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念文

摘要 1931年初爆发的“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案”对中韩关系产生极坏影响。中韩各方政治力量以中国新闻媒体为双方政治主张载体，澄清事实，分析利害，并以此为契机奠定日后中韩联合抗日的政治、社会基础。在国民政府抗日动员不力的政治局面下，中国新闻界作为现代社会舆论的“公共领域”，直接为中韩两国民众事关国家、民族的公共利益表达提供平台，最终整合成更广泛的中韩共识，具有中韩联合抗战的政治导向效力。

关键词 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案；中国新闻媒体；社会舆论；中韩联合抗日

中图分类号 G219

文献标识码 A

中韩两国，有着相近的文化渊源和友好交流历史。尤其是在现代东亚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斗争中、在东亚现代化的艰难演进过程中，中韩友谊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一、“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案”始末

1910年日本侵占朝鲜，企图通过移民韩民至“满洲”的途径，转移国内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与民族对抗，韩国侨民大批涌入我国东北，冲突时有发生。1931年4月，中国投机商人非法租种长春万宝山地区数百垧旱地，又非法转租韩侨，最终，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取得土地占有权，挖渠毁田，给当地中国农民带来巨大损失。5月底，国民党长春县政府责令有关当事人解除非法契约，该县公安局骑警赴万宝山劝阻韩侨，日驻长春领事田代也派日警到达，形成中日军事对峙。受害中国农民自发组织集会，与日警发生冲突，日本关东军甚至策划出兵1000人占领东北。7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编造谎言，称万宝山中国农民和警察武力驱逐韩侨，打死打伤无数韩侨，《东亚日报》《朝鲜日报》均以《号外》形式披露。不久，朝鲜各地日文、韩文报刊相继转载，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民众在亲日分子煽动下，掀起大规模排华活动，屠杀华侨、抢劫华侨的财产，这次排华案始于仁川，继而蔓延至汉城、平壤等大城市，最终遍及朝鲜14个道的城市和乡村。根据国民党政府官方的保守统计，仅朝鲜京城在暴乱中被打死的华侨就达百人以上，在韩华侨经济损失250万日圆以上，严重伤害中韩人民之间的感情。

“万宝山事件”和朝鲜仁川、平壤、汉城、元山等地排华事件，是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制造的一系列事件的延续，由此导致中韩关系紧张是毫无疑问的。寓居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回忆当时情形，“就连中国的知识阶层，也对我们民族报有恶感，我们政府对此深感忧虑……在上海的街道上，中韩工人之间也时有冲突”。据统计，自1920年（民国九年）以来，韩人被日本殖民政府驱迫移植中国东北，在华韩侨仅东北地区已达370万人。在中韩两国人民杂居交错的氛围下，极易引起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扩散与激化，但是由于中韩各方政治力量以及中韩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以中国新闻媒体为矛盾、冲突斡旋的平台，对“万宝山事件”（简称“万案”）与“朝鲜排华案”突发事件妥善解决，中国国内没有发生大规模中韩冲突以及排韩事件，相反，中韩两国人民在“两案”处理过程中逐渐消解矛盾，加紧合作，最终达成共同抗日的主张，不失为中韩关系史上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

二、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排华案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1931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内政策，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包抄、围剿，却对日本势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一意隐忍，以对日外交为缓冲，妥协避战，对东北一带中、日、韩三方的矛盾冲突主要是通过当时的舆论界报道传达于广大社会民众的。1928年2月在上海创刊的《中央日报》，虽明确提出“以党治报”的办报方针，要使全国“新闻界党化起来”，但“两案”发生涉及新兴国家核心利益，作为当时中国执政党——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党报，有关该事件的新闻报道与言论都有发布。从1931年6月开始直到“9·18事件”爆发为止，《中央日报》对这一事件表示极大关注。《中央日报》刊载有关该事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追踪调查两起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尤其是对中国外交部及东北地方政府与日本殖民政府的交涉报道，不断向世人揭露事实真相，帮助中国人和韩人作出孰是孰非的正确判断。

（二）刊载各地国民党党部以及民间团体对于该事件的态度及相关策略，表明华人世界对此事的态度和正义要求。如发表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党部来电，直接冠以《朝鲜事件日本应负全责》《朝鲜暴动系日人阴谋》等标题，明确指出制造这一事件的真正幕后人，起到了正切的新闻导向作用。

（三）及时报道国际、国内各民间团体的反应，最大程度反映社会舆论。登载亚洲文化协会就该事件向各国的通电，指出日本挑起事件目的“要使满洲为其朝鲜第二，而使韩人尽为无家可归之民”，忠告“韩人觉悟，一致努力民族自决”，将其国际影响反馈中国社会。又如刊载各地商会、农会、工会等各界向全国民众的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报道东三省旅京同乡会为万宝山事件请愿事件等等，此类报道覆盖全国，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四）大版面刊载社会知名人士对时局的看法，认清事件背后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化解中韩矛盾。如报道国民党元老、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及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在总理纪念会上指出韩国各地排华事件，“似以华韩两方的冲突为限，而究其内幕，实不止此”。该报专载浙江国民党浙江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满洲中心主义的尖锐化》，分析指出日本所谓“满蒙政策”已演化为“满洲中心主义”，最终目的是将朝鲜同满铁归于“一元制度”，侵略中国东北，由此得出万宝山事件“并非偶然”的结论。

（五）针对社会对“万案”与“朝鲜排华案”直接参与者——韩人的不满情绪，刊载韩人受日本殖民压迫的种种事实，激起国人对韩国争取独立运动、摆脱日帝压迫的同情。《中央日报》8月22日刊载署名马寄凫《一个朝鲜人》的人物报道，记述了韩国留学生对祖国人民所受殖民压迫的惨痛回忆，字里行间显示出中国人对韩国人民寄予的深切同情，并对有血性的韩国志士表达了敬佩之情。

（六）为在华坚持韩国独立运动的韩国临时政府（总部设于上海）、各政党、民间团体提供舆论场所，为其提供向广大中国人民解释的机会和呼吁联合抗日的场所。

三、中、韩社会各界通过中国媒体的公共舆论互动

当时，《中央日报》作为中国国民党党报还没有发展到抗战中后期被蒋介石完全操纵的阶段，具有一定的新闻自由，其刊载内容以及新闻取向，基本反映中国主流社会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中央日报》有的新闻报道直接表达了对蒋介石“安内自可攘外”政策的不满，甚至不顾当局“非守不可”的姑息外交方针，发表《与日断交》社论；直接反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呼声，切中坚持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在中日交涉中的要害。

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指出这一事件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蒙的表现”，强调中韩双方的首要任务是“立即组织中韩反帝同盟”。同时，中国共产党依靠国际共运组织，与日本、朝鲜共产党就这一事件达成共识，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联合发表《为万宝山事件告中日韩三国劳苦民众书》，以国际主义相号召，“不要分任何民族的界限，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共跨越狭隘民族主义视角，从国际共运角度出发，深层次分析这起事件的国际背景，广泛联合中日韩三国的民众，增进了广大中韩人民的阶级感情。中国共产党成为避免民族冲突、整合两国人民、联合抗日斗争的重要政治力量。

早在“万宝山事件”初露端倪之际，上海发行量最大的商业性报纸《申报》，就开始关注东北韩侨问题，一方面，以新闻报道为主，有关“两案”事态演变的信息量极大。1930年5月，该刊如实报道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安昌浩等人赴南京，与中国国民议会接洽妥善处理中国东三省韩侨待遇问题。另一方面，加大对该事件的研究分析，该刊连载署名文章——《韩民移植东北之研究》，以客观详实的调查资料，从深层揭露日本移植韩侨的实质和韩人移民东北的窘迫，本着尊重、公正、温和的态度，理性地提出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解决办法，避免不利于中韩关系的事件发生。《申报》历经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重大变革，其办报主旨集中体现现代社会新闻自由精神，广泛代表中国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政治观点相对保守，但针对“两案”发生的政治实质与内情的披露，为化解中韩矛盾起到积极的政治舆论导向作用。

韩国自1910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韩国独立运动以中国东北和上海为阵地坚持不懈展开斗争，却始终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事件发生后，在华韩人采取积极行动，也是通过中国新闻媒体和舆论界昭示于众的。1931年7月，韩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金九、安昌浩等等发表《对韩国华侨惨案宣言》，其中不乏为保护韩侨对国民党东北政务局一些做法的不满，《中央日报》仍原文刊载。同时，东三省韩侨团体、上海韩人团体联合会、汉城全韩民众团体大会等组织纷纷发表《告中韩民众书》；这些消息均见诸中国报端，为在华韩侨的对华态度确定了基调，缓解了中韩之间的紧张气氛。之后，在华韩侨与中国政府和民众积极沟通，通过新闻媒体向中国社会陈清态度。旅沪韩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文请愿；旅沪鲜帮公会代表派代表面谒国民政府外长王正廷，要求迅速派员赴韩办理善后事宜；哈尔滨韩国侨民致电总领事要求查询真相；南京韩侨会发表宣言指出：“中韩两民族，地理上、文化上，曾有历史的世谊，今在东亚革命进展中，处于唇亡齿寒之地位，同一敌人之下有共存荣之关系，世界人士所公认。故吾韩国国民，深信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政治进化中，最亲爱的朋友，唯为中华民族。”这些消息都通过中国报纸，及时公之于众，缓和了不知真相的中韩民众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当时众多中国报刊等新闻媒介分别代表社会各种阶层、各个党派的利益，有的期刊甚至是尖锐对立的政党喉舌，但是，在关系中韩两国共同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股社会政治力量都能从不同角度与立场出发，为促成中韩两国人民的相互谅解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力所能及为韩国独立运动奔走呼号，标志着中国新闻媒体为整个社会民众的政治态度、主张搭建“公共领域”平台，通过公众舆论与公众辩论，形成社会舆论对该事件评判的社会互动，最终整合成更为广泛的中韩两国人民的共识，并具有政治导向的效果。

四、“两案”的解决为中韩联合抗日奠定政治、社会基础

“万案”与“朝鲜排华案”的发生后，在国民党政府抗战主张暧昧被动的情况下，中韩社会各界以新闻媒体为平台，通过跨越民族、国界的社会舆论表达与宣示，为解除中韩隔阂所做的努力取得以下结果：

（一）澄清事实，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朝鲜，继而吞并中国东北的阴谋，使中朝两国人民深受其害。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防止韩人与中国联合抗日，日本派韩国总督起初禁止韩人向中国东北移民，随着日本人口的急剧膨胀，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蔓延到朝鲜，1930年，朝鲜农民的租佃纠纷激化，爆发多次反对日本特大地主的斗争。日本殖民者遂通过日人移居朝鲜，逼迫鲜人移民中国东北的办法转嫁国内矛盾。此间，大批韩国侨民不堪忍受压迫，请求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加入中国国籍的运动就是有力证明。“中日满洲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正在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家，同一个决心收复和保卫民族权利的农业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朝鲜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害者，在殖民政权统治下，大批朝鲜人流离失所。”通过“万宝山事件”所引起的舆论界对东北社会情况的关注、研究和报道，使中韩两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中韩两国人民吸取教训，为中韩反日同盟的最终建立确立明确的舆论基础。由于地缘与历史的原因，韩国独立运动长期把上海和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争取韩国独立的基地。事变发生后，朝鲜旅沪侨民联合会长、韩国独立党成员、韩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安昌浩，向中国各通讯社发布新闻，呼吁中韩民族彻底联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援引孙中山总理遗言“韩国独立，就是断绝日本侵华之桥梁”，力倡中韩联合抗日。在南京各界反日护侨救国大会上，中韩人士一致呼吁“中韩的感情是一天天的亲密，大家总有一天要联合一致，打倒帝国主义！”。社会舆论对万宝山事件以及朝鲜排华案的关注与讨论，最终使联合抗日由民间的愿望上升为两国政府的共识，使建立中韩联合抗日同盟的愿望与行动，成为当时维系中韩关系的唯一选择。

（三）再一次验证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与相互信赖。中韩友好是中韩人民共同的愿望，“万案”后不久，吉林韩侨自发组织“万案研讨会”，提出“反对日本干涉万宝山事件”、“中韩民族联合起来”的观点。中国长江遭遇洪灾，韩国本土各界人士组织中国水灾救济会，捐款人数多达数万。万案以及鲜案发生后，中国报纸均刊载韩国临时政府以韩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名义，发表《对韩国华侨惨案宣言》。《宣言》从7个方面论述韩国临时政府保护韩侨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韩侨有本质区别，同时从7个方面论述中国人对东三省韩侨复杂而矛盾的观念和感情。从保护侨民的角度，坦率地指出两国就移民问题存在矛盾，对事件发生“为友邦抱歉”，充分肯定中国官民对韩侨的“妥协和保护”，并作出“韩国独立党与国内民众，完全致力于排除日本势力之侵占东三省，绝不为日本帝国主义工具者之后盾”的承诺，指出“中韩两方，务令全体韩侨，共立于联合战线”。“9·18”事件爆发次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韩国独立运动者同盟、上海韩人青年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韩人分会等团体“抗日援华”，以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关于建立中韩反日同盟的诺言。

（四）在华韩国独立运动以及韩国临时政府进一步走上前台，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韩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联合抗日奠定政治、组织基础。自日本占领朝鲜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在远东的利益，对日本吞并朝鲜采取“绥靖”政策，对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不予承认，中国方面有关中韩关系问题都要同日本交涉。“万案”和“鲜案”的爆发，日本政府蓄意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中韩关系更陷入低谷，韩国独立党以及韩国临时政府代表广大韩国民众，承担起化解、协调中韩两国民众紧张关系的重任，1931年7月10日发表《宣言书》，7月21日，提出《东省韩侨善后案》，力图从政治、经济、教育三方面予以解决。而大量舆论报道，使韩国临时政府在处理中韩交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打破中韩之间长期不能合作抗日的僵局，韩国独立党一方面在韩国本土深入农村，发动20多起反抗日本地主的农民暴动，另一方面，由金九策划、尹奉吉义士实施，制造中国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营造良好的契机，促成国民党上层与旅沪韩国临时政府的正面接触和抗日军事合作，从而进一步确定其作为韩国唯一政府的合法地位。中共方面则肯定韩国独立运动，实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运动的暂时协作和一定状态下的暂时同盟”主张。中韩人民终于经受“两案”的严峻考验，最终促成国共两党抗战中中朝（韩）战士并肩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五、中国社会舆论构筑中韩人民“共同抗日”政治意识

社会舆论是社会集体意识真实而客观的反映，尤其是在构筑新的民族民主国家“公共领域”时，其大众传播的特点，为公共利益的表达与诉求提供渠道。

“万宝山事件”以及“朝鲜排华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整个亚洲过程中制造的有损中韩关系的恶性事件，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毫无诚意，中日交涉草草了事。“中国国内的动荡不安，加之俄国局面的不稳，这只会使日本对这个半岛（朝鲜）加强控制，而不会放松。……日本向西伯利亚、满洲和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整个计划，是以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为转移的。”随着“9·18”事件的爆发，日本假道朝鲜侵略中国的计划暴露无疑。鉴于此时的中国社会内战频仍，面对日本假借韩国向中国东三省渗透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虽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但却坚持武力清除国内政敌的战略方针，各方政治势力无以整合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并形成广泛的“抗日”社会动员，致使国内政治导向模糊，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回避与缺位，使“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案”非常棘手地摆在中国民众面前。

必须承认，两案虽然是在日帝在侵略中国“大陆政策”下一手策划并实施，但冲突两方却是中韩两国的普通民众，对中韩关系造成恶劣影响，但中韩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却是较成功的。中韩双方能够经受住这一事件的严峻考验，根本在于前现代时期以中国为轴心维系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政治格局仍存影响；中韩两国民众作为被殖民者共同命运的认同；中韩双方对当时国际政治理性的现实考虑。同时，特殊国情下，中国社会舆论界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公共空间，使中韩各社会阶层政治主张得以自由表达，也是化解中韩矛盾的重要力量。

当时，中国社会舆论的相对自由，中国新闻媒体对有关两案消息及时、客观、积极的报道，给两国民意充分表达的机会，给中国各方势力、在中国坚持韩国独立运动的韩国临时政府以及独立党派的主张提供传播的场所，使真相在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得以澄清，避免中韩关系恶化，杜绝日本从中坐收渔翁之利，形成广泛的“共同抗日”的政治意识，最终促成中韩联合抗日的广泛社会动员，是“两案”解决朝着有利于中韩两国团结抗战的方向发展不容忽视的因素，并为我们展示了一定的“公共领域”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互动存在以及对国家政治抉择的巨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