，从不搞特殊化。……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党风、党纪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按照她的生前遗愿，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刊载了她去世以前写给中央的信，信中再次提到了总理的侄儿侄女：

同期 周保章（周恩来堂侄）：这个原文我基本上能背下，她说“对周恩来侄儿女辈，希望党组织和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的关系和对周恩来的感情出发，而不依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对他们进行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生前一贯执行的、一贯坚持的，我也坚决支持。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

时至今日，夜深人静时，一幕一幕往事，总会浮现在周保章的脑海中。忘不了，总理的音容笑貌；忘不了，1961年的春节总理叮嘱他的话；更忘不了，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临终之际，惦记的仍然是家风与党风。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却为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家风”，这是最动人、最朴素、最概要、最传神的自我写照，它展示了共产党人处理家国关系的崇高境界。

制作人员名单：

总监制：边祥慧

监制：姜渤

策划：刘旭

制片：丁安辉

编导：郭俊强

摄像：赵亮

剪辑：岳霄龙

解说：王坤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