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炜

卢作孚一生践行“实业救国”和民生主义，以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乡村建设”而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开拓者”和著名的爱国实业家。

1950年6月卢作孚从香港回归内地，并把民生轮船公司在港台地区的18艘船全部秘密驶回内地，从此将自己的毕生心血与新中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回到北京之后，卢受到了新中国的礼遇和重视，他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并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到重庆参加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卢作孚还审时度势，在全国率先主动提出民生公司与国家合营，得到批准后，公方代表进驻了民生公司。似乎一切都顺应时代潮流，卢作孚的事业也与新中国同心同行。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回归仅仅一年半之后，一场政治风暴接踵而至。 1952年2月8日，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卢作孚在重庆家里服安眠药自杀了。

关于卢作孚之死，社会上一向讳莫如深，各种出版物均以“不幸逝世”一笔带过。近来陆续有些内情披露，令我们深感遗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巩固政权而采取严刑苛法，本无可厚非，但是在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下，扩大了打击面，甚至伤害了自己的朋友，那就是历史的遗憾了。

民生公司在全国率先实行公私合营，但是卢作孚与公方代表组出现了意见分歧。卢期望政府参股，增加投资，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而政府方面则要求从民生公司中清理出“官僚资本”以抵充国家股权。在企业人事安排上公方代表同卢也存在分歧。随着以党内反腐为目标的“三反”运动扩展到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对象的“五反”运动，卢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未免紧张和迷茫。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请卢到场“听一听”，据说还专门搬了个沙发放在台上让他坐着听。突然，一个卢的贴身亲随跳到台上，揭发卢的“罪行”，以卢的私生活细节作为材料，肆意攻击，且言辞激烈，又骂又贬。卢又气又恼，当天晚上就自尽了。

对于卢作孚这样一个做大事业、有大作为的实业家而言，对于道德、人品皆受世人推崇的君子而言，他的自杀实在是令人费解。据闻，后来那个毁谤他的亲随被公安部门逮捕了，说他是“派遣特务”。如果此事确凿，那么可以说，一个敌特分子实施的离间计竟然得逞了。

其实，卢作孚之死只是“五反”运动导致的大批自杀事件中的一例，每个案例互有差别，但是从大概率上我们可以认识由于政治运动的偏颇而造成的伤害。以毛泽东对卢的评价之高和卢对新中国的贡献之大，卢的死，自然引起了高层的巨大震动。1952年3月中旬，运动开始降温。4月，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其后，运动逐渐刹车，到10月正式结束。

卢作孚之死已成遗憾，不过所引出的历史教训还是值得后人深思。当初由中共党内针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三反”,变成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这样的运动逻辑几乎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重复演绎了一遍，“反右”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凡是搞运动，几乎都造成了扩大化的结果。所以，反思历史就要痛定思痛，定下再也不搞运动的规矩。“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总算有了这样的说法，这也算是稍稍弥补了卢作孚之死的遗憾。

卢作孚和历次运动中遭迫害致死的许多人一样，也存在心理上脆弱的地方。我们无权轻易地说他们缺乏坚定的信念，因而没能度过劫难。我们只能充满崇敬地相信，每个身处逆境的当事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考虑。特别是一些刚烈之士，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情怀，他们同那些意志坚定、善于斗争的战士一样值得我们尊敬。卢作孚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在遇到小人毁谤时，其内心未必是强大的。由此可见，对于那些知识分子更要注意工作方法。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当年卢作孚之死的遗憾再也不该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