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鹏 编辑/孙艳芳

物价下行中的积极因素

文/张鹏 编辑/孙艳芳

虽然我国物价形势依然严峻，但食品价格反弹在即、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边际影响减弱、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服务业蓬勃发展等因素，应可缓解或对冲物价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2015年我国可能会出现北旱南涝，不仅对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不利，还可能会对粮食生产构成威胁。

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物价形势较为严峻，对我国陷入全面通缩的担忧随之产生。但食品价格反弹在即、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边际影响减弱等短期因素，以及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服务业蓬勃发展等长期因素，应可缓解或对冲物价进一步下行的压力，避免我国出现全面通货紧缩。

食品价格反弹在即

我国CPI的构成中食品类比重占到三分之一，是影响物价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014年，蔬菜、猪肉等食品类商品价格涨幅较小甚至下降，加剧了CPI下行压力；但2015年，由于气候和周期性等原因，这一情况可能反转。

就气候而言，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2014年四季度以来，太平洋赤道海域水温持续异常，表明2015年可能是一个厄尔尼诺年。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在2015年3月也称，由于厄尔尼诺现象，2015年可能成为有气候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厄尔尼诺现象会给全球带来极端天气，我国因此可能会出现北旱南涝，不仅对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不利，还可能会对粮食生产构成威胁。

就周期性而言，我国的“猪周期”已到底部，猪肉价格反弹在即。猪肉价格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进入漫长的下行通道。按照3年一个猪周期计算，猪肉价格应该在2014年出现反弹；但由于2011年猪价较高时，生猪存栏量大，产能过剩严重，加之政府严控“三公消费”对餐饮行业需求造成冲击，2014年里猪肉价格不仅没有上涨，反而继续下滑，甚至一度跌破猪粮比盈亏平衡线，出现了 “史上最惨猪周期”。在残酷的价格屠刀之下，猪肉养殖业进行了彻底的去产能化和深度调整，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数量持续下降，2015年2月已降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生猪养殖流程来看，从能繁母猪补栏到形成商品猪的供应一般需要12～14个月，因此今年下半年，生猪

存栏量不足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猪肉价格反弹也会随之出现。上一轮猪周期里，猪肉价格在一年时间里上涨了100%，成为当年CPI上涨的重要原因。预计2015年猪肉涨价也会带动CPI上行。

输入型通缩压力减弱

2014年，受世界经济复苏迟缓和原油、铁矿石新增产能集中爆发等因素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从2014年中期开始跳水。以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例，2014年6月的收盘价曾高达114.8美元/桶，但到了12月底已经降至56.5美元/桶，跌幅达到50%。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跌给我国带来了较大的输入型通缩压力。进入2015年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幅度明显收窄，边际影响呈现减弱趋势，预计到下半年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将大大降低。

一是大宗商品价格在年初已经接近底部。经历了一轮急促下跌后，进入2015年后，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势能明显减弱，原油和铜价都出现小幅反弹，显示价格已经接近底部或均衡水平。据IMF等国际组织预测，2015年国际原油、铜和铁矿石的均价分别为56.7美元/桶、6239.0美元/吨和74.1美元/吨。2015年3月底，伦敦国际原油交易所布伦特原油已降至55美元/桶左右，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已处于6100美元/吨的水平，2月份IMF统计的国际铁矿石现货均价为62.7美元/吨，均已接近市场预测的均值水平。

二是输入型通缩的影响将主要集中在上半年。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接近均衡水平，未来下跌空间将收窄。基于此，2015年我国物价系统所承受的输入型通缩压力将呈现“前大后小”的特征，压力会在上半年集中释放。根据我们研究得出的我国价格传导规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在1个月左右就会体现在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上；进口价格变动1 个月后，会反映到国内的PPI 上；而PPI向终端居民消费价格传导也需要大约1 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样算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国内价格体系的传导时滞为3～4个月。据此，输入型通缩压力在一季度影响最大，二季度次之，而在下半年，边际影响会大大减弱。

劳动工资提升空间大

当前，我国“人口红利”的时间窗口逐步关闭，加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劳动工资收入的增长问题，从经济趋势和政策面上看，劳动工资应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进而会形成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动力，缓解通缩压力。

一是“人口红利”消失提升劳动力成本。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决定了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由于生育率持续降低和老龄化速度加快，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双双下降。2013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9.2亿人，较上年减少244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67.6%，下降1.6个百分点。之前的大多数预测都认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但事实证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快于预期。从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当前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时间窗口的关闭期。在这一阶段，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整体劳动力供给从“富余”转变为“稀缺”，工资水平会大幅上涨。

二是收入分配格局改善有利于工资上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劳动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成为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日益紧迫。一方面，在“新常态”下，GDP增速下降造成居民收入增量减少，中低收入阶层要求调整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这一民生难点、热点问题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将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逐步转型为靠消费拉动，而只有增加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才能保证消费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要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工资涨幅需要略高于经济增速，这就为劳动工资上涨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支持，并尝试建立并完善企业集体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在工资形成制度中的平等地位，从而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工资形成机制。2015年初以来，已经有多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深圳提高到2030元/月，首次突破2000元大关，成为目前全国最高的地区。这些举措体现了政府对提高居民工资水平的支持态度。

服务业比重提高可抬升物价

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1%，首次超越第二产业；2014年，进一步上升到48.2%。服务业比重提升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

远的影响。在价格领域，会抬升整体物价水平，对冲工业品价格下降的影响。

服务业比重提升是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服务消费需求量的绝对增长，是服务业比重快速提高的前提条件；而劳动生产率提升慢，则是其在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中比重不断上升的现实体现。服务业，特别是消费型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明显慢于工业乃至于现代农业。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8万元/人，服务业为2.0万元/人；到2013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7.5万元/人，服务业为4.8万元/人。2000～2013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了2.66倍，而服务业仅提升了2.48倍。劳动生产率在部门间的差异性会造成如下后果：第一，服务价格增速快于工业部门，否则服务业的利润率无法与工业部门持平，服务产品的供给将下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服务消费需求；第二，劳动力向服务业持续转移，技术进步差异造成服务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快于工业部门，并吸纳了越来越大的就业份额。

从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看，均存在工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下降和工业品价格下跌、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上升和服务价格上涨的长期趋势。美国1980～1996年物质产品价格年均上涨3.9%，而服务产品价格年均上涨7.7%；日本和欧洲的服务价格也表现出类似特征。在我国，不论从宏观统计数据上看，还是根据微观个体的主观感受，均可发现医疗、教育、家政等服务产品的价格上涨较快。随着我国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升，服务价格的涨幅会抵消工业品价格的降幅，从而推动整体物价水平上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调整期，服务业与工业、消费和投资等一系列重大宏观经济比例关系正在快速、大幅度地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总体上会对物价上涨形成支撑。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