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署名”这件事，说起来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我们把它和人格、境界这样一些操守联系起来的时候，却发现在“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上，也能展现出大的人生境界来；虽然只是小事一桩，凸显的却是大人格、大境界。

蒋路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他的身上，具有一种可贵的甘愿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而且助人不图名，情愿做无名英雄。由北大李赋宁教授主编，刘意青、罗经国等教授编撰的《欧洲文学史》一书在出版前，曾交由蒋路先生校订，同为编辑的艾珉女士回忆说：“北京大学当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工作的罗经国老师告诉我，看了蒋路加工的《欧洲文学史》，他们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整部书稿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实或细节，他都已核实订正；结构欠合理处已重新调整，有的段落甚至改写或重写。在他们看来，蒋路远不止是编辑，而且是重要的作者之一，可是请他参与署名时，蒋路却坚决谢绝了。”学者蓝英年先生也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蒋路的另一件“拒绝署名”的往事：“蒋路对《欧洲文学史》的校订已经充分说明他的欧洲文学史知识何等丰富。此外他担任过《瑞典文学史》和《捷克文学史》的编辑工作，他加工后的《捷克文学史》，判若天渊，质量上有极大的提高，致使编者看后非要他署名不可，他当然又谢绝了。”翻译家凌芝在《蒋路文存》编后记中也写到了一件相类似的往事：“《生活与美学》的译者周扬主动提出，请蒋路将他这本由英文转译的旧译本根据俄文校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被人视为畏途，如同改造一幢旧房屋，既要用新材料表现现代感，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的风貌，这实际意味着比重译一遍还难！可是蒋路做到了。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当事人的离去，许多细节已渐渐暗淡起来，但责编蒋路究竟为这本书获得了新生。成稿时，连俄文版书名《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恢复了它的原貌。周扬看了改文，十分满意，主动把‘蒋路校三个字写在他名字后面，却被蒋路毫不犹豫地勾掉了。后来周扬再一次把他的名字写进后记，结果照样被勾掉了。”

林增平先生长期致力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权威。前些年，有关部门决定出版一部《辛亥革命史》，林增平先生便受邀担任其中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历史学家一起负责这本书的统稿工作。在这本书第一卷出版前，有的编委提出，要将林增平先生署为第一主编，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大家都觉得这是实至名归，没想到林增平先生却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将自己作为第一主编，极力要求将别人作为第一主编。事后，林增平先生曾与孔祥吉先生谈及此事，他感慨道：“做学问切不可争名逐利。眼睛盯着名利二字，文章就不可能行之久远。”就这样，在林增平先生的一再坚持下，这本书出版时，将另一位学者署名为第一主编。林增平先生的这种淡泊名利、推贤让能的人格风范，感动了许多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拒绝过署名。那是1986年，钱学森阅读了一位学者的科学论文，读后给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这位学者很感激，便主动提出在发表论文时，准备把钱学森的名字同时署上，钱学森立即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要说我曾向您提过一两点有用的参考意见，那也只能在文章末尾讲上一句。这是科学论文的原则，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

很多教授，出于虚荣心，在学生研究发现的科学论文上硬要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做法，与蒋路、林增平及钱学森相比，境界之高下显而易见。就如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出太阳的七彩光辉一样，署名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令人仰望的道德品质，这是一种已经稀缺了的人格修为，但这种修为却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会永远闪耀着光芒。

（编辑 花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