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峰，王晓萍，项丽瑶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2）

一、引言

产品的生产过程亦是价值的创造过程。随着产品分工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及价值创造体系的再构进程的不断发展，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现今，经济全球化已使得价值创造形成了全球性的布局。全球价值链（GVC）中包括了所有参与者及参与生产销售等活动的各类组织，它体现的是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创造及分配情况。其中，位于GVC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是价值创造最大及获取利润最多的部位，大多由发达国家的核心企业或地区所掌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企业或地区所在的中间生产制造环节，利润低、竞争激烈，多处于被压榨的状态，由此我们可看出，全球分工体系中所隐含存在的是地区价值分配的不平等。

自改革开放以来，代工作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帮助我国成功实现了国内要素与国际市场的对接，推动我国信息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众多理论和实践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单纯地嵌入GVC并不利于其自身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能力的提高，也无法提升产业竞争力。而且，由于代工制造企业所处生产制造环节的进入门槛低、缺少技术含量及可替代程度高，致使代工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在发展过程中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为实现企业成长及壮大，从而不再受制于人，找到一条适合我国代工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知识铸造能力，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独特知识的质和量上。同时，我们还应该时刻注意到，在动态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不再有永恒不变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也已从静态竞争转变为动态竞争，原本对企业竞争能力有帮助的资源也有可能变成束缚企业发展的阻碍因素。企业成长表现为企业竞争实力的不断增强，是对未被利用资源的不断挖掘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来研究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知识获取及积累，如此，才能帮助企业不断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

二、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双重嵌入GVC/NVC网络的必要性

在以GVC不断延长和产业内分工不断细化为明显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为了避免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依靠代工的方式积极融入GVC，并在其中占据一席之位。然而，代工制造企业若想通过单纯地嵌入GVC来实现其又好又快地成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代工制造企业试图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沉重打击和有意阻挠，进而被继续限制于微利化、低附加值、技术含量甚微、可替代程度极高而且企业间竞争异常激烈的价值链低端加工组装环节。

（一）代工制造企业单纯嵌入GVC，难逃“低端锁定”的命运

有研究指出，全球各产业价值链的“链主”一般都由3～5家超级跨国公司担当［1］，它们凭借技术、人力及资金等资源优势在链上掌握话语权，并通过决策等方式对价值链上的其他主体产生影响，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代工制造企业从GVC的低端向高端高附加值部位攀升的机会。同时，随着代工制造企业通过承接加工订单融入GVC的程度不断加深，其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来自国际大买家的订单变化就像一个中枢神经系统一样控制着代工制造企业，严重弱化了其独立发展的自主性［2］。种种迹象表明，单纯嵌入GVC的发展中国家代工制造企业身上被“低端锁定”的枷锁越来越沉，其前途命运堪忧。

（二）代工制造企业单纯嵌入GVC，难逃“结构性封锁”的命运

在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先发优势控制核心技术，制定所谓的“国际标准体系”，并借此占据价值链高端高附加值的位置，从而塑造高壁垒以削弱竞争发生的可能。凭借市场势力与技术势力，跨国公司实现对产品研发设计及营销渠道的控制乃至垄断，并通过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市场等，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纳入其企业价值链范畴，为最终实现GVC环节内化做准备。

（三）代工制造企业单纯嵌入GVC，面临“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在GVC中，由于各主体所拥有的市场势力存在巨大差异，国际市场普遍表现出买方垄断的特征。在同一条价值链上，绝大部分的收益被跨国公司拿走，而依靠廉价劳动力等成本优势杀入国际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代工制造企业则只能获取甚微的加工利润。如我国服装代工企业每生产加工一件衬衣赚取的加工费仅为产品售价的1%，而掌握销售渠道的外国公司则可获取63.7%的价值增加值，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可谓是天壤之别。

综上所述，我国代工制造企业必然需要在嵌入GVC的同时嵌入国家价值链（NVC），以求在双重网络嵌入中获取企业成长所需的知识，突破跨国公司有意识的控制。

我国代工制造企业所处的网络环境可看成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代工业务为主要链接方式存在的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二是由供应商、竞争对手、政府机构及科研院校等构成的本土组织网络。一方面，通过承接国外大客户的订单进行生产加工，代工制造企业顺利嵌入了GVC，其生产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始终无法摆脱被控制在价值微笑曲线最底部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我国代工制造企业扎根于中国这片热土，其运营与发展始终离不开国内各类型组织的支持与协助，如来自国内原料供应商、物流企业的协助及政府政策和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等，本土组织网络构成了国际代工制造企业日常经营所需养分的来源之地［3］。这样，中国代工制造企业对内对外分别嵌入了NVC和GVC。

三、GVC/NVC双重网络嵌入中的知识传导模型

在GVC/NVC构成的网络中，本土代工制造企业通过价值创造活动与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发生互动联系。跨组织学习理论告诉我们，企业可通过与其他组织的接触来获取外部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内化，与企业内部现存的知识相结合使用，亦可以通过与组织的互动，创造新知识，以提高组织的知识总量或改变知识结构，从而增强其竞争力。总之，代工制造企业在积极融入GVC/NVC双重网络的过程中，可充分挖掘网络资源，通过与网络成员的良性互动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根据罗珉和任丽丽提出的“小行星企业”“恒星企业”［4］，我们将其引入本文，用以形象地描述本土支持企业与代工制造企业间的关系就如同小行星与恒星的关系。而后，我们站在代工制造企业的立场，研究其知识获取的路径，提出了一个在GVC和NVC双重嵌入中的本土代工制造企业与其他组织间的知识传导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GVC/NVC双重嵌入中的本土代工制造企业的知识获取网络模型

（一）构建激励机制以促使跨国公司的知识供给

如前文所述，虽然本土代工制造企业以代工的方式顺利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但没能逃脱来自跨国公司的有目的性的控制，一直被压制于“微笑曲线”的最底部。在出口导向型代工产业模式中，我国代工企业处于劣势地位，而跨国公司则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其通过提供一定的设备、资金、技术等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寻找并获取其所需的合适的供应商。有关实践表明，以跨国公司供应商的角色加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过程中的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在合作交流过程中，通过吸收消化对方溢出的知识、技术及信息等资源，部分实现了产品升级和流程升级，但没能进一步实现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在GVC嵌入的网络中，作为知识供给方的跨国公司，凭借先发优势拥有的技术势力和对全球销售渠道控制的市场势力，对在网络互动过程中向我国本土代工制造企业转移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主导权。跨国公司在决定是否向代工制造企业转移知识及转移多少量的知识时，通常会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衡量得与失，也即转移知识时所发生的成本能否被代工制造企业吸收消化后的能力提高给跨国公司带来的利益所补偿。只有在知识转移行为能给自身带来正的利益时，跨国公司才会考虑提高转移知识的力度，从而增强知识转移的效应；如果知识转移行为不利于自身利益的获取，跨国公司则会降低知识转移的质和量，甚至出现阻碍网络中其他成员对各种知识的学习吸收，抑或封锁相关技术、信息等，从而达到尽可能地减少利益损失的目的。

组织之间的知识互动与交流，属于一种社会性的交换与互惠性的活动，所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促进跨国公司更多的知识转移是非常必要的。企业是一个汇聚众多知识的集合体，若想实现企业间知识的有效流动及互换，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企业各自必须具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异质性资源。比如，在与跨国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要让其相信在我国代工制造企业具有向其提供互补性的、有价值知识的能力的同时，提供其所需的资源，实现互惠互利，以达双赢。在此过程中，还需十分重视信任所起的作用，只有在建立良好的信任基础上，网络成员间才有可能进行知识的有效交流，顺利发展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增强彼此之间的关系。

（二）代工制造企业（恒星企业）的知识接收

代工制造企业通过知识转移平台吸收、消化来自跨国公司的知识转移，然而不同的代工企业对相同知识的吸收效果不同。根据研究发现，其主要由企业的学习意愿和吸收能力决定，同时还受到知识属性的影响。

企业若想提高学习的效果，就必须培养出企业员工对新知识的兴趣并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具有较高学习意愿的企业，一般都会主动搜寻跨国公司的溢出知识，并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学习。对于代工的理解，它们仅仅将其看成是一种学习机会，而不是最终目的。

知识不等于能力，获取的知识只有通过吸收转化等一系列过程后才有可能转变为企业自身的能力。在此过程中，组织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企业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获取知识后，可在以往活动和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开发相应的能力和新知识，并将这些能力和知识应用于日后的企业经营过程中。本土代工制造企业通过承接代工业务与跨国公司发生联系，在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识别能力，通过交流互动识别跨国公司的需要及对自身的正确考量，代工企业明确自己需要学习哪些知识，及如何更有效地学习等，便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激励、推动跨国公司对相关知识的转移，从而借此机会吸收掌握这些关键知识。

知识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在网络关系中，私有知识一般都以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者相结合的比例形式溢出。对知识吸收的难易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比例，若在溢出知识中，显性知识所占比例较高，则相对来说，对此知识的吸收较为容易；相反，如果隐性知识所占比例很高，那么知识接受者对该知识的学习就会困难些［5］。

对于可用正式的、系统性语言编码的显性知识，如操作手册、产品说明书、图纸等的学习，代工制造企业的员工可通过直接阅读的方式来熟悉掌握，并可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实际操作能力。而对于那些没法用系统语言直接编码的隐性知识的学习，代工企业员工则可采取观察模仿等间接学习的方式来领悟及体会其中的诀窍，并可用自己所能理解的方式整理记录下来，便于日后在企业里与其他员工交流、学习。

（三）本土支持企业（小行星企业）的支持作用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大”不仅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地域辽阔上，更体现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容量和具有“接力棒”特征的需求空间结构。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雨洗礼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已逐渐成长为全球性的新兴市场。面对国外技术溢出十分有限这一现实，中国企业应及时调整之前一贯以来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将眼光拉回国内，重新审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在利用好不同国家的要素优势和生产的规模经济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好我们国内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优势及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即在GVC的基础上并行构建根植于国内的NVC，并借此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产业间的联动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同步发展，从而改变GVC链条在我们国内太短的现状。

在NVC嵌入的合作网络中，具有较强能力控制价值链上的信息和资源，并能帮助链上其他成员建立相互联结关系桥梁的“恒星企业”，往往处于网络的核心地位。而与其相比，具有资源能力互补特征的“小行星企业”，一般处于被支配地位，这些关系成员多由核心企业以外的供应商、协作厂商、企业用户或最终消费者等组成，他们彼此合作，共同降低来自生产、市场认知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帮助并支持“恒星企业”实现价值创造。

四、GVC/NVC双重嵌入中的良性互动促进代工制造企业成长

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双重嵌入GVC/NVC中，可通过网络中的良性互动快速获取和积累知识，厚积薄发。一方面，代工制造企业（恒星企业）可通过代工业务与跨国公司建立密切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利用业务往来的机会，充分吸收、消化在GVC上跨国公司溢出的技术、知识、经验等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将其有效应用于NVC上的价值创造活动中，再找寻机会重新以更高的姿态嵌入GVC，在动态的竞争中实现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如此，代工企业才有更多地从低附加值的生产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环节攀升的机会，从而实现GVC在国内环节的延伸。延伸后更趋完善的价值链不仅可以促进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还会带来系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如吸引积累高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等。另一方面，代工制造企业可通过重复性的分包活动为本土支持企业（小行星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其发展技术等，从而增强本地供应商之间的依赖性，建立稳定的信任合作关系，逐步形成根植于本地的区域生产网络，而后凭借在NVC上获得的领导地位及积累的向高端升级的能力，代工制造企业（恒星企业）可以实现在GVC条件下，通过整合全球范围的资源，在本土市场和全球市场两个层面与外国企业开展竞争。这将有利于中国代工制造业在中国经济适度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国际国内双重循环，最终有可能获得全球价值分工体系中的均衡关系，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一）企业层面

代工制造企业内部的知识积累及创新能力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动力源，嵌入GVC不应被看成是企业的目的，而应该将其看成是企业成长道路上的学习机会，以此为契机，把握每次与国外大企业互动交流的机会，充分吸收、消化在业务往来过程中跨国公司溢出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等。与此同时，代工企业还应积极主动地搜寻学习机会，进行超越代工所需的额外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恒星企业”来说，适度地将非核心、非关键、可模块化的生产制造环节外包给具有协作关系的独立企业，可实现将更多资源应用于自身核心、关键的能力培养上。同时，还可与协作企业组成一个具有弹性生产效率的产品链生产分工网络体系，以此来提高综合竞争力。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后，“恒星企业”可逐步实施自创品牌与“走出去”战略，在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构建自己的销售网络，推进产品链的全球化布局，以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源和成本优势，实现在以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为依托的基础上，促进代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向产业链高端演进，以谋求GVC的高端嵌入。

（二）产业层面

首先，要在嵌入GVC的基础上，充分重视整合中国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产业关联循环体系，整合构建NVC的治理结构及中国不同区域上的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2］，构建和维护产业网络，并通过网络中的合作关系来获取和积累知识。

其次，中国地域辽阔，由于受到不同区域自身特点的影响，在渐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企业在融入GVC的时间、知识、技术积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相比较而言，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较为发达，中西部地区则发展较为落后，因此，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协同发展，可将东部企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中西部，东部地区则可通过重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向GVC的高端攀升，从而延伸GVC在国内的环节。价值链环节在国内的增多，将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不同环节间的互动及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顺畅流动，都将有利于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发生，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也将有效促进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从而促成地方专业化。同时，还应积极促进不同区域产业集群与产业链的协调发展，为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空间，特别要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和不断壮大的途径，使其不断发展成为抓住产业链攀升的竞争主体。

再次，我国产业集群在充分利用通过产业网络合作带来的好处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加强与全球其他经济组织的对话，积极参与国际产业标准的制定与产业制度的建设，为我国代工制造企业更好地融入GVC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竞争环境。

（三）政府层面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好国际科技资源。创新从网络中产生，建立全球创新网络，实行开放式创新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长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政府要采取鼓励措施促进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增加，以使创新能力持续提高，扶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中小企业做好从大企业转移来的业务承接工作，鼓励中西部地区做好从东部地区转移来的产业承接工作。

其次，政府应高度重视本地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在协作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开展广泛合作的基础上，制定激励机制促进合作网络中的知识交流与共享，并做好当地的知识产权监督与保护工作。

再次，代工制造企业嵌入GVC，具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其实质是价值链的高端在外，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环节在外。跨国公司通过从事非实体性的现代服务业，如研发、设计、金融、物流等活动，牢牢控制了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因此，我国政府可借鉴发达国家的这种成功经验，合理规划发展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帮助代工企业摆脱GVC中跨国公司的控制，努力以国内市场为支撑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中国代工制造企业的快速成长。

[1]冯丽，李海舰.从竞争范式到垄断范式[J].中国工业经济，2003，（9）：14—22.

[2]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8.

[3]聂正安，钟素芳.知识转移、网络嵌入与国际代工企业成长[J].经济地理，2010，（6）：970—975.

[4]罗珉，任丽丽.组织间关系：界面规则的演进与内在机理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84—93.

[5]卢福财，胡平波.基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网络组织成员间知识溢出效应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9）：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