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存，张小兵(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改良

王保存，张小兵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抗战爆发后，面对落后的农业经济，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一系列战时农业改良政策，并从五个方面进行卓有成效的农业改良。这不仅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而且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改良促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为当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改良

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奔赴边区的青年学生、难民等越来越多，边区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问题日趋突出。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军饷，并对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1］(P847)的地步。为此，中共和边区政府进行一系列的农业改良，成效显著且意义重大。但截至目前，学术界的有关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成果亦欠缺探讨的深入度①参见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延安大学王保存硕士论文《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科技》(2008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方建斌硕士论文《陕甘宁边区农业政策与实践研究》(2012年)。。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改良史实进行较全面的梳理与评述。

一、确立战时农业改良政策

中共和边区政府逐步认识到要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必须从发展农业经济入手;而发展农业经济，农业改良尤为重要。所以，抗战时期因时因地地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改良的政策。

(一)确立农业改良的重要地位

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2］(P66)为边区农业改良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由中共中央领导人执笔的《解放日报》社论中指出:“不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3］这表明，中共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改良工作，并强调必须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其后，边区政府对农业改良的目标作了具体描述:“每亩增收二升细粮。”［4］(P97)年度目标确定为“增产十万石”［5］(P15)。1942年边区高干会上，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将农业改良列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并要求各级政府“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1］(P774)。由此，确立农业改良的重要地位。

(二)延揽和培养农业改良人才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延揽农业改良人才，将吸收知识分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中共中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6］(P618)随后《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技术人才》的社论。据1942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边区延揽农业改良方面的人才46名［7］(P350)，其中包括贡献突出者乐天宇、李世俊、唐川、陈凤桐、陈凌风等，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实际行动传播科学知识，推动农业改良与推广。同时，中共和边区政府也培养了一批农业改良与推广人才。边区农业学校成立于1939年4月，主要为基层政府培养农业方面干部，使其具备一定的农业改良与推广技能，毕业后分配回原籍从事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8］(P252－253)，四年间培养学员300多人［9］。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于1940年9月，设立生物系(后改名农业系)［10］(P6)，拥有农、林、牧三科，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院建立生物实验室及教学农场，为师生提供科学研究平台，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改良人才，为边区输送了农业改良方面的骨干力量［11］(P464)。此外，边区政府经常派遣农业改良人员分赴各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为农村培养农业改良与推广人才。

(三)依托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加强农业改良与推广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科研和推广机构主要有边区政府建设厅、延安自然科学院农业系、农业学校、农学会以及这些机关学校所属的农业局、光华农场等。边区政府建设厅是边区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农业科研和推广。延安自然科学院和边区农业学校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也进行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边区农学会以“研究农业学术、普及农业知识”为宗旨，先后进行一系列农业改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2］(P433)。农业局接管了建设厅原牲畜防疫委员会的工作后，成为边区兽疫防治事宜的主要指导机构之一。光华农场主要从事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与推广、植物病虫害防治和兽疫防治工作，经常派技术干部下乡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生产，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的发展。

此外，中共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农业改良的推广和运用工作，通过文字宣传、展览会、劳模运动等各种方式加强农业改良的推广①参见王保存、任强《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学传播事业》，《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使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最终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改良的具体实施

抗战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主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实施农业改良。

(一)农业耕作方法的改良

对于增加粮食产量而言，开垦荒地不失为一项有效的政策，但是随着垦荒面积的不断扩大，粮食增产的空间反而越来越小。1939年边区增加耕地面积为1 045 832亩，增产粮食10 000斤; 1940年增加耕地面积为1 701 763亩，增产粮食60 000斤［13］(P85－86)，显然，依靠垦荒来增加粮食产量的空间已非常有限。“鉴于边区农作法之落后，产量之不高，故计划三十年度(1941年)之农业生产以普遍改进农作法，提高粮食产量，局部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为中心任务。”［4］(P97)所以改良耕作方法成为边区农业增产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

1．深耕深耕有三项要求:第一就是多耕，“华池劳动英雄王万魁去年(1943年)的高粱、糜子地空翻过三次，豆类地空翻了两次，才使每亩的收获量，比前年提高了五升多。据此证明，今后的耕地，不但要在春耕前，先空耕一两次，特别应当提倡秋翻地。”［13］(P734)所以秋翻地好处颇多，有农谚讲“你有粮食仓，我有秋翻地”。第二是犁地深，犁地要深到七寸，甚至一尺，以至翻起生土。“生土第一年多上粪后，宜种荞麦、蔓青(菁)，老麻子;第二年可不上粪，种什么庄稼都可以，所以他们(指定边张成仁、延长杜雄、贺福来三位劳动英雄)说:‘生土好比年轻娃，又能吸雨又劲大!’”［13］(P735)第三是细耕，要求土都要翻过，不留生土梁。关中新正县“三区三乡的罗新发，每步宽的地耕了十犁(别人只耕八犁)，因而去年(1943年)他的麦子单独地没有被冻坏，每亩地反比别人的多收了一斗”［13］(P735)。

2．施肥施肥对于农作物生长具有重要作用，边区政府积极倡导农民多施肥。如“镇原劳动英雄安兆田60亩麦子，每亩平均上粪15驼①用牲口负物，也作“驮”，这里用为量词，相当于块。，另有11亩糜子，也是每亩平均上了15驼，比往年多上了一倍。环县劳动英雄李生华，去年的糜子，每亩上粪6. 5驼，荞麦上10驼，谷子上了20驼，麦子上10－15驼，洋芋上10驼，平均比往年多上了一倍多。定边劳动英雄刘兴太，去年(1943年)每垧荞麦，上粪约2 000斤，洋芋每垧，约上1 800斤，糜子每垧约600斤。植棉英雄郭秉仁的棉地，每亩平均上粪5 000－6 000斤。另外，新正县的少数地方，还给麦子上了浮粪;赤水县去年9 000亩秋田中，有7 000亩平均每亩上粪2. 5车，而往年秋田上粪的至多只有50%，而去年却将达80%”［14］(P68)。随之农民施肥普遍展开。为了解决肥料缺乏的问题，边区开展积粪运动，“除了提倡‘天天垫圈’、‘人人拾粪’外，延川县修厕所(边区农村在此之前没有厕所)的办法，应当推行到延属其他各县。”［11］(P737)通过施肥，恢复地力，增加了粮食产量。

3．锄草抗战以来，边区政府积极号召农民多锄草，得到农民的响应，如延安县将60%的劳动力组织在扎工、变工队中，做到川地锄草三次，山地锄草二次，6 000亩谷子和120 000亩杂田都锄三次，赤水一区的谷子、高粱、玉米都锄过三次，有的还锄四次，如蒲家川蒲天英的六亩高粱、五亩玉米、十三亩谷子都锄四次，杨家川杨显荣的谷子在农历六月底，就已锄过四次。总之，1943年边区各地秋田锄草次数，平均要比往年多一次以上［13］(P740)。由此可以说明，农民多锄草的耕作习惯逐渐形成。

通过农业耕作方法的改良，边区农作物产量得到显著提高，由原来收获谷子1垧，收粗粮8斗，草300斤，提高到收获谷子1垧，收粗粮3石，草800斤［13］(P732)。

(二)农作物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粮食作物方面，成效较大的是选育狼尾谷，其优点在于“产量每亩六斗七升，比边区较好的干捞饭高出百分之十，干坚硬，抗栗螟强，小穗毛长，雀不吃，草大，每亩443斤，比干捞饭高百分之二十四”［13］(P745)。推广两年，有延安、子长、志丹等17个县种植，计有10 180亩。此外，还进行洋芋、黑豆、花生等作物的选育和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作物方面，推广植棉成效尤为显著。光华农场技术人员经过试验研究总结出一套促棉花早熟的栽培技术，提高了棉花的单产［13］(P745)。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大力推广植棉，植棉户显著增加，植棉区域由东部黄河沿岸各县推广到整个边区，种植面积大幅增加，1939年为3 767亩，1945年增加到300 500亩，增加近80倍［13］(P594)。1942年边区政府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进行养蚕育种工作，并成功改良了蚕种，为养蚕技术推广奠定了基础。1943年农业改良人员发放蚕种，并组织养蚕示范户巡回指导，推广养蚕技术，促使养蚕业较快发展［7］(P254－258)，扭转了1942年之前养蚕量和出茧量下滑的势头。1942年养蚕户计有9 116户，1943年上升为11 796户，增比29. 37%;养蚕量1942年为49 521. 1升，1943年上升为75 284. 2升，增比52%［15］(P84)。总之，边区农作物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

抗战时期边区农作物病害的防治，主要对象是谷子和小麦病害。边区主要农作物谷子的病害以白发病和黑穗病最为普遍。白发病是指谷子的茎叶被破坏，只剩下一丝丝叶脉，像是白发;黑穗病使谷穗变成黑粉，黑粉就是病菌的孢子群，谷子受到病害便不能结实［16］(P110)。小麦的病害主要有黄疸和黑疸病害，黄疸出黄粉，黑疸出黑粉，这些粉末就是病菌，散布很快，生黄疸的麦子颗粒长不大，也不饱满，遂致减产;黑疸病更厉害，发病早的麦子往往不出穗，即所谓“黄疸收一半，黑疸全不见”［17］(P81)。对付这类病害，农业改良人员主要是引导农民进行预防:其一是选种时要选抗病力强的良种;其二是下种前要用开水浸泡、酒喷或用黑矾水拌种，消灭病菌;其三是生长出来后发现这类病，应立即全部拔除、烧掉，不能留种，以免留下后患。再行繁殖最好的办法是调茬耕种，或间隔一到三年再种，防止遗传到次年［13］(P110)。这些防治措施的实施，降低了病害面积，提高了谷子和小麦产量。

农业改良人员对边区害虫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害虫有几十种，主要有栗灰螟、蚜虫、金龟甲、蝗虫、稻弄蝶、芫菁、二十八星瓢虫等。其中栗灰螟为害最大，1943年边区因之损失细粮60 000石，1944年损失达120 000石［18］(P151); 1944年延川、清涧、子长、靖边、安塞等五县发生蝗灾，把谷糜吃个精光，1945年扩大到绥德、关中、延属各县，靖边最为严重，每平方米内约有60－70个蝗虫，该县用3 000个工打蝗虫20多万石［18］(P170－171); 1945年固临县26 000亩棉花，有40%受蚜虫害，其他各县也有不同程度的灾害，棉死欠收，损失很大［18］(P160)。所以虫害的防治尤为重要。栗灰螟在边区俗名谷虫，每年繁殖二次，虫卵在谷茬里过冬，第二年春变成蛾子从谷秆里飞出来;夏季再产卵繁殖，虫卵产在谷叶上，幼虫钻入谷茬中嚼食，使谷子不饱满或枯死，边区农民防治最有效的就是彻底清除田中的谷茬。蝗虫是我国历史上经常泛滥成灾的一种害虫，对边区粮食作物为害甚烈，边区农民采取的防治办法有:①秋翻地，留崖拍畔，可以将虫卵冻死一部分;②掘虫卵，蝗虫常在滩地、荒地、河畔等处地下产卵，寻找表土隆起的地方，掘出蝗卵烧死或磨碎;③蝗蝻发生后，挖沟捕蝻，蝻不会飞，将其围赶到沟内歼灭;④对飞蝗则组织群众围打。蚜虫在边区俗称油汗，是较为普遍发生的害虫，繁殖力较强，一年可繁殖30－40代，每一代40 －50个，春季一只蚜虫，一年就可以繁殖数万，为害棉花和粮食作物最为严重。防治蚜虫的办法最简单易行的办法是用烟叶水洗治，1斤烟叶加水20斤水，浸泡1－2天，将被害的棉花和粮食作物枝叶用烟叶水洗治，其效果在90%以上。经过虫害的防治，有效地提高了粮棉产量［16］(P113－116)。

(四)兽疫防治

1941年边区境内牛瘟流行，1942年更趋严重，疫区日益扩大，据延安等13个县的统计，共损失10 118头;据20个县的统计，1941年羊死亡110 000只，1942年羊死亡210 000只。由此可知家畜因兽疫损失较大［16］(P164)。边区是半农半牧区，畜牧业是边区经济的重要方面，因此，为促进经济建设，开展兽疫防治是一项重要工作。为此，1942年边区政府建设厅制定《一九四二家畜防疫工作法》，要求切实执行《陕甘宁边区家畜防疫暂行办法(草案)》，规定兽疫防治主管机关为边区建设厅农业局及县、区、乡政府，负责指导边区兽疫防治事宜;同时建立兽疫情报网，由区政府经济建设助理员切实执行，发现兽疫时，立即向上级递报，同时直接向农业局报告。这一切为兽疫防治奠定了制度保障。

兽疫防治包括防疫和治疗两个方面。对于防疫，边区采取的办法有:①说明疫情蔓延的危害，破除迷信，宣传牲畜卫生;②改良饲养方法，增强抗病能力，抵御病菌侵袭;③发现疫情，迅速报告，采取病畜隔离措施;④禁止出卖病畜的肉、皮，对病畜要深埋，防治病菌传播。由于防疫措施得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对于治疗而言，针对不同的畜种采取不同的办法。牛瘟的症状是口腔溃烂，发恶臭，大便秘塞，后拉稀，不久死去，并且蔓延迅速，对农业生产威胁严重。1943年抗牛瘟血清和牛瘟疫苗试制成功并大量生产，截至1944年下半年，对边区境内7县3 019头牛进行了预防注射，治愈113头病牛［19］(P101)。羊瘟一般春季发病，夏季最为严重，表现为全身气泡发肿，呼吸迫促，边区群众采取的办法有:①用全株豌豆和以黑豆粉、谷草、校憨草等煎汤灌下;②用红石榴花和驴皮煮水灌下;③饮绿豆水及烟叶水，效果较为明显［16］(P155)。猪瘟又名猪霍乱，边区群众又叫猪烂肠瘟，病因是过滤性病毒感染。潜伏期5－10天，发病后发高烧，可达41－42℃，病症严重的会突然死去，一般经过5－7天抽风死去，死亡率80%－100%，为此边区农业改良人员研制了猪瘟血清，“一般的来说，在猪瘟流行的地方，好猪经过注射以后，一百头猪中间可以有六十头到九十五头不致发生病的，得病的开始注射以后，一百头猪可以治好六十头到八十头左右”［20］。这样猪瘟得到了有效控制。由于边区政府有效的防疫和治疗，使畜牧业发展很快。

(五)兴修水利工程

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雨量稀少，寒期较长，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自古以来，农民基本处于“靠天吃饭”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边区政府对兴修水利事业极为重视，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1．水漫地和修埝地水漫地和修埝地分别是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和关中分区特有的一种增产粮食的农业改良方式。水漫地是利用雨水冲刷下来的泥土聚集并沉淀而形成的田地。1943年高干会后，三边分区大力提倡修水漫地，在靖边的镇靖区、镇罗区及杨桥畔一带将原来的山地改修成水漫地，可增产粮食3 000石;定边城南地带由原来的瘠地修成的水漫地增产粮食4 500石，总计可以增产粮食7 500石，可以满足5 000人食用(每人按1. 5石计算)，也即每个三边人民年平均多收0. 55石细粮。修埝地是为了防止已耕地中的泥土与肥料被山洪冲走，而将山洪泥土阻止在可耕地的较低处，从而形成埝地。关中分区向所属各县推广了这种方式，共计修成8 610. 6亩，可增产细粮1 291. 59石。一般来说，埝地产量是原耕地产量的一倍［13］(P715－717)。

2．流水灌溉边区三边分区流水灌溉主要是靖边县杨桥畔水利，可灌溉水地10 080亩;绥德分区清涧县折家坪镇水渠可灌溉水地200亩;关中分区水地共计398. 1亩;延属分区有裴庄渠、子长渠等，水地共计2 969. 5亩。据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统计，边区水地合计为13 647. 6亩，可增收细粮13 647. 6石，可供9 098人一年食用(每人按1. 5石计算)［13］(P719－721)。随着流水灌溉工程的修建，水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也逐渐上升。抗战时期边区各地修建很多水利工程，对增加粮食产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农业改良的实际成效

(一)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表1边区粮棉种植业及养蚕业产量统计表(1941—1944)

表2边区牲畜发展统计表(1939—1944)

农业改良的成效，首先体现在是否增加了粮食产量上，从表1可以看出，1941－1944年，通过农业改良，粮食作物产量逐年上升，棉花产量上升较快，出蚕量上升更为突出，增比为46. 87%。从表2可以看出，1939－1944年，牛、驴、羊的数量增长非常明显;骆驼、骡马、猪的数量因资料所限，未能与往年数据作比较，但也可以从中看出1944年的发展规模。由此可知，抗战时期边区农业改良的确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①陕甘宁边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如鼓励垦荒、减租减息等，但农业改良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

表3辛家沟村农民生活食费统计表(1940—1943)

通过农业改良，边区农作物产量有了很大提高，畜牧业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收入得以增加，物质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虽然表3仅是对辛家沟村1940年至1943年的调查统计，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边区农民所食细粮、肉、油等逐年上升，而细糠逐年下降;所用装花也有上升趋势，人均用布也越来越多。这说明，通过农业改良，农民物质生活获得改善。边区农民高兴地唱道:“九月九，家家有，黄米面馍馍炸油糕，吃呀吃得好，暖嘿呦，吃呀吃得好，咱们的光景过得好;九月九，家家有，大囤儿满来小囤儿流，吃呀吃，吃不了，暖嘿呦，咱们的边区真正好。”［17］(P83)随着农业改良，群众得到了实惠，切身感受到中共和边区政府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过好日子着想，因而更为积极地支持政府的征兵、征粮、锄奸、生产运动等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改良的过程，也是政治动员的过程，最终使广大边区农民在思想感情上衷心拥护中共和边区政府，相信共产党是劳苦人民的党，共产党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就是历史的必然。

(三)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农业改良减轻了农民负担。以产粮为例，1941年产量为基数100 1944年即达到124. 1，增加了25%;另一方面负担减轻，以征收农业税为例，1941年为基数100 1944年减至80. 8，减轻20%，1945年减至60，减轻40%［21］(P61)。由此说明，农民负担不仅是相对减轻，而且是绝对减轻了。与此同时，边区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军参战，并在人力、畜力、物力方面支援抗战。自卫军是边区不脱离生产的武装，成为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保卫边区的主要力量，抗战以后，边区人民积极参加自卫军多达224 325人［21］(P462)。据《边区各地1943年人力、畜力、物力的动员统计》:边区各地动员人力共计297 221个工(即工作量)，动员畜力共计214 645个工［21］(P496);另据《1945年抗战动员统计表》:边区各地动员36 527人和324 430个工，动员畜力38 072头和74 108个工［21］(P497)。1941年边区征收公粮为201 617石，占收获量的13. 85%; 1942年为165 369石，占11. 14%; 1943年为184 123石，占10. 16%; 1944年为160 000石，占8. 83%; 1945年为124 000石，占7. 75%［22］(P152)。这一切说明，农业改良对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言:“陕北农业的开发，打败了国民党的封锁围困，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

四、余论

抗战爆发后，面对落后的农业经济，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因时因地地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改良政策，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农业改良措施，不仅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而且保障了战时军需民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抗战时期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农业改良改变了边区落后的社会面貌，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战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破产，农业凋敝，农村衰落，“惟在大后方和解放区，颇有发展”［24］(P73)。

第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改良客观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促动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是中共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次尝试。如前所述，经过农业改良，边区农作物产量有很大提高，畜牧业得到较快发展，农民收入得以增加，物质生活状况有很大改善。从农业改良的成效来看，中共在边区的农业现代化尝试是成功的。

第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农业改良过程中体现了尊重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选择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抗战时期中共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相信农民的智慧、适当地引导和组织农民、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才使农业改良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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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炜评］

【文学研究】

The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of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NG Bao-cun，ZHANG Xiao-bing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Facing the backward agriculture and economy of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wartime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polices and make effective improvement in five aspects．These toge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economy in border region，win the wholehearted support of farmers，guarantee the food supply during wartime and lay foundation for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作者简介:王保存，男，陕西佳县人，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陕甘宁边区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DJ006)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4B03)

收稿日期:2014-04-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06

中图分类号:K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