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回归”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原初语境*

王海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国民经济学;世界历史;当代中国问题

收稿日期：2014-10-2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当代阐释”(项目号：11CZX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海锋，男，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码：A

文章编号：号：1671-7511(2015)02-0003-08

摘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本真精神的开掘,既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研究中的“考古”思维，也不能简单地禁锢于问题研究中的“药方”思维，而是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回归其诞生的原初语境。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追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原初语境，是我们科学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前提。从思想史的维度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发展受到了观念论哲学、启蒙思潮、政治经济学三种主要的思想思潮的影响。从现实的维度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创立、发展所面对的，是旧社会体制瓦解之后的市民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与发展、人类走向世界历史。只有在思想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中开掘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真精神，切实处理当代中国问题，我们才能开辟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的新境界。

近些年来，学术界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无疑为人们真实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树立了榜样，由此拓展并推动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要继续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有两项工作必须尽快着手，一是从思想产生的源头入手，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方法论，切实处理当代中国问题。由此，在两者的合力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气派的、独具风格的哲学理论学术话语体系。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主要对第一个问题做出探索。

一、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原则

学术理论的研究，方法论是关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近些年来形成了诸多方法论原则，例如“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文本考证”、“版本分析”、“现实应对”等等。应该说，这些方法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方法论原则却背离了初衷，反倒成为制约学术发展的障碍。因此，重新反思近些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是我们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思考问题的关键。

大体来看，我们可以将目前学术界研究方法概括为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文本研究的“考古”式的思维方式；另一种是问题研究中的“药方”式的思维方式。

所谓文本研究中的“考古”式的思维方式，主要是指在学术研究中一切都围绕文本展开的思维方式。客观地讲，学术理论研究不可能离开经典文本，文本是学术理论的积淀成果，也是一切研究的思想之源。但是，学者们却过于强调文本依据，把文本的版本考证、同一文本以不同语种在不同国家的译本、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的语句上的表述的不一致等视为研究的重点，更有甚者，把研究的主要精力聚焦于一些细枝末节的名词、概念的辨析而罔论具有实质意义的思想分析。

过于关注文本的结果就是陷入本本主义。在学术研究中，这种本本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主要是从文本提出问题，而不是从理论或者现实提出问题；在分析问题的方式上，主要是以在文本中能否查到、找到相同的表述为依据，而不是借鉴文本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框架、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主要是以文本有无对此问题的判断、结论为依据，而不是凭借独立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即使找到了答案，也要去翻翻文本，看是否跟文本中的“标准答案”相吻合；在判断问题的标准上，将是否符合文本，是否和文本相一致视为检验的标准；在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上，主要是局限于文本中所提及的问题，而不是将理论和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视为研究的重点，等等。在这种研究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术问题的研究呈现出死气沉沉的景象。恰如有学者所批评的：“回归文本的旨趣，不管是从思维推向存在还是把存在改造成思维抑或根本就是在传统话语中兜圈子，这种理论活动看起来很学术，实质上，在马克思的神圣肖像面前，除了对某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顶点仰望以外，就无事可做了。”[1](P23)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一定要对这种本本主义的研究方式作出反思。

文本研究并不一定导致教条主义，但一切唯文本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教条主义。正如陶德麟教授所指出的，“教条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重视文本，而在于对文本的意义和作用如何理解。”[2](P12)在我们看来，文本研究的真实价值在于，通过文本来追溯思想的源头和本真含义，并由此作出新的思考和研究，由此为破解学术和现实问题提供思想资源。

所谓问题研究中的“药方”式的思维方式，是指在学术研究中，当遇到理论或现实的问题时，人们执著于在固有的文本或理论中寻找“标准答案”的研究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这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表现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可以“包治百病”的药方或者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并随意套用的“公式”，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视为破解问题的“锦囊”，只要遇到理论或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只要从“锦囊”中拿出妙计，就能化险为夷。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演变为“药方历史唯物主义”。

以问题研究的“药方”式的思维方式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表现为下到几种情况：(1)以“教条”式的方式地研究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一切“药方”。因此，一旦遇到具体的理论或现实问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反思问题，而是试图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讨要”具体的解决之道。例如，有些学者依然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语境中思考当代问题；有些学者将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等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动态”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因而，所谓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是对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没有丝毫的观照。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懒人思想：遇到问题，只要去找“药方”就可解决问题，孰不知，不同的病症需开不同的药方，即使是同一个药方，不同的药的成份和分量也不一样。(2)以“回溯”式的方式研究问题。一些研究者在遇到问题时，就会去翻文本、查文献，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么说的，要是查到了，就很高兴，寻章摘句，照搬照抄；要是查不到，便硬往上靠，只要沾点边的，哪怕是有点“像”的语句都被摘抄出来，奉若圣经。于是乎，马克思的城市规划观、马克思的网络发展观、马克思的河流治理观，乃至于马克思的慈善观，等等，都被提了出来。应该说，我们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上述提及的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或者也可以对这些问题加以解读；但是，倘若简单地生套硬搬，恐怕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倒会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教条化。(3)以“模仿”式的方式研究问题。这一点在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比较常见。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但是，在学术界，有些人却“剑走偏锋”，简单地“模仿”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解读。这种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脱离了理论产生的具体理论语境和时代背景。例如，在对文化霸权的理解中，一些学者不仅仅分析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内容，还用其来谈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全然不顾这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概括起来，以问题研究的“药方”式的思维方式思考历史唯物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

总体来看，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没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问题，即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要破解这种局面，我们倡导，应该在思想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开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境界。

在思想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开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境界，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诞生、发展时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从而能够在原初语境的意义上理解其本质内涵；一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观照当代的思想史和现实背景，从而在大的视野中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实现其当代阐释。

哲学史家梯利提出：“每一种思想体系或多或少地有赖于其所兴起的文明、以前各种思想体系的性质，及其创始者的个性”。[3](P9)因此，回归理论诞生发展的思想史和现实语境，才能在基础理论的层面上阐释其本质意蕴。为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思想史背景，即追问历史唯物主义在诞生之时所遭遇到的社会思想思潮、学术观点等，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继承和批判这些思潮、观点的影响的，进而从中剥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一是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现实背景，主要是追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何种社会现实展开思考，他们遭遇到了何种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剧变，怎样从理论方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作出分析和阐释。

在新的历史时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是全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者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完成这一使命，完全取决于我们所选择的方法论原则。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锦囊主义都不能作为备选的方法论原则。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单单是给我们留下了各类丰富的经典著作，还留下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我们不仅要用这些方法论原则去研究理论和现实问题，也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思想史和现实的语境中开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新境界，从而拓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恰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就在于它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仍然是认识当代世界最强有力的认识工具，而不是我们从文本中能找到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4]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只有从基础理论的层面着眼，我们才能在理论的突破中推动现实社会的变革，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立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思想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按照列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三个来源，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5](P310)应该说，列宁比较准确地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但是，这样的分析是以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为代价的。在我们看来，作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仅仅将其局限在“某种学科”的视野内加以看待，而是要在“超学科”的意义上以“整体性”的视域加以把握。因此，在思想史背景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就意味着要揭示其形成的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文化学的等)思想或社会思潮的大背景，以期展示马克思思想诞生的原初思想语境，彰显其科学性。大致说来，这一思想史背景可以概括为：观念论、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

1.摆脱观念论的桎梏

任何理论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因而，任何理论都可归结为观念论。只不过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哲学层面的观念论达到了顶峰。这集中体现为近代以来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自笛卡尔以降，观念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至黑格尔达到顶峰。因此，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基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或者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考与反思占据了很大的空间。

认识何以可能？这是整个近代西方认识论哲学的核心问题。当康德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维向度中将认识归结为先天知性范畴和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强调认识只能止步于理性世界的时候，不可知论就成为其必然的结果。针对如何突破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知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黑格尔在思辨哲学的层面作出了探索。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因此，黑格尔不屑于像康德那样，在教人进行探究上帝以及事物的本质等问题之前，先对人的认识能力加以考察的做法，而是强调，要揭示思维运行的整个过程，确认思维运行的逻辑和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一致性，从而在经验与现实的和解中寻求真理。这也就决定了，黑格尔所关心的只能是思想的客观性和逻辑的必然性。为此，黑格尔强调辩证法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辩证法主要是思维的辩证法，即“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6](P51)并且，黑格尔以此为根基，在精神哲学的层面，把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历史的追溯同人类历史的发展相提并论，“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7](P66)由此，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全面地揭示了人的自由本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青年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可以说都是在这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成长的。虽然马克思一再表示自己不喜欢黑格尔哲学离奇古怪的调子，但是在面对“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的时候，依然“从头到尾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8](P16)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为马克思打开了一扇认识现实世界的窗户，透过它，马克思开始反思人的自由本性的问题、关照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例如，探究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拷问普鲁士政府出台的书报检查令，展开对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视为马克思在继承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的基础上所做的理论反思。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沉浸在这样的观念论中，而是在反思中实现了超越。他很快意识到，尽管哲学观念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思维的本质过程，刻画了人的自由本性，但是，这种揭示和刻画是建立在“思维自身”的基础上的，即它错误地以为，思想才统治着世界，或者说，“观点、想法、概念迄今一直统治和决定着人们的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9](P16)因此，破解观念的禁锢，把人从观念的意识形态之中解放出来，并由此真实地面对现实的生活，以创造属于人自身的生活，才是马克思进行哲学思考的最终目标。

2.弘扬启蒙精神

站在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审视哲学观念论，我们会发现，它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揭示出，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物。人不仅能够认识外在的世界，还能够将其改造为属于人自身的世界。这样，在长达上千年的组织化宗教统治之后，人们在观念论的熏陶与影响下，开始从宗教的虔诚信仰和统治中走出来，追求个体自我的自由解放。“人类终于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本质就在于自由和自我规定”。[10](P37)可以说，观念论发展的这一本质目标和启蒙思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1](P22)这意味着，启蒙的实质就是人类理性的自觉，即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对上帝(观念、思想)的信仰走向对人类自身理性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倡导个体的自由与解放。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在以观念论(唯心主义思辨哲学)为底色，以宗教统治为形式的思想环境的笼罩下，人只能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坚持、弘扬启蒙理性，展开对统治人类生活的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破解观念论主导下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是推动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必然是受到启蒙理性影响并倡导启蒙精神的产物。只不过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针对启蒙思想作出了批判，而是对其生存的现实基础及各种表现形式作了清理。这既体现为马克思对现实社会各种不公正现象的批判，也体现为对劳动异化、社会分工、资本剥削乃至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所有制形式等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启蒙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解放，就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12](P10)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各种共产主义的批判中看出，也可以从《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批判看出。

3.走出政治经济学的迷雾

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与人文科学的快速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在此时，伴随着整个西方社会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快速发展起来。作为一门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规律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家们宣称，已经找到了创造财富的基本规律和法则，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由此，他们论证得出，资本主义才是为人类创造财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唯一社会制度，并且是永恒的制度。这样，国民经济学家们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建起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

对此，马克思持有异议并要求“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他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产的越多，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其生活越贫穷。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为此，马克思把矛头直指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经济学。在他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因此，它们肯定同其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一样，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样，马克思彻底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切思辨哲学。由此出发，他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本性，揭露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来源等等，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一系列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当然，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观念论、启蒙思想、政治经济学等并不是整个社会思潮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或思潮影响了马克思，我们今天阅读其著作，依然能够真切感受到马克思是如何在继承与超越中实现其思想的创造。事实证明，“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是在一个理论家置身于其中的、由人们在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话语编织而成的知识基质上诞生出来的。”[13](P214)因此，当我们今天想要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实现彻底的当代阐释的时候，就需要去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哲学、启蒙思潮和国民经济学等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理论思潮进行反思。

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发展的时代境遇

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创新不仅与其所处历史时期的思潮相关联，还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14](P5)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18世纪，而不是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须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理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15](P607)因而，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原初语境的探索不能仅仅局限于其所诞生、发展时代的思想史背景，更应深入到其所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即追问其所产生之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尤其是关注社会变革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一，对马克思来说，其所面临的第一个时代变革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宗教改革以及随之兴起的宗教批判，并由之带来的旧的社会体制的瓦解、新的世俗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

在整个西方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宗教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上帝的信仰，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信仰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港湾和精神的家园。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15](P1)因而，在当时的境遇下，宗教是现实世界的根据，也是人自身存在的根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整个社会因完全处于宗教的笼罩之下，以宗教为核心所架构的整个旧的社会体制统治着人，并使人成为旧的社会体制的奴隶，必然导致人自身主体性的丧失，限制着人的自由发展。

所幸的是，伴随着启蒙理性的崛起，人们认识到了宗教的这一本质。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但是，在宗教中，这种意识和自我意识实现了最初的重合。因为，在现实中，感性的对象存在于人之外，而宗教的对象却存在于人之内。因此，宗教本质上就是人类关于自己的意识，即自我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16](P44)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宗教来源于人的自我意识；但另一方面，这一源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恰恰成了与人对立的存在，即人与上帝的分离、对立。上帝本来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但是，在宗教中，上帝成为人顶礼膜拜的存在，而人却在这种“仰望和敬拜”中失却了自己，人就成了神的附属。正是基于这一分析，费尔巴哈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16](P5)马克思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了研究。在他看来，对宗教的批判所指向的并非单纯是要彻底消灭宗教，而是要彻底瓦解以宗教为核心所建构的社会体制，由此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主张，“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二者是目前德国主要关心的对象。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17](P65)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只是第一个层面，更为关键的是对宗教批判之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

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分析“上帝死亡之后人的无所依靠状态”，即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体制瓦解之后所形成的市民社会。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形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18](P197)这客观地为我们呈现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个人的主体性、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于这样的社会，马克思在充满期待的同时保持着警惕。一方面，市民社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人以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另一方面，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却是同整个社会的基本建制和结构紧密相关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工人阶级的处境：较之于之前，从失地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可以出卖给这个工场主，也可以出卖给另外的工场主，但有一点是不能突破的，为了维持生命，他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5](P2)这种对政治的批判，实则就是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就是追问，市民社会的到来能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如果不能，我们应该建构一个怎样的社会？如果能，这样的社会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因此，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对市民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逻辑的分析，对市民社会所有制形式、生产力结构、生产关系状况、政治架构、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体制等的分析，都构成了马克思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并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剖析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

第二，对马克思来说，其所面临的第二个时代变革就是人类历史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人类开始由农业社会、手工业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及商品自由流通的商业化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奏响了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的先声。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是人类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最直接的表现是，由自然科学迅猛发展所推动的大工业化的生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生产的资本主义逻辑得以建立和扩大。”[19](P90)当然，与之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这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制度、社会阶层等显性层面的变化，也包括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隐性层面的变革。分工、大机器生产、信用、信贷、资本、工人、资产阶级等，都成为在理论层面表征其特征的核心范畴和概念。英国学者麦克法兰曾把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称之为“现代世界的诞生”。这个现代世界表现在五个层面，人口结构、政治支柱、特定的社会结构、全新的财富生产方式以及“科学的”和“世俗”的思维方式。[20](P21)归结起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发展新样态。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既是权力也是关系。资本高高在上，一切都唯其马首是瞻。“资本”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和特征。恰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P405)资本彻底地变革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全方位地变革了以往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

那么，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能否使人们过上理想的生活？能否改变旧有的社会现状并彻底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经过认真的研究，马克思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在他看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贫穷、饥饿、奴役、压迫等并没有消失，反倒以新的样式呈现出来。正如波德所分析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严重的对立状态：即富人和穷困的工人之间的对立，受教育的宽裕阶层与粗陋的困窘阶层之间的对立，权势阶层与绝对从属阶层之间的对立。”[19](P126)马克思将其概括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5](P415)因此，在资本逻辑肆虐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依然遭受着抽象的统治。为此，马克思深切地意识到，要彻底推进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对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1](P8)作出透彻的分析与解释。为此，马克思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马克思对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全面的把握：对异化的分析，对私有财产制度的剖析，对资本本性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分析，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阐述，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商品、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的分析，都使得马克思坚信：“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P422)

第三，对马克思来说，其所面临的第三个时代性的变革就是世界历史的逐步形成，即人类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界开始联结为一体，进入全球化时代。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真正意义上的加速则是15世纪以后的事情，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支撑下，欧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发现、美洲的发现、环球航行以及其他人类跨地域性活动的开展，使得人类的交往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国家，而是呈现出跨地区、国家的趋势。当然，真正推动人类走向开放社会、步入世界历史时代的，则要归功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导致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

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是一场巨大的变迁。在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下，大机器化时代的工业生产使得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商品极为丰富，资本家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然是要将所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资本的增殖本性驱使资本主义社会天然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列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表现在两方面：资本主义向深度发展，即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在现有的、一定的、闭关自守的领土内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度发展，即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扩展到新的领土。”[22](P232)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历史由此进入世界历史(全球化)的时代。

提出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这一观点，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黑格尔就曾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意义上对世界历史做了观念论的考察，将世界历史的进展视为“一种合理的过程”，[7](P9)看作具有自由意识的精神实现自身的过程。因而，历史必然终结于理性层面的“绝对精神”和现实层面的日耳曼民族。对此，马克思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做了探索。面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马克思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已往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5](P566)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等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中隐含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即将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被看作历史上的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被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世界历史必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为此，马克思提出，对人类历史的探索应该“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5](P544)并由此彻底地把握客观的历史现实，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其结果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

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目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是要在对此规律把握的基础上推动人的自由和解放。世界历史的到来意味着，人的自由和解放就不再是狭隘的地域性的或国家性的，而是世界性的或全球性的。这样，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不仅要面对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关键的是要面对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或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时代能否增进人类的幸福？全球化时代是否有利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全球化时代对于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全球化时代是否最终有助于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构成了马克思终身思考和追问的问题，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核心问题。

四、余论

我们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思想史和时代背景。在思想史的层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或者说传统形而上学)已经不能为人类提供理论的终极解释和行动的指南，那种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上世界的产物”的主张已经在现实的生活面前“失效”了。在时代背景的层面上，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人类进入世界历史，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等等，这些都时刻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是否能够促成人类过上美好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既是马克思所面对的总问题，也是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我们都要面临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每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都有其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样，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理论，有能够指引时代发展并塑造时代精神的理论。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正是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激荡中产生了伟大的理论，并由此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要真正揭示并彰显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价值，创新其内容，并对其做出“当代解读”，就必须在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进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3](P534)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生命力就在于面向现实。因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与创新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回应当代各类社会思潮，观照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问题在本质上也是世界的问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实则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化。因此，在未来的一个时期，我们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时，依然需要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化，即以国际视野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说，以国际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以国际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主要是要做到：推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世界性现实难题，倡导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审视资本主义问题，在解决世界性尤其是资本主义难题中提升理论的生命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历史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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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瑞臣

“Return” to the original horiz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ANG Hai-feng

To unearth the real spirit of the world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should not restrict ourselves to the archeology of textual research or to the diagnostics of problem-research.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under its principles of methodology. Tracing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twofold dim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and of reality is the precondition of ou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it.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ceived the influences of idealist philosophy,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Seen from that of the reality,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aced the coming of a civil society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societ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nd human’s entering into the world-history. Only after unearthing the real spirit of the world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is twofold dimension and facing the contemporary problems in China can we find new approach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