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应品广 张磊

G20：中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平台

G20: the platform of China joining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文| 应品广 张磊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宣布，中国将在杭州主办2016年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中方把2016年峰会主题确定为“4个I”，即“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中国将从创新增长方式和推进改革创新、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进行峰会筹备工作。该议题设计体现中国对国际经贸形势的深刻把握，以及参与国际经贸治理的信心和能力。

G20机制的作用与局限

当前，尽管一些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和中国）已经开始走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阴霾，但是全球经济走势仍然不容乐观。世界经济已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都明显低于预期。与此同时，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以及恐怖主义在不同程度地侵袭脆弱的经济复苏前景。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当前不仅没有得到舒缓，反而恶化了。

然而，现有国际经贸治理模式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化解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愈发显现出不足。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由于缺乏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参与，仅仅通过外围的“修补”已经无法扭转世界经济不平衡。在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普遍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当前的世界经济无法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再平衡。改变这种局面不仅需要发达国家作出让步，更需要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利用自己的人口、市场和资源等优势，争取国际经济治理格局的重构。

G20在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创造平等对话平台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当前的G20机制最初是为应对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而产生，但是其初衷就是“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迄今为止，这一平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在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方面的作用尚待观察。

尽管G20被誉为世界经济领域的“联合国”，但是其没有常设的秘书处和工作人员，而是由当年主席国设立临时秘书处来协调集团工作和组织会议。这种非机制化的设计使G20在从危机应对转为长期治理机制方面存在困难。

11月15-16日，土耳其举办G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

同时，G20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缝隙”明显。一方面，G7集团长期主导着重大的全球治理决策；另一方面，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G20框架内赢得话语权的诉求越来越明显。为了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化解G20机制议题过于广泛和成员诉求过于分散的问题，国际知名智库比利时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Bruegel）的专家甚至建议组建“新七国集团”（G7+），成员包括传统发达国家美、英、日，金砖国家中、印、巴、俄，并以欧元区整体替代德、法、意三国。但是，考虑到当前的G20机制已经因没有体现广大非成员国的利益而广受批评，重组后的所谓“新七国集团”必然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最后，G20机制还面临着成员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各国贸易保主义的做法有所抬头。比如，WTO于2015年11月最新发布的《G20贸易措施报告》显示，尽管G20经济体在引进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方面相对克制，但采取的措施总量仍在继续增长。自2008年以来，记录在册的共有1441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5年10月中旬仅取消了354项，目前仍有1087项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实施，与上一次报告相比增加了5%以上。尽管G20成员承诺将减少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但自2008年以来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有75%以上仍在实施。

从理论上看，G20经济体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全球贸易额的80%，因此其世界经济地位举足轻重，足以影响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但是，除了应对危机外，近年来G20机制在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方面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其缺乏执行力的治理机制，也影响了政策决议的有效性。

2016年G20峰会议题富有深意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全球经贸治理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基于自身发展客观上需要参与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新的平衡；同时，更加开放的中国有意愿也有条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方面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承担与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责任。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推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中国针对2016年G20峰会的议题设计，体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四大议题“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各有深意，不仅紧扣国际形势，更体现了中国的国内诉求。

“创新”指向创新增长方式和推进改革创新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土耳其G20峰会发言中指出的，当前世界经济的“病根”是“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动能已近尾声”。因此，只能依靠创新走出危机并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必须通过改革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在国际层面，各国已经纷纷出招化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失衡问题，并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推出了新的举措。比如，美国意识到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推出了鼓励制造业回归、实现再工业化、“投资美国”等措施，出台法规对金融业特别是过度扩张的金融衍生品进行严格监管。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推出了类似“工业4.0”等与产业经济相关的新举措。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经济体也制定了“印度制造”、“新一轮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苏伊士运河工业走廊”等计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一些国家为了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抢得先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依靠社会化平台、开发工具等互联网生产资料分享创造财富，实现创造性想法与众筹资金的结合，以分享型经济的新业态，呈现了“再工业化”的新面貌。

在国内层面，我国于2015年3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以及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只有为创新营造好的国际国内条件，努力塑造创新的环境，才能分享创新发展成果；同时，也只有不断实现理念的创新、生产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才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活力”指向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誉为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三驾马车”。尽管这“三驾马车”为战后国际经贸治理秩序的重建和维护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三架马车”无一例外开始遭遇包括发展战略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困境，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改革“三驾马车”治

理机制的诸多讨论。比如，WTO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一揽子谈判”难以达成共识、争端解决机制繁冗且执行困难、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泛滥的冲击等挑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面临美国的垄断控制、缺乏战略方向和治理结构不顺等困境。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应该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变革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通过同时强化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参与甚至引导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变革，已经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大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IMF的份额改革问题。

早在2010年，G20峰会和随后的IMF理事会就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但是，由于美国的不配合，该方案至今无法落实。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美国承诺尽快落实上述改革方案。如何落实这一承诺，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IMF监督机制、融资能力、融资方式以及特别提款权等相关改革措施，必然是明年G20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同时，面对运行规则过时、成员国地位不平等、重债贫困国动议收效甚微、结构调整贷款绩效不佳等指责，世界银行会采取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会对全球经贸治理产生哪些影响，也可能成为焦点之一。

此外，中国通过倡导新型的国际机制，如金砖国家、亚投行等，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推动者之一。通过在G20机制内进一步引导相关议题和改革的开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经贸治理能力和影响力。

“联动”指向促进贸易与投资的互联互通。

在国际层面，全球贸易和投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改变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相应改变了国际治理结构。全球供应链的兴起，使国家尤其是公司层面的经济主体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生产阶段展开国际分工，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将全球投资规则与贸易规则并提。这意味着，需要适应“深度”区域一体化要求，对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进行协调。

世界经济实现平衡需要互联互通，而其依赖路径是贸易与投资的联动发展。当前的WTO多边贸易体系仍然以贸易（特别是货物贸易）规则为主。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虽然达成了自WTO成立以来首份多边协议，但是并没有在体系上增强多边贸易谈判的效率和活力。在后巴厘时代，面对区域主义的冲击，多哈回合谈判该如何进一步前进；WTO应如何努力在短期内保持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相关性”，同时在未来为恢复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作好制度上的准备，都是当前面临的问题。

因此，不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而言，都需要努力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发挥国际贸易和投资粘合国内外两个市场、两个资源的媒介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同时，双轮驱动加快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规则是世界贸易增长的基石，而区域经贸安排则是新贸易规则的探路者。让世贸组织多哈发展回合谈判尽快翻篇，整合国际投资规则碎片化趋势，从而探讨21世纪新议题谈判可行性，以及构建高标准的自贸区规则，才能更好地促进世界贸易投资增长进而加快世界经济平衡进程。

中国已经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的目标。通过G20政府间合作，中国将致力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向前发展，并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契机，促进全球和区域的自由贸易，进一步提升国内的对外开放水平。

G20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发挥与其经济体量相称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

“包容”指向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不断进行校正，试图回归平衡发展态势。然而时过7年，世界经济仍在脆弱复苏，不平衡状态可能陷入“新平庸”。

显然，只有通过包容性增长，同时辅之以更加体现公平的国际治理秩序的改革，才能引导全球经济迈向域更加公平的“新平衡”。

不论是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还是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联动发展，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更加公平的经济发展，并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世界共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担当着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的责任。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努力兑现基础设施、贸易、投资和发展模式等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并借此将发展的红利惠及全球。

2016年G20峰会是中国的机遇

G20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合作平台而存在。G20的核心任务是凝聚共识，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6年G20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说明中国主办的峰会仍然围绕世界经济的发展展开，而不扩展到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坚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基本宗旨，避免其沦为政治竞技场，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中国在G20机制中扮演着相比于其他治理机制更加微妙且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是弥补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缝隙”的重要存在。一方面，中国可以利用G20平台与金砖国家开展进一步合作，通过集体发声，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并在条件成熟时架构金砖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平台；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又使其有实力与发达经济体开展平等对话，从而能够成为沟通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桥梁。

G20平台还为中国创造了构建自由贸易网络的空间。中国已经提出逐步构筑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目标，但是目前在G20成员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中国可借G20平台拓展与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寻找合适的议题开展谈判并取得突破。

中国还可通过G20推广自己的国际经贸治理理念以及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经贸治理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已经启动了诸多体制机制改革，并借助于国内自贸区开展对外开放的压力测验，逐步将创新改革措施复制、推广到全国。G20为中国提供了宣传改革措施和经验的平台，能够藉此向世界表达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决心，同时也为推广中国的战略赢得了空间。

最后，中国可在推进G20的“有限机制化”方面作出贡献。G20当前采用的“非机制化”的运行模式固然有其灵活性优势，但是却极大削弱了其有效性。中国可尝试推动G20机制的“有限机制化”，即并非建立诸如联合国或WTO这样高度机制化的体系，而是采取低度机制化的设计，比如设立常设秘书处，由其确定议事日程并处理日常事务，降低议题分散和成员利益分化的风险。同时，中国还可促进G20与非G20成员（特别是广大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沟通，提升G20机制的合法性。

总之，G20是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舞台，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发挥与其经济体量相称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该平台同时强化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变革，协调具有不同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的相关方的分歧，中国将在推动全球经济迈向更加公平的“新平衡”方面作出历史性贡献。 （本文受上海高校智库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作者：应品广，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磊，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