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　翔

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发挥政府作用的战略思考*

□文│肖翔

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大多采取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建立。在迅速建立一批产业园区的同时，园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尚未形成产业链的有机融合；政府与企业关系有待理顺；人才聚集机制还需完善；园区特色有待提升。出版产业园区未来应当在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合理发挥“有效”政府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出版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加强人才培养与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出版传媒产业园区的发展。

出版传媒产业园区政府作用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早在2001年湖南省就启动了重点工程“湖南出版科技园”建设。[1]我国目前已经在上海、重庆、杭州、江苏、安徽、北京、福建等地建立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12个。虽然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包括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发展较快，但盈利状况并不乐观。据统计，全国有超过70%的园区处于亏损或招商难的境地， 真正盈利的不超过10%。近几年来，文化部累计摘牌3批共1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8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如何实现出版传媒产业园区良性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分析

从世界经验来看，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大体有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与企业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发展模式（见表1）。两种模式本无优劣之分，欧美等发达国家主要是企业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模式，而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则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优点在于可以较快速度、较大规模地建立文化产业园区，问题则在于文化产业园区是否能够形成园区内产业链的有机融合。企业主导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优点在于立足市场需求，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产生聚集效应，缺陷在于发展速度较慢，不利于落后国家、地区实现文化产业的赶超。

二、我国政府主导的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政府主导下，较短时间内建立了许多出版传媒产业园区。但这些产业园区发展存在一些问题。

1.主要依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园区，尚未形成产业链的有机融合

以国家首个数字基地张江为例，其对建设大型数据库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资助额度，奖励创新性强的数字出版产业化项目，奖金数额可达300万元，入驻企业还可以享受房租补贴等。北京、重庆、西安、湖北、武汉等地都推出了优厚的扶持政策。[3]但是这种吸引机制更多重视企业地理上的集中，各个企业之间关联程度不高，尚未真正形成上、中、下游企业良性互动的产业链条。企业选择园区更多考虑其优惠政策，而不是与其他企业的相互关联。这导致园区内的企业有动力向更加优惠的产业园迁移。例如辽宁动漫产业园区就出现了园区的优惠政策一到期，许多企业撤出园区，到其他城市的新园区享受新的优惠政策。[4]

2.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

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尚未理顺，我国出版产业园区既存在“政府失灵”又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虽然大多数出版传媒产业园区组建了服务公司，但当前管理经营的服务公司权限小，对主管机构的依赖性较高，行政化运作现象严重，缺乏市场机制的激励，使得服务效率低下。以张江基地为例，企业家反映基地服务公司组织的沙龙活动没有真正满足企业需求，他们宁愿将时间花在产品研发上或者和圈内朋友的交谈上。[5]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没有形成“政府扶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良性循环。文化中介机构和各类文化协会仍具有垄断性与行政色彩，比如有关评估、监测、会计、审计等中介机构，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批准，官方色彩较为严重。“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由于文化产品复制成本较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未能很好建立，企业之间相互模仿、复制严重，原创不足。政府未能很好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削弱了中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的竞争力。

3.出版产业园区尚未形成人才聚集机制

出版传媒产业是人力资本密集行业，需要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聚集。但我国当前文化产业中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许多国家出版传媒产业园区建设还是工业园区建设的思路，大多依托省市的开发区，与高校、科研机构距离较远，不利于产学研合作。例如，张江数字出版园区建立在浦东新区，相距上海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较远，不利于与上海相关科研机构的合作。

4.出版传媒产业园区特色有待形成

当前几乎所有的国家出版产业园区都出台了宏大的用地规划。例如，重庆基地规划用地约167平方公里；西安基地规划用地约667平方公里，而湖南中南基地的规划超过了1300平方公里。[6]但由于已有园区发展特色尚不明晰，突击建立园区导致同质化现象严重。全国已完成的数字出版基地都强调建设运营平台，都强调做云计算。例如湖南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和广东广州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分别提出建设“数字湖南”“数字广东”。[7]产业园区同质化竞争往往直接形成恶性竞争的格局。

三、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出版传媒产业园区竞争力

在中国文化产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在产业园区中仍然应当发挥作用，但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应当转变。

1.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双重作用

我国尚处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运用有形之手可以较快地推动产业园区的发展。政府在建设产业园区之时应当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避免产业园区同质化。英国在建设文化产业园区之时，十分关注文化产业园区是否具有其独特的创意资源、地域风格及文化品位等。如曼彻斯特北部创意产业园区的形成就与当地丰富的、与众不同的音乐历史及享有国际声誉的滚石和流行音乐有关。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应当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在产业园区如何定位、如何选址、如何发展方面更多借助外脑，而不是官员“拍脑袋”进行决策。只有立足于市场与当地要素禀赋进行科学论证，才能使产业园区的定位更加清晰。

政府用有形之手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产业园区之后，应当更多发挥市场作用形成产业融合与文化企业的集聚。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上大的传媒公司，往往既生产文化内容，又发行各种产品，可以由企业自发形成一条有序合理、有机共荣的产业链条。以迪士尼公司为例，它以卡通商品为引领，涉及电视、电影、出版、音乐，甚至网站资源、主题公园等多个领域，各产业链条上下延伸以及产业之间的“互渗”，产生了集聚效应。我国出版传媒产业园区要真正提高竞争力，政府应当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在产业园区吸引、培育龙头企业，在龙头企业带动与引领下，借助市场的力量形成中、小企业，产业链上、中、下游，以及产业之间的融合（参见图1）。

图1　出版传媒产业园区政府角色

2.深入出版传媒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

虽然当前大多数产业园区已经建立服务公司，但是服务公司效率有待提高。未来应当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混合经济，提升公共服务公司治理水平，并通过公开招聘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

产业园区中各类非营利性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借鉴国际经验，中国政府应当遵循“支持但不行政干预”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类非营利性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机构的桥梁作用。立足于市场建立的行业协会应当通过自己的刊物（如简报、杂志、报纸等），以及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信息沟通会、博览会、展览会等促进企业之间的信息流动。通过配合，协助政府部门解决单个经营者无法面对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使会员企业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 确保行业的有序发展， 规避风险，实现利益最大化。

3.加强人才培养，形成人才的聚集

出版传媒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产业的集聚需要人才的集中。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加强小微企业的孵化，促使相关人才向产业园区集中，提升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综合协调的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积极协调，增强产业园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度。

政府还应当促进产业园区与相关科研机构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澳大利亚依托昆士兰科技大学建起举世闻名的昆士兰创意产业园。昆士兰科技大学还在原有的媒体与传播、表演与文化创意艺术和传达设计三个学科基础上，新组建一个世界高校中唯一的创意产业学院，学院共设置了创意设计、创意写作、视觉艺术、动画、电视媒体、数字媒体等专业，倾全力培育创意产业人才。[8]借鉴国际经验，未来政府应当协调设立文化产业高等教育论坛，推动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在相关大学设立相应课程以及专业，为高校建立实习基地。通过扩大高校与产业园区的互动，加强相关人才培养力度。

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出版传媒产业的重要特征是复制成本很低。如果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原创者投入大量时间、金钱的产出将会被几乎零成本地复制，企业间相互模仿、复制，难以推动文化创新。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把保护知识产权上升到战略高度。例如日本197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其间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了20多次修改，于2001年更名为《著作权管理法》并开始实施。近年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日本又制订了多部新的法律，如信息技术（IT）基本法、知识产权基本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等。[9]中国政府未来应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与特点制定适宜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严厉查处和打击在音像图书出版（包括数字出版）方面的侵权、盗版行为，对出版产业的整个产业链的各环节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出版传媒企业有开发原创产品的动力，为出版产业集群发展创造有利空间。

出版产业园区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能照搬工业园区的经验。未来我国政府在出版产业园区的发展过程中，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有为之手的作用建立在有效的市场机制之上，以真正提升出版产业园区的竞争力。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工业化中的大国因素研究”（13CJL009）、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课题“近代以来‘中国梦’的历史演进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14ZDA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1]陈又麟.我国出版传媒上市集团竞争战略研究——兼论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的竞争战略[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2

[2]李金玲.北京文创功能区内涵：文化还是地产？[N].中国企业报,2014-05-06

[3]宫丽颖.我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建设分析[J].中国出版，2013(10)

[4]吴伟.动漫产业园区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产业经济评论，2014(3)

[5]金永成,钱春丽.数字出版产业园区的集聚效应研究——以上海张江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为例[J].科技与出版，2013(10)

[6]杨海平,郑林峰.我国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发展理念研究[J].科技与出版,2014(7)

[7]莫远明.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政策演进与发展态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2(8)

[8]华正伟.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

[9]顾江.亚洲国家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比较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