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老师的老伴刘振学先生希望我能为今年出版的“闵惠芬老师纪念文集”写一篇文章，希望是专业的、大篇幅的。作为一个晚辈来全面评价闵老师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闵惠芬老师是我心目中一位非常尊敬的二胡界前辈，我对她一直怀有崇敬的心情。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待闵老师的艺术人生，同时也是在看二胡在民乐、二胡在中国音乐，甚至可以将二胡艺术的发展，看作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巨大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缩影。我在这里想结合我与闵惠芬老师的交往、女性音乐家的特点、身患重病后重返舞台、对二胡演奏艺术的推动等方面来谈闵惠芬老师的艺术人生。

一

小时候，常听爸爸说起1963年上海之春的二胡比赛，自然也知道17岁的闵惠芬老师作为最年轻的选手在比赛中夺冠的情况。后来，听到她当时演奏的《春诗》，给我一种清新、流畅之美的深刻印象。与其他男选手演奏的浓郁的地方音调、民族乐风相比，这是她当时的一个鲜明特点。作为一位学习二胡的女孩，我从小似乎就更为关注前辈中女演奏家的成就和经验。后来我曾想过，闵老师音乐中的这份清新、流畅，和那些男性二胡演奏家在演奏风格上的区别是非常大的，这是不是与她作为女性演奏家有关？这是不是女性演奏家所特有的？记得在13岁小学毕业那年，我已考入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当时上海民族乐团来天津演出，我第一次和闵老师见面，并演奏《三门峡畅想曲》给她听。我记得当时她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也表扬了我。记得她跟我说，“音乐里面有虚实，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表现方式，等你长大了，你会感受更多，也会拉得更好。”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人们常常提起的名人，她的认真，说话时的眼神、表情都给我印象很深。特别是看了她演奏的《新婚别》，与《春诗》的印象相比有较大的反差。演奏《新婚别》这样的叙事性作品既需要有女性的柔美委婉、生动亲切，更需要有戏剧性变化和荡气回肠的大气度。随着与闵老师交往的加深，我在闵老师的演奏中、在她的言谈话语中又感受到了另一面，她的演奏不仅具有女性的清新、流畅和柔美那样的特性，同时她还具有像男性一样的阳刚之气。

随着我在全国比赛中崭露头角，总是有人会向我提起前辈闵惠芬老师、当时还年轻的姜建华老师和我，说我们三个人很像。但是我听了她们的演奏，就会想，我的演奏特点和音乐风格与闵老师、姜建华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人们总是说我们像呢？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同为女性二胡演奏者，在我们的音乐中，有女性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既有柔美、歌唱，还有一种内在的耐力和韧性，而更多的是，在我们三个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我们的音乐中还带有一种阳刚之气。这也让我常常思考，一个女性演奏者可能当她具有与男性不同的刚柔相济的气质之后，她的音乐就会有更宽的路子。我还注意到，闵老师是一位南方出身的演奏家，但是在她身上除了南方人的细腻、柔美，也有北方那种粗犷、豪放的性格。可以说，她是融女性的阴柔之美与男性的阳刚之气于一身、融南北音乐风格于一体的民乐演奏者。或者说，这种兼容性往往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女性演奏家身上所具备的。

直到90年代，我读到了萧梅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国乐三女性》之后，更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萧梅在《国乐三女性》中谈到了属于三代人的、具有不同年龄段、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女性音乐家，一位是曹安和先生，一位是闵惠芬先生，还有一位就是我。在那篇文章中，她访谈了我们这三位女性民族音乐家，并介绍了我们三位在不同的成长期和社会环境中对事业的追求和认识，文章中有我们的观念、言谈，也有她的评价以及和我们的问答。在那里，我看到了闵老师的叙述和表达，更多地了解到她的艺术成长轨迹和心得。她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强调作品的内涵和韵味，而不是只有技术没有音乐。

柔美、流畅以及情感的倾诉是闵老师演奏中特有的美。听她演奏的《江河水》，其中的如泣如诉；听她改编的《洪湖人民的心愿》，其中的抒情、流畅和生动入微，从中都能感受到她的女性气质与情感表达。她演奏的大型作品以《长城随想》为代表，兼顾女性与男性的阴柔与阳刚，也兼顾了南北音乐风格中的秀美与粗犷。从某种意义上说，二胡艺术善于表现的凄苦、哀怨情感，包括叙述性的、戏剧性的人物情感表达，这也是女性演奏家更擅长表达的情感。这在闵惠芬老师的演奏中体现得较为突出。欣赏她的演奏是可以专从女性视角去体验和理解的。她的成名作《春诗》，尤其富有一种女性视角下的诗意，这样的乐曲在那个年代让人耳目一新。

我还有一个体会，女性演奏家的成功来自她们特有的执着、耐力。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是《长城随想》这部作品的诞生与演奏，其实是与闵惠芬老师对事业的执着和耐力直接相关的。当年，刘文金老师作为中国艺术团的成员访美，在联合国大厦看到中国万里长城的挂毯，按捺不住激动的情感，说：“我一定要写一个以长城为题材的作品。”在他身旁的闵惠芬老师听到后就一直磨着他，说：“你一定要写给二胡，写个大型作品！”一般人会想，二胡擅长表现悲切、凄苦的情感，以长城这样的题材来创作更适合用民族交响乐的形式，体现一种雄浑、宏大的气势和胸怀。但是，闵老师以女性的执着和耐力一直跟刘老师说：“一定要写成二胡作品！二胡是民族器乐的代表，有着民族灵魂的声音，用二胡来诉说，一定会演奏得很好！”并且，回国以后，她就一直盯着刘老师要求这个作品一定要写成二胡的。所以，《长城随想》这部作品的诞生固然与那个特殊时刻的创作动机有关，但是闵老师的期待和执着，以其女性特有的耐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去促成这样一部二胡大型作品的问世，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长城随想》的诞生也是闵老师艺术生命新的诞生，人们看到她重返舞台或者听她演奏这部作品时更是有特殊感受的。

二

在我出道后，就有更多的机会和闵老师一起同台展示二胡艺术，交往也更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跟闵老师一起谈到我们共同热爱的二胡事业。对于一些以流行音乐方式来表达的二胡演奏，我们都认为，二胡艺术的表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但是其内在的文化内核、特有的气质是不能缺失的。有一次，记得是我们一同在无锡、南京演出，当时闵老师谈到她到俄罗斯录制了一些唱片，都是和交响乐团合作的大作品。当时她就跟我说：“现在我录音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够满意。我知道年龄大了，我不会让我自己真得满意了。”当时我跟闵老师说：“您是我们的榜样，您不断探索、推出不同的作品，一直在努力，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闵老师说：“我现在知道，以后越来越不能让自己满意了。所以，宋飞啊！你不要像我，你要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演奏，记录自己的心得。我年轻的时候就想，我以后会拉得更好，不着急。你不要像我这样有遗憾。”从那次谈话后，我每年会不断录制出版一些新的东西，无论是演奏的作品或者教材，一直没有间断过。这样的一种记录，就个人而言是一种个人艺术经历的记录，而就专业的发展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闵老师给我的这样一种推心置腹的教诲，让我受益，这是一种特殊的关怀。

闵惠芬老师的艺术生命是和她身患癌症后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重返舞台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回忆与闵惠芬的几次对话》一文中，曾提到闵老师跟我说起她在手术后恢复演奏的事。那时，她想重归舞台，为了恢复右手演奏的功能，忍着钻心的痛，天天锻炼，决不放弃。最后，她以难以想象的意志力，奇迹般地重返舞台了。闵老师还对我讲了她在患病最严重时、也就是弥留之际的感受。她说，那时突然身上一点都不痛苦了，身体飘飘然，眼前出现了蓝色的雾和光，这时，脑子里突然持续出现一个旋律：

之后，随着音乐冥冥之中的引领，她就挣扎着从死亡线上回来了。后来，她在病床上把自己弥留之际在脑中听到的旋律写成了一首曲子，就叫《音诗-心曲》。听闵老师讲这些事，对我心灵上的震动很大。她的这种特殊经历以及和音乐相依为命的感受，让她的生命不同了！她认为，是音乐把她从死亡线上抓回来的，所以她一定要回到舞台上，回到音乐中来。

我想，闵老师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她的音乐表达出来的对人生的感受是会超越以前，也是与一般人不同的。同时，她对音乐的热爱也是超越常人的。生命在她身上之所以出现了奇迹，是因为她对音乐的执着，使得她的生命那样顽强。当她回到舞台的时候，由于有这样一段人生经历，使得她对艺术的感受、表达以及热爱和执着变得更加与众不同。闵老师在重返舞台后除了专业的演奏，也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人民群众，她经常到工厂、企业和学校进行演出，她以这样的方式怀着对生命、对音乐的热爱，服务人民群众，实现生命的价值，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三

闵惠芬老师从她在上海之春演奏《春诗》开始，直到后来不断努力，推出了《新婚别》《夜深沉》《客拉沁草原的传说》《诗魂》《川江》《长城随想》等一些大型新作品之外，她在二胡演奏艺术上一个执着的追求就是二胡声腔化演奏。从她跟李慕良先生学习京剧唱腔的演奏，一直到后来对黄梅戏、越剧等地方戏曲声腔的演奏，包括她移植的《洪湖人民的心愿》等民族歌剧唱腔，使得她的音乐演奏中那种如泣如诉、委婉歌唱的诉说越发成为她一个非常突出的艺术特点。这也非常符合二胡这一民族弓弦乐器的弦乐特性，也符合民族器乐中不少乐曲来自民歌、戏曲等民族民间音乐的歌唱性特点。

二胡演奏的声腔化是闵惠芬老师二胡演奏艺术一直实践、直到晚年仍然不断追求的艺术行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民乐演奏家就有专门演奏京剧唱腔的实践，而闵惠芬、许讲德老师就是二胡界的代表。闵惠芬老师演奏过京剧唱腔后就对各种地方戏曲、民歌的声腔化演奏有更多的关注。在她的曲目中，有对京剧《逍遥津》、黄梅戏《打猪草》、越剧《宝玉哭灵》等声腔的演奏，体现了她对二胡声腔化的重视，以及将二胡的演奏扎根于中国民族音乐这样一种观念。她演奏的声腔化作品都是扎根民间，不脱离民间艺术，包括她写了一首长弓练习《忆江南》，也是用江南的音乐语言来写的。也包括演奏潮州音乐《寒鸦戏水》。她的声腔化演奏，注重字正腔圆，对人物唱腔、情绪的刻画，音乐形象生动到位。她虽然是一位南方的演奏家，但是涉及多种音乐风格，她的演奏，天南地北都有。

闵惠芬老师在艺术道路中不断推出自己的代表作品。很多人是从她在影片《百花争艳》中演奏《江河水》认识她的。同样是演奏《江河水》，黄海怀先生演奏的是管子吹奏的味道，而闵老师的演奏正因为有二胡声腔化的探索和实践，所以，她的演奏比较二胡化，乐曲演奏中，模拟人声的语气，抑扬顿挫，把声腔化运用到乐曲的演奏中。闵老师演奏《江河水》，其音腔的表现具有语言声腔变化的特点。她在运弓行腔过程中注意运用弓头、弓腹、弓尾不同的滑音、装饰音和揉弦的润饰，使其更加具有语音化、声腔化的特点，这也使得她的演奏越来越具有独特的风格，甚至成为她的一种演奏风格样式。她的二胡声腔化演奏不拘泥于器乐化，也不是单纯的声腔模仿，而是介乎、游离于两者之间，在行腔走韵中把二胡特殊表现力和乐曲的风格一一呈现出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闵老师在康复之后不久就接到与香港中乐团合作的演出任务，演奏关遁忠先生的《第一二胡协奏曲》。这首曲子创作于80年代末，是一首按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协奏曲模式创作出来的作品。创作中使用有很多西洋的创作手法和音乐语汇，并且对二胡演奏的手法、技巧有很多新的拓展。这首曲子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当难的了。据关遁忠老师说，首演者黄安源在演奏时说，“这不是人拉的曲子啊！”在那个年代，此曲的演奏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而闵老师正是在她大病康复后来完成这场演出。当时，关老师怕她身体吃不消，一直非常担心。但是，用闵老师自己的话说，她是很顽强地把这部作品“啃下来了”，而且那天的演出也是出奇地顺利。这也让同行们对她的这份执着和毅力非常钦佩。2007年，她来北京看我演奏关老师的《第三二胡协奏曲》后说：“哎哟！你们现在真不容易，作曲家写得越来越难，你们真不容易！”这时，我就想到，闵老师当年是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去完成新作品演奏的。

记得有一年中南海怀仁堂重新翻修后要搞一场演出。当时中央民族乐团有一档二胡和笛子的节目，一首《良宵》，一首《洪湖水浪打浪》，还有一首《二泉映月》。当时中央民族乐团的负责同志坚持上《二泉映月》，由我来演奏。理由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反响很好，也是团里的保留曲目。安排闵惠芬老师在我之前演奏一首《良宵》，中间穿插一首笛子曲。当时，我就提出，“闵老师是前辈，她不应该在我前面出场，曲目应该由她来挑，这样比较好。”但是中央民族乐团的负责人认为，在维也纳演奏的《二泉映月》是乐团标志性的保留曲目，并且这是以中央民族乐团为主的演出。我说，“实在要由我来演奏《二泉映月》的话，就由我先出场，闵老师后出场。”最后，在我一再要求下，团里决定先和闵老师联络，问问她希望演奏哪首曲子。因为我觉得，前辈应当得到尊重，因为我们也会成为后来人的前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对前辈的尊重，后人也会尊重我们，这是艺德。我们身上既要有民族艺术的传承，更要有艺德的发扬和传承。后来，团里联系闵老师，说：“宋飞请您先挑曲子。”闵老师就说：“宋飞是个好孩子啊！我演奏《二泉映月》吧！”那天在怀仁堂的演出结束后，闵惠芬站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之间，我记得她对陈朝儒先生说：“今天的演出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其实，每当我回想这些，那份幸福不仅属于她，也属于我。

闵惠芬老师对于二胡艺术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她首演的一些二胡作品，其中许多已经成为舞台上经常演出的经典曲目。闵惠芬老师的艺术特点我以为最为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创新性，这里主要指的是她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奏家，在二胡演奏的二度创作中，特别是通过对新作品具有创新意义的音乐诠释，对二胡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她对《新婚别》《长城随想》等作品的音乐诠释上；二是民族性，这主要体现在她在二胡演奏中始终坚持的、通过音乐来表现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格等方面，这些在她演奏的一系列作品中均有体现，其中包括她对传统音乐的重视，在“二胡声腔化”方面的实践，她在这方面留下的成果是二胡艺术的一笔重要财富；三是人民性，这主要指的是她一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特别是在她身患重病后重返舞台，除了依然参加一些专业性的演出活动，她还到工厂企业、学校中去演出，将二胡艺术奉献给更广大的听众，在音乐中表达人民的生活和情感。闵惠芬老师对生命以及二胡事业的热爱，以坚强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为二胡艺术奉献终身，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她对事业的执着与奉献，给我们这一代人以鼓舞和鞭策。从她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群体的代表，看到的是一代人的缩影。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