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俊

摘要 梳理分析结构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结构观念，指出其在新闻传播研究中表现为微观与宏观的二元割裂。本文通过引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描绘出由表意结构、支配结构和调控结构三重面像构成的循环式新闻传播结构模型，并对其内涵意义进行了界定描述，为新闻传播结构状态系统分析提供了新的综合化路径。

关键词 结构；功能；结构化；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新媒体技术所引发传播革命已经愈发显现出其颠覆传统媒体的巨大力量。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此消彼长，深刻影响着话语权力的分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意味着打破现有的传播格局，从技术结构升级、生产服务模式转型，到媒体组织结构调整、现代传播体系建构，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正在发生。从表面来看媒体融合是一次由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信息传播需求变化所诱发的功能性调整，具有应激性特征。如果不能透过融合的表象，洞悉其背后真正的变革动因和发展方向，媒体融合就极有可能陷入技术决定论。新闻传播结构作为传播活动内在基本属性，应该成为与媒体改革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方向突破口。但恰恰是在新闻传播结构的概念上，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技术、生产、组织、市场、管理、人才等等似乎都涉及结构，但又不能完全代表结构，状态描述式的“结构-功能”“系统-元素”框架，难以对变革发生发展的内外动因及其相互勾连做出更为深刻统一的阐释。对此，笔者将从结构化理论的路径尝试破解新闻传播结构概念的迷思，进而从多个角度图绘（mapping）新闻传播结构面像。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新闻传播结构研究路径

“结构”这个在建筑、工程、几何等自然科学领域，内涵非常清晰的词汇，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早期孔德、斯宾塞、涂尔干等学者的自然主义结构论，到后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再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等等，不同领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对结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新闻传播结构的认识自然也不尽相同。

首创社会学概念的孔德采用的是有机体类比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结构，他把一些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生物学的概念进行了类比，如把家庭类比为社会细胞，阶级或种族类比为社会组织，城市和社区类比为社会器官。当然，孔德的这种结构类比还比较粗糙。其后，斯宾塞在孔德的有机体观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机体类比，提出社会是由支持、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涂尔干则着重强调社会整体对部分的不可还原性，通过对功能、必要条件、需求及常态或病态进行有机体假定，涂尔干进一步确立了社会结构的有机体原则。

进入20世纪4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异军突起，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理论。帕森斯将社会结构视为由“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基本功能（缩写为AGIL）组成的整体系统，社会整体系统又可以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包含AGIL四项功能，这些子系统还可以再被分为四个功能部分，依此类推。帕森斯是从功能倒推结构实体构成，其功能框架倾向于功能，结构通过四个基本功能的叠加生产出来。

较之结构功能主义更偏向功能分析的实体性结构观，起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思潮，则更关注符号与关系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谓结构是那种决定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诸具体事件和行为的基本的规则整体，这种规则整体意指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这延续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概念。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微观和心灵层面的结构，与结构功能主义关注宏观和实体层面的结构有较大区别。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所谓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的关系为特征的。他认为，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自调性。结构主义的结构观重点关注的是社会现象背后深层的规则，而非社会组成的实体要素。

上述对结构的认识，多数是围绕实体、功能和关系进行论证的，在整体与部分、关系与功能、秩序与平衡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理论贡献。正如布洛克曼总结指出，一般的意见是，“结构”一词能引起某些一致的联想，例如，认为结构就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部分（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以它们对全体（对整体）的关系为特征的。

目前学界对新闻传播结构概念直接进行界定的还比较少，有部分研究从社会信息传播层面对“传播结构”概念进行的界定，基本上都是从结构功能主义或是结构主义衍生开来进行讨论的。姚君喜提出，传播结构是人们在社会传播活动中的各种传播主体之间相对稳定的传播关系模式，以及由这种传播关系模式所决定的社会意义网络的构成。颜其松提出，传播结构指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传播关系，描述传播关系和传播过程所呈现的社会结构特征。宫瑱提出，传播结构指的是在社会大系统中，参与传播的不同阶层在传播活动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传播作为信息的传递在各阶层之间的动力原理，如传递的方向、效果等。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结构（静态传播结构）则是大结构中的单一理想运动闭路。这些研究或用“实体间的关系”来解释“结构”，或用物理学中的力学结构类比“结构”，脱不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关注的是静态与稳定的结构，对结构动态变化过程的解释力不足。运用这样的传播结构定义对于新闻传播体系稳定时期的分析有一定解释力，当面对新媒体变革时代，这样的定义已经难以满足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理论需求。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国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对传播结构的关注重点聚焦于微观层面，诸如网络新闻传播结构、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结构开始成为焦点，而且往往将传播结构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先验性概念加以运用。如彭兰提出，将网络新闻传播分为信息流与意见流两个层面，其中信息传播结构分为信息的发布结构、流动结构和循环结构，意见的传播结构分为意见的形成结构、冲突结构和流动结构。施雯认为，微博舆论演变可以分为突发期、加速期、持续期、恢复期，其传播结构是全通道式网络传播结构，传播过程具有非线性特征。李彪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进行了分析，构建了网络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模型——双核心式的哑铃传播结构。此类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对于传媒改革而言，过于聚焦新媒体技术细节的视角，难以为新闻传播结构的整体调整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一般的结构功能主义传播结构研究路径认为，传播技术发展以及社会传播需求导致新闻传播结构的变化，新闻传播结构是适应社会传播需求的结果，人的行动只能是社会需求决定下的被动行为。在社会传播实践中，这种论证模式把传播结构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实践的功能性结构，人的实践主体性在传播结构中消失了。由此而来的技术导向和需求导向的改革，最终仅仅停留在对传播媒体结构、体制机制的调整改变上，实际上仅仅停留在传播结构的最表层，难以对传播结构内部的规律性变化以及人作为传播主体的实践作用的探索发挥指导性作用。事实上，传播结构并非一种能够从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的实体，而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媒体结构并不能与传播结构划等号。而且，传播结构并非一种独立于传播行动者存在的“外在物”，而是通过人的实践生成的一种“状态”。因此，对传播结构的研究必须摆脱结构研究的实体化思维以及结构与功能的简单因果性思维。

二、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新闻传播结构

新闻传播结构作为涉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等多元因子的一个复杂系统，在不同的角度考察有不同的面像。尤其是当前研究讨论媒介融合时，单纯从某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只有综合考察新闻传播结构的不同面像，及其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新闻传播结构的整体化概念。

那么，如何解决静态化传播结构观点对社会传播实践发展问题解释力的不足，以及微观层面新闻传播结构对整体传播态势难以把握的问题呢？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吉登斯针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力图解决主体与客体、宏观与微观、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问题，建立一种综合化的社会理论。

吉登斯指出，在功能主义者（其实也是绝大多数社会研究者）的眼里，通常是把“结构”理解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patterning）。主体和社会客体对象的二元论与这种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的“结构”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对不依赖其他力量而构成的主体的自由创造产生某种制约。吉登斯给出的结构定义比较特别，较之结构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定义的直观性和可理解性，更加需要仔细地揣摩。他认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里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可以抽象地把“结构”概念理解为规则的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而资源也具有两种类型：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源于对人类行动者活动的协调，后者则出自对物质产品或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控制。

一定的结构总是通过特定的资源配置才得以实现的，通过把规则、资源和社会再生产统一于结构的概念之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对结构做出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界定。王水雄认为，吉登斯的概念突破了“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二元论，也突破了功能主义对结构的无解释性陈述，把结构与人类行为者‘反复涉及到的行动联系在一起了。”吉登斯的这种综合化尝试，为弥合表层实体性、功能性结构与深层规则性、关系性结构的断裂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结构化理论对新闻传播结构最大的启示价值在于，填补新闻传播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裂缝。

参考吉登斯对结构所下的定义，笔者将新闻传播结构定义为：新闻传播系统再生产过程之中反复涉及到的新闻传播规则和资源。这其中的新闻传播规则包括新闻传播的规范性要素和表意性符码，新闻传播资源包括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从这个结构定义出发，要对新闻传播结构的特征状态进行研究，还需要做进一步细化。吉登斯指出，“我们可以区分开社会系统在结构方面的三种维度：表意，支配与合法化。”吉登斯进一步将表意结构分为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两种制度秩序，将支配结构分为涉及权威化资源的政治制度秩序和配置性资源的经济制度秩序，将合法化结构与法律制度秩序联系起来。

借鉴吉登斯对结构的划分，可将新闻传播结构划分为表意结构、支配结构和调控结构三重面像。对照新闻传播结构的定义可见，表意结构和调控结构两个方面是从新闻传播规则衍生而来，表意结构重点分析新闻传播活动的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涉及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新闻符号编码一解码、新闻符码变迁、新闻框架、新闻语言规则等方面的问题，调控结构重点分析新闻传播活动的各种显性的政策制度调控和隐性的规范约束，涉及新闻传播制度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媒体默会知识、意识形态约束等方面的问题；支配结构从新闻传播资源衍生而来，支配结构依赖于对新闻传播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调集，媒体新闻资源、媒体资本、媒体话语权力、政府传播权力资源等方面的运用问题。

吉登斯特别强调，“表意的各种结构也同样承受着权力在社会生活里无所不在的影响。因而，我们在把握表意结构的时候，始终应该注意结合支配和合法化维度。”因此，在分析研究新闻传播结构的三个面像时，是无法完全割裂进行研究的，要始终牢记新闻传播支配结构是表意结构及调控结构存在的条件，不能脱离资源谈规则，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关系。

三、新闻传播结构三重面像图示及含义

将新闻传播结构的上述定义和结构构成进行模型抽象，可以得出一个由三个面像组成的循环式新闻传播结构模型，其中每个面像又各由两个维度构成。可以用结构图和象限图表示如下：

如图1所示，每个结构面像之间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形成互为存在、互为倚靠的循环式三角形结构。当这个三角形结构达到均衡时，即各结构面像处于最佳结构状态（即各维度处于较为协调的状态）、面像与面像之间处于最佳结构状态，整个新闻传播结构达到最佳稳定状态，能够实现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通过三结构循环往复，形成对新闻传播结构的结构化解释，是吉登斯所言“反复涉及社会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在新闻传播结构中的运用。

如果对各结构面像的各个维度进行定性界定，可根据不同维度状态的组合，将各面像划分为四个结构状态区域，用于对各结构面像的状态进行定性分析判断。

如图2所示，表意结构包括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两个维度。符号秩序的可由编码程度高低表示。需要指出的是，编码是一种双向性活动，一方面提升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从而传达更为复杂的信息，另一种降低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传达更为简明直接的信息。所谓高度编码，是编码形式和达至效果的统一，并非单指提高语言符号复杂程度的编码活动，而是根据受众的认知，通过提高或降低语言符号的复杂程度，以达成最佳传播效果。话语型态以强势和弱势作为判别标准，凡是占据社会主流话语位置，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大的是强势话语型态，反之，则为弱势话语型态。在区域1，由于符号编码偏低，话语型态偏弱，表意结构处于自发状态；在区域2，由于符号编码较低，强势的话语型态没有与之匹配的符号形式，因此表意结构处于说教表意状态；在区域3，符号编码和话语型态均处于良好的配合状态，表意结构处于整合表意状态；在区域4，符号编码处于高度编码状态，但话语型态处于弱势，表意结构的符号形式优于话语内容，处于形式表意状态。

如图3所示，支配结构包括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个维度。配置性资源可用丰富与匮乏标识，代表传播主体对物质现象控制能力的强弱，控制能力强则能够优化物质资源的配置方式，反之则无法使各种物质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权威性资源则可用权威的高低来标识，代表传播主体对行动者（包括传受双方）的控制能力强弱，控制能力强则能够有效支配行动者的意志和行动，反之则难以有效达成支配目标。在区域1，由于两种资源控制能力都处于较低状态，因此支配结构处于失序状态；在区域2，配置性资源较为匮乏，难以对整体结构提供有效的物质支撑，支配结构处于思想支配状态；在区域3，两种资源控制能力均为良好状态，支配结构处于综合支配状态；在区域4，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威性资源保障，仅靠物质资源的强化配置使用，支配结构处于物质支配状态。

如图4所示，调控结构包括显性调控和隐性规约两个维度。显性调控主要包括制度与政策，是落到纸面、能够看见的调控，可以用完善和缺失来示意其状态，完善的显性调控机制能够有效规范新闻传播行为。隐性规约主要包括新闻传播行业默会知识要求、意识形态潜在约束，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进行新闻传播活动中无法明确看到，却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可以用高效和失灵表示其状态。在区域1，由于显性调控的相对缺失和隐性规约的失灵，调控结构处于失控状态；在区域2，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隐性规约，显性调控相对缺失，调控结构处于软调控状态；在区域3，由于显性调控和隐性规约配合良好、软硬结合，调控结构处于合成调控状态；在区域4，以显性调控为主，隐性规约为辅，调控结构处于硬调控状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单纯某一结构面像、某个结构维度的变革，无法实现新闻传播结构效能的最大化，难以达成理想的改革目标。把新闻传播结构抽象为循环式结构模型，绝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封闭式的、脱离人的实践自在自为的结构，如果这样理解就又落入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路径。这就涉及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结构二重性。吉登斯指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正如王铭铭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意涵的通俗概括，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由此观之，现实中新闻传播结构的形成是这样一种交叉往复的过程，即新闻传播行动者通过新闻传播行动系统的反复不断地例行化互动，积淀为传播结构性特征，并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伸展成为一定的传播结构，反过来这种结构又成为制约新闻传播行动者的条件。将这种结构二重性视角下的新闻传播行动过程纳入循环式新闻传播结构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微观新闻传播结构研究和宏观新闻传播结构研究之间的鸿沟，给新闻传播结构研究提供一条综合化路径。用以观照当下轰轰烈烈的媒体融合改革，不难发现，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党和政府的顶层推动及调控方式，还需要新闻传播生产的技术、人力、资本等资源的科学配置，以及媒体适应新媒体传播方式建构新型符号秩序和话语型态的努力，这三个方面相互嵌套，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