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2015-12-07/ 第07版面/记者调查 /作者：本报驻印度特约记者　周良臣　陈新津　本报特约记者　王海英　本报记者　邢晓婧

在车间工作的印度农民工。 　　周良臣摄

印度官方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印度经济同比增长7.4%，超过同期中国GDP的增速。这个数字让一些印度媒体感到乐观。《印度斯坦时报》5日援引外国经济学家的话称，印度经济有潜力以超过9%的速度增长10年。印度经济接棒中国，是这些年的一个热门话题。的确，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不少跨国公司纷纷将希冀的目光投向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也高调地向世界发出“来印度制造”的邀请。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发生在印度的这一场景与几十年前开始腾飞的中国异常相似。印度能“复制”中国的崛起之路吗？印度的“人口红利”真的那么“红”吗？《环球时报》记者从印度农民工的角度对此做一窥探。

“每十年增加1亿人”

今年是哈克什在古尔岗市当司机的第二年，对20岁的他来说，只凭高中学历就能每月赚1.5万卢比（约合1500元人民币）实在是幸运。更难得的是，古尔岗正好位于新德里和他的老家——哈里亚纳邦斯蒂吉尔村之间，哈克什每周能休息一天，回家和进城都很方便。

与哈克什的自在生活相比，他的父亲要辛苦得多，在德里公交公司当司机的他每天奔波于新德里和斯蒂吉尔村两地。老哈克什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近20年，但他并不愿意把自己当城里人看，毕竟家还在斯蒂吉尔。家里有地，地里有牛，村里的生活简朴却踏实，不像新德里那样令人烦躁。

哈克什还有个上高中的弟弟，肩负着家里“非司机”的使命，考大学、当白领是他和村里很多同龄人的梦想。

对于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来说，哈克什这样的家庭很多，而印度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历史也相当久。根据印度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1971年印度农民工人数约为1.67亿，1981年有2.13亿，1991年为2.32亿，2001年为3.15亿。从上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改革以来，农民工数量大幅上升，差不多每十年增加1亿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07—2008年度印度农民工有3.26亿，占总人口的28.5%。

据《环球时报》记者调研，在印度农民工中，多数人倾向于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打工。因为印度许多邦之间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各异，行政、司法、税务等相对独立，而且印度人宗族观念强烈，有故土难离的观念，外出打工需要克服诸多困难。据统计，印度农民工中有60%在本地区打工，20%在本邦打工，其余20%跨邦或出国打工。跨邦打工者多为来自北方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等贫困落后地区的低种姓农民。

像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少不了农民工。有统计显示，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2000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中，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力是外地人。外出打工易，站稳脚跟难。印度的大城市对这些“外来者”既依赖又排斥，这也是哈克什一家选择“工作在城市，生活在乡下”的主要原因。

中印农民工的同与不同

印度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原因与中国并无二致。《印度斯坦时报》援引政府研究机构的调查称，超过70%的印度人日均收入不足20卢比，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在印度，种地已经无利可图，农民生活难以为继，过去10 年间，总共约有10万名农民自杀。其次，由于印度独立后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一直为私人所有。每当发生大规模的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就会有大批无地农民和雇农涌入城市。

日本《外交学者》的一篇报道称，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农业产值所占份额急剧下降，贫困地区的农民成群结队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他们中很多人去了兴旺的建筑行业，人数估计约3000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南亚区研究机构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印度跨邦打工的农民工约8000万，其中一多半从事建筑行业，约2000万从事家政服务业，约700万从事色情行业，约100万在小煤窑（矿场） 打黑工……贫民窟是农民工在印度城市的落脚点，多年累积下来，一些贫民窟规模越来越大。记者到访过新德里最大的贫民窟“库萨姆普·帕哈里”，那里有常住居民1万多户，紧邻“瓦桑特维哈”富人区。贫民窟的居民多来自比哈尔邦，有些已经在此居住两代以上，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富人区的居民服务。

记者注意到，与中国相比，印度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大优势是没有户籍管理制度，到了城市不需要办理暂住证。但与“自由宽松”对应的是，他们的基本生活如水、电、如厕、医疗、子女教育等完全没有保障。

从法律层面讲，印度农民工本可获得较好保障。早在1979年，印度政府通过《邦之间流动工农民工（就业规定和服务条件） 法案》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工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低于1948年《最低工资法案》规定的标准；农民工从居住地到工作地所花费的路费，雇主应该予以补助；雇主应该保证为农民工提供合适、足够的医疗条件……但这一法案的受益人是有组织行业中的农民工，也就是与登记在册的国有企业和机构、私人企业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农村进城务工者。实际情况是，这类企业的雇员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跨国公司的情况也是如此。

“印度社会很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在华印度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马度对《环球时报》说，关于农民工的讨论主要围绕薪资待遇、剥削掠夺、社会等级以及社会流动性进行。缺少教育和雇佣机会是该群体的主要困扰。

有统计显示，印度农民工绝大多数没受过正规教育、不会讲英语。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印度2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一半没有接受过教育，另有1/3 的人最多上过小学，5名劳动者中有4名从未有过任何技能培训机会。一个名为“社会警戒”的非政府组织调研发现，在吸纳农民工最多的建筑业，女性农民工平均报酬约为每天60—70卢比，男性为100—175卢比。

印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终极资源是人，特别是有技能、有活力、满怀希望的自由年轻人”，印度《政治家报》4日援引了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的话。这篇题为“人口红利”的文章称，印度的一大竞争优势是人口，但如果印度想追随中国的脚步，就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编者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部分，产生于流动劳工从农业这样的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制造业这样的高生产率领域。在印度，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非常低，但其占用的劳动力份额是亚洲国家中最高的。”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受教育程度低、动手能力差、效率低下是印度年轻劳工的一个突出特征。泰米尔纳德邦一家中资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大吐苦水道，印度劳力倒是挺便宜，可是生产率跟中国工人没法比，折算下来也没便宜多少。多家企业还反映说，他们的员工经常迟到、旷工，很难管理。

“西方看好印度经济的报道炒作非常多，原因是印度人口2030年要超过中国，现在35岁以下人口就有8个亿，他们认为现在的印度有点像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中亚研究所所长王德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联合国人口展望》（2015）显示，2015年中国人口的中位数是37岁，印度为26.6岁。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印度人口红利的一个缩影，而教育是印度能否为经济发展提供合格人力资源的关键。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不容乐观，印度多年来形成的重精英、轻基础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大的改变。马度说，针对印度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已经有所增加，但显然不够。“今后会陆续出台相关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还会花些时间。至于是否会花掉很长时间，则取决于印度政府。”

其实，印度大力发展制造业，农民工的教育和素质绝不是最大制约因素。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印度制造”的前景也不单纯取决于成千上万的廉价“农民工”，而取决于印度制造业在全球与各国的分工与竞争。在这方面，印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印度，原材料成本普遍较高。很多原材料工业要么控制在寡头手里，要么被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导致中小制造业没有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印度的营商环境更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尽管比去年上升12个名次，印度在参评的189个经济体中仍排在130位，比不上巴勒斯坦、柬埔寨和伊朗。除众所周知的政府繁文缛节和腐败问题外，征地、死板的劳工法和糟糕的基础设施被称为三大绊脚石。更令投资者忧心的是，印度政府还有对挣钱企业秋后算账的“爱好”：比如印度政府曾在改了法律后，对众多国际大企业进行回溯征税。

或许，相对于赶超中国、实现“印度制造”的远景，解决“当下”难题的手段和魄力才是印度真正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