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军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系，甘肃 定西 743000）

农村体育的变迁及社会学分析
——基于甘肃省通渭县农村体育研究∗

张学军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系，甘肃 定西 743000）

采用实地研究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通渭农村体育变迁的历程、特征及社会各因素在变迁的作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村体育的变迁经历了五个阶段；其特征有民间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相互融合、农村体育设备、经费的增长和体育管理制度的完善等；社会政治环境对农村体育变迁起着导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是农村体育变迁的基础条件，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为农村体育变迁提供了外在的动力，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农民劳动生活方式的改变为农村体育提供了内在动力，大众传媒的发展是农村体育变迁的辅助手段。

农村体育；体育变迁；通渭；社会学

农村体育是指在县及县以下广大农村开展的, 以农民为主要参加对象,以增强体质, 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1]，其变迁主要表现为村民参与体育的观念、内容以及农村体育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的进步、停滞、倒退等现象，不仅具有鲜明的共性特征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不仅取得令人属目的成就，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艰辛和挫折。通过对通渭县农村体育变迁的历程、特征以及对各种因素在变迁过程作用的分析，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体育变迁的特征、影响变迁的各种社会因素，对农村体育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概述

以通渭县农村体育变迁为研究对象。通渭县为甘肃省定西市属县，位于定西市东部，东西长约78千米，南北长约64千米，总面积2908.5平方千米，现有农村人口42万人，占总人口的 91.57%。解放前，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社会潜力和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利用，经济萧条，文化落后。1949年8月，通渭解放，由于文化的兴盛，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发展。以“全国体育先进县”、“全国田径之乡”等而闻名遐迩。

1.2 研究方法

1.2.1 实地研究

对通渭县十八个乡镇的37个村社进行走访、观察，深入了解，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访谈、口述等多种形式了解建国以来体育发展的状况。对不同性别、不同文化层次的村民、教师、干部进行访谈。

1.2.2 专家访谈法

走访了相关专家、学者、文体局有关领导、体育先进个人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农村体育变迁的历程

2.1.1 农村体育的初步发展阶段（1949－1957）

1949至1955年，通渭农村进行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农村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日益丰富。1956年6月,国家体委和青年团在北京首次召开了“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开展体育活动的做法。强调农村体育的开展必须依靠青年团、妇联和民兵等青年组织,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尽快建立农村体育组织,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为响应这一号召，通渭县在1950年成立了以县妇联为主要力量，以中小学教师和退伍军人为主要骨干，在农村发动青年开辟体育场地和制作简易的体育器材，组织村民开展各项军事体育活动，农村体育有了初步的发展。

2.1.2 农村体育波浪发展阶段（1958－1965）

1958年底，通渭全县开展大炼钢铁“大会战”运动，一些农村体育器材，包括民间武术器材都统一收缴，成为炼钢的材料，农村体育设备受到严重破坏。而且，由于全县大搞“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出产”等浮夸风及自然灾害，农民苦不堪言，农村体育活动几乎停滞。1962年，按照“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和“全民皆兵”的思想要求，全县民兵增长到7万多人，占当时通渭总人口的25%，县武装部在各农村蹲点，进行一系列军事体育训练。1963到1965年由于农业丰收，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恢复，农村体育也得到恢复。特别是1964年7月,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开展“游泳、射击、通讯、登山”四项活动的指标。通渭各乡镇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军事野营活动，对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2.1.3 农村体育的“兴盛”阶段（1966－1976）

“文革大革命”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遭受到建国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农村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相对于城市而言要小得多,农村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在一定程度上给农村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某种基础条件。在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农村体育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特殊的“兴盛”局面。[3]

1966年10月，通渭各村社成立了“红卫兵长征队”，为了宣传政治，“美化”革命，他们在农村组织开展一些体育政治活动。1968年后，一些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来通渭村社插队落户，为了发展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他们与当地的中小学生带动农村青年在农村修建体育场地、制作体育器材，成为农村体育的主要骨干。1972年,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在安徽芜湖召开，会议要求有步骤地开展农村体育工作。通渭于1972年在县城建设一座2500平方米的体育场，在马营、鸡川、榜罗等乡镇开辟了200米的田径场地。1973年后，为了响应全国“学大寨”和“学小靳庄”的体育活动热潮，农村组织“体育大军”进行比赛、农村记工分要加体育标准等活动。农村体育活动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呈现出异常的“兴盛”现象。

2.1.4 农村体育的恢复阶段（1978－1991）

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10年动乱宣告结束。1980年通渭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日益广泛，农村体育得到了发展。1981年，通渭县被甘肃省体委和教育厅评为“学校体育卫生先进县”；1990年，被国家体委评为“全国田径之乡”；1991年，县委、县政府发出了“全县上下总动员，争创全国体育先进县的”号召，农村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农村按县上总体要求，积极组织“百万农民健身”活动和“全民健身月”活动。到1991年底，全县310村成立了体育领导小组，县体委、县农委举办农村乡镇体委干部培训班，对全县各乡镇体委主任进行业务培训。这些有力的措施使农村体育很快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2.1.5 农村体育全面发展阶段（1992至今）

1995年6月2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从面向21世纪,提高民族素质的战略高度出发,对本世纪末到2010年我国群众体育的目标、任务、措施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对农村体育也明确提出“提高农民的体质与健康水平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和各级农民体育协会的作用,并与文化站协同配合,做好体育工作，继续开展评选全国体育先进县活动,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

为了推动农村体育的全面发展，县政府通过多种渠道资金投入，新建农村体育场地和购置体育设备。1992年12月，全县各乡镇开辟了篮球场、体育活动室，其中有14个乡镇建立了灯光球场，全县农村共有篮球场384个，乒乓球台447个。同年，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体育先进县”；1998年被国家体育总局命名为第五批“全国田径之乡”。进入21世纪，农村体育又有了新的发展，2001年命名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县”。

2.2 农村体育变迁的主要特点

2.2.1 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

通渭地处陇中，历史悠久，即从置郡建县的西汉元鼎初年开始，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世代劳动人民为了推动历史的发展，进行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演绎出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文化。在明末清初，武术就盛行于通渭，以后世代相传，蔚成风气。对民间传统武术统计，仅1985年挖掘整理的流行套路就有135套，其中拳术类33种、器械类74种、双练类28种。[4]同样，在民间还盛行着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如秋千、打毛蛋、踢毽子、放风筝、跳皮筋、跳八房、腊花舞、蛤蟆娃、狮子舞、旱船舞等。建国初期，一方面由于农民生活条件较差，无钱购买体育器材，另一方面没有体育场馆，农民主要以这些民间体育进行娱乐、锻炼。这些项目不仅锻炼了人们的协调性、灵敏性，激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为贫困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1972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的发展，体育事业也开始恢复发展，设备逐渐添置翻新。特别是于1972年创办的通渭县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为通渭县各乡镇基层培养了体育骨干和中小学体育师资力量，也使一些现代体育传播到农村，特别是篮球、排球、乒乓球、体操、足球等在农村比较盛行。此1985年各乡镇成立“农村体育会俱乐部”以来，经常开展一些农村体育活动，不仅有一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而且有现代体育项目和娱乐项目的比赛。传统的体育项目主要有武术、花车旱船赶毛驴、跳皮筋、跳八房等；现代体育项目主要有乒乓球、篮球、排球、田径等；还有一些娱乐性比赛项目，如拔河、跳绳、放风筝等。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农民对体育的需求，民间体育得到大力的发展，同时，随着农村体育设备的完善，现代体育项目也日益发展。民间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为农村体育的变迁提供了基础。

2.2.2 农村体育设施从一穷二白到大量的投入

由于受政治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制约，改革开放前通渭县各乡镇几乎没有修建体育场地，农民的体育活动主要在房前屋后或田间地头。1978年，全县体育设备仅有3万元左右，到1985年增至10万元左右，其中农村体育设备约6万元。此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体育管理制度的完善，农村体育场地有了较大改善。1989至1991年，全县18个乡镇先后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310个村成立了体育领导小组，在体育运动委员的指导下各农村体育小组制定了一些体育管理措施和农村体育活动方案。至1992年12月，全县18个乡镇开辟了新建篮球场，体育活动室，其中有14个乡镇建成灯光球场，全县的乡镇村社有篮球场384个、乒乓球台447、个羽毛球场46个、体育活动室23个。[5]特别是在1995国家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县城先后成立文化广场健身一站、文化广场健身二站等全民健身中心，健身项目有太极拳（剑）、羽毛球、长跑、爬山等，每天正常晨练约3000人以上。和以前体育场地和设施相比，现代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状况明显得到了改善，但仍不能满足农民进行体育活动和锻炼的需要，还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在建国初和“文体大革命”时间，由于通渭人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当然政府也不予以体育设备的配备，农民更不愿意进行体育投资。农民活动的体育设备主要是随手拈来的生产工具和自己手工制作的简单体育器材，如拔河、丢沙包、打柁螺、踢毽子等。在当时，最为奢侈的文体用品就是民间的一些武术器械，但是，由于农村武术传授受等级、辈分等封建世俗思想的影响，大部分农民没有武术的传承权。

2.2.3 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与农村体育人才的培养

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基础，同时又是体育传播的主要中介，也是农村体育发展的主要条件。建国初期，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体育工作，1952年，全县农村中小学推广第一套广播体操；1953年，为积极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重要指示，广泛开展‘两操’和课外活动，使学校体育日益正规化、科学化、系统化。1959年，由于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学校体育被迫停止，1962年后恢复正常。特别是1972年通渭县青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的成立，不仅为国家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和基层体育骨干，而且充实了中小学体育师资力量。学校体育的发展不仅为通渭农村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大力发展。

此1972至2005年以来，通渭县各乡镇共举办田径运动会600多次、篮球运动比赛1200多次、组织武术比赛520多次，这些活动涉及全县村组，农民参与面广，并涌现出一些农民运动家，代表通渭参加省级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随着学校体育的发展和体育人才的增长，通渭与外界的体育交流也逐步增加，在1986到2005年间，通渭共承办定西市（地区）田径、篮球、门球、中国象棋、围棋等运动会 9项（次），承办全省重点体校田径选拔赛、传统项目学校篮球分区赛、全省武术散打等6项（次），全国篮球邀请赛4次。体育交流的频繁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也促进了农村体育的发展。

2.2.4 农民体育意识的增强和各农村体育协会的兴起

建国初期，由于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不够全面，体育信息不畅通，尽管成人有一些较为简单的体育活动，小孩也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游戏，但没有人会认为这就是体育活动。这些活动是一种特别原始的心理或生理需要。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疯狂的政治背景下，农民的原始的心理和生理需求也因政治运动泯灭[6]，进行这些活动或游戏可以为村民贫乏的精神生活增加一些乐趣。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举国上下，振兴中华；拨乱反正，百废俱兴。通渭的经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体育事业也不断的蒸蒸日上。1985年，全县18个乡镇建立了“农村俱乐部”，在农村俱乐部的协调下，各村社成立了农村体育协会，组织农民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体育协会的成立和发展，不仅提升了农民的体育意识，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而且使群众对体育的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现代体育项目的融合，大部分家庭有了花钱买体育用品的意愿，虽然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体育用品，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体育消费的意识。

2.3 社会因素在农村体育变迁中的作用

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体育的腾飞依赖于社会的进步。农村体育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特别是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农民劳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大众传媒等，这些社会因素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与变迁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

2.3.1 社会政治环境

政治对体育施加的影响决定了体育的发展。[7]农村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总是伴着我国政治及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政治环境总是规定和制约着体育发展的方向与水平，为农村体育的变迁起着导向作用。

1949年8月，通渭县人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通渭人民摆脱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通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崭新的姿态和豪迈的革命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并于1956年走上了合作化道路。提高农民的劳动力，“改善人民的健身条件，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8]，因此，体育运动被提到政治层面上。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一些民间传统体育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成为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不仅促进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提高了农民的身心健康。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发出后，通渭县委派工作组进驻通渭一中，县医院、文化馆等单位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标志着通渭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在农村出现了“兴盛”的体育活动，由于极“左”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村体育思想遭到扭曲，农村体育被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宣传政治、美化“革命”形式，鼓励个人崇拜的政治工具[9]。农村体育设备遭到大量的破坏，一些民间的武术艺人为了“逃避革命”停止了武术表演等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在“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许多体育活动逼近停止，体育器材被毁，体育场地荒芜，1968年复课后，以“军训”形式代替学校体育。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通渭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使农村体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与损失。

1980年，通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各项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通渭体育事业蓬勃兴旺。1998到2005年，通渭连续8年获国家体育总局评选的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称号，并分别与1990和1992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田径之乡”和“全国体育先进县”。改革开放后通渭体育的恢复与发展是中央对“三农”工作重视的结果；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等政策文件颁布实施的结果；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结果。

2.3.2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条件是决定体育活动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家庭，如果经济基础差，农民连基本的衣食住行等都成问题，其农村体育活动则很难正常开展。

通渭农民有通过农、林、牧、副各业生产，进行商品经济的传统习惯。解放初，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善，农村商品经济呈发展的势头。

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一方面由于“左”的思想，出现了“一平二调”及工作上的大浮夸、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政治运动和路线的偏向，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使得通渭农村经济出现了停顿的状态。通渭出现了人口大量外流，浮肿和死亡现象，至1961年底，总人口比1958年减少了7万多[10]。由于经济的困难，农村体育出现了低潮甚至是停滞不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农村都出现了“兴盛”的体育现象，由于通渭的经济再次遭受到破坏，农民口粮严重不足，加之体育器材严重的破坏，农村体育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1978年来，由于实行了一系列适合农村情况的政策，包括减轻农民的负担，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83至1985年通渭连续三年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不但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而且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迅跑，经济状况的改善为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至1985年，通渭体育经费由1970年的971元增长到98000元，其中农村体育经费占 46.38%。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也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2.3.3 文化变迁与教育的发展

通渭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早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境内有较多的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遗址和青铜时代齐家文化遗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通渭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投入的增加。1998年建成了通渭县文化中心大楼，改建了平襄、常家河、义岗川等乡镇文化站。这些有力的措施不仅促进了通渭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且促进了农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并朝着更加文明、现代化的发展。

多年来，全县举办各类书画展数百次，举办“城乡互动文体活动”，各机关、单位组织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体育器材等下乡活动。在各乡镇的文化站的组织下，开展一些农民运动会，县体校派一些体育指导员在各乡镇进行巡回指导农民健身活动。而且，在每年的国庆节、春节举办“健身大拜年”、“群众体育节”、“全民健身月”等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通渭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文化素质和修养、增强了体育意识，促进了通渭各乡镇文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

同样，改革开放以来，通渭教育事业成绩显著，到2005年底，全县有各类学校361所，在校学生109921人、经费投入2346万元。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人们的整体综合素质，而且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传统的一些体育项目深受农民的喜爱，但他们一直没有登过大雅（学校）之堂，始终处于边缘化，在改革开放日渐深入的今天，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学校，深入到课堂，使农村的传统体育项目得以保存和传承。而且，学校体育的发展，培养出许多优秀的体育人才，这些优秀的体育人才大多数回到农村基层，为推动家乡的体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3.4 农村人口综合素质

体育的发展，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体育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1]。

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通渭县的农民文化程度水平是部分文盲加上小数半文盲的状态，虽然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全县进行了大量的扫盲工作，由于教育受损严重，仅小学就关闭了73.6%，同时加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狂热”和盲目性，并没有让通渭人的文化程度发生根本性变化。1964年全县中不识字的人口占48.66%；初识字的占10.59%；小学文化程度占3.29%；初中文化程度占1.41%；高中文化程度占0.33%；大学文化程度的占0.05%。

体育意识是影响体育行为的重要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体育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具体反映，是人们对体育感觉、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总和，它集中体现在人们参与体育活动欲达到的目的上。由于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得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接受体育意识和体育信息受到限制。随着通渭教育事业和农村经济全面的发展，全县文盲和半文盲的人口比逐步减少，到2000年，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69%；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6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1.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44.60%。近年来，通渭农村大批青年外出务工，他们通过多种途径获得更多信息，从而他们思想发生了变化。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使人们的意识形态逐渐提升，体育意识逐步增加，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2.3.5农民劳动生活方式

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特定的劳动方式，一定的劳动方式又会产生相应的体育形式[12]。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观念层次的变化使人们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的愿望会越来越强，同样，农民对体育的需要随着观念的转变也日益增加。

建国初期，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因素和自然灾害，农民的生活极度宭迫。大多数农民住的茅草屋，穿的粗布衣，有着“光膀赤脚顶酷暑，破衣烂衫冒严寒”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因此，在农民连温饱问题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农民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来解决温饱问题。再加上“二人抬杠”的传统生产方式，使得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开展各种体育活动。

改革开放后，通渭人民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不再为生计而发愁，也不再为自家的生产能力而担忧。而且，随着国家扶贫的政策及全县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农民的经济收入逐步增多。传统的生产方式由人力转为机械化为主，农业科学化程度日益提高，统一的集体经济生产方式彻底改变，生产力水平大大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民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传统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农民的闲暇时间也逐步的增多，农民有了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和精力。近年来，由于新农村建设，农民生活方式日益城镇化、现代化，都促进农村体育的变迁。

2.3.6 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

通渭自古境内山梁起伏，沟壑纵横，有着“大道不通，车不畅行，驮不成队，唯有肩挑背负”的说法。建国初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民大部分信息是从村里的“大喇叭”、《通渭报》以及进村的电影获知的。尽管1951年1月成立了通渭县收音站，1956年开始筹建县广播站，只有12个区政府和65个乡政府所在地安装了广播喇叭，每天共播放180分钟，但在1960年由于经济出现困难，全县广播中断。1981年底，全县通广播生产队仅占44%，由于多年风吹雨淋，管理不善，使农村广播木杆线路受到严重破坏。1999年10月，国家投资 9292.52万元对通渭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工程，1998年，通渭县被甘肃省列为全省“村村通”试点县之一，到2001年，通渭实现了村村通电。电视和广播的覆盖率达到 100%，一些经济较好的家庭有了电脑。电视、电话、录音机等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必备的东西。特别是一些外出务工回乡后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奥运会、世界杯等重大体育比赛，少数农民开始购买体育彩票和一些便宜的体育器材。

电视、广播与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体育信息的传播速度，不仅使农民开阔了视野，得到了大量的体育知识和体育信息，提高了人们的体育意识和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程度，缩短了体育活动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为农村体育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手段。

3 结论

3.1 从通渭农村体育变迁的历程反映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体育变迁的历程，即农村体育的初步发展、农村体育的波浪发展、农村体育的“兴盛”、农村体育的恢复和农村体育的全面发展五个阶段。

3.2 农民选择体育活动方式和体育意识受到所处时代、阶段的限制，一定时期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意识和体育活动反映出所处年时代的物质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体育的变迁不仅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也有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其主要表现为：民间体育的传承与现代体育的融合；农村体育设备、经费的增长和体育管理制度的完善；学校体育的发展与农村体育人才的培养；农民体育意识的增强和农村体育协会的兴起等。

3.3 建国以来，通渭农村体育的变迁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折射出我国自建国以来体育变迁的主要因素，主要有：社会政治环境因素对农村体育的变迁起着主导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是农村体育变迁的基础条件；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为农村体育变迁提供了外在动力；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农民劳动生活方式的改变为农村体育变迁提供了内在动力；大众传媒是农村体育变迁的辅助手段。

[1] 卢元镇. 社会体育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3.

[2] [美]艾尔·巴比.邱泽译.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 卢文云,熊晓正.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与启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4：456

[4]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603.

[5]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641.

[6]孙葆丽，杨文学，潘建林，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9（6）：6-8.

[7]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8]《体育史》教材编写组.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9] ]孙葆丽，杨文学，潘建林，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9（6）：6.

[9] 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4.

[11]马志强.新时期小康社会建设中体育与人口素质的相互关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3：51.

[12]商勇，柳慧玲.转型期农村体育变迁的社会因素分析——以重庆万州农村为例[J].体育文化导刊，2006，9：12.

[13]杨继绳.通渭——曾是“苦甲天下”的地方[J].炎黄春秋，2005，12.

[14]通渭县办公室.中国通渭[M].内部资料，2004.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ports Change in County Rural of Tong Wei

ZHANG Xue-jun
(PE Department of Dingxi Teachers College, Dingxi 743000, Gansu, China)

Using methods such as field studies,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 the role and the social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Tongwei rural sports chang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hanges of rural sports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 the features include the mutual fusion of civil traditional sports and modern sports, the growth of rural sports equipment and funding, the perfect of sports management system; so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has oriented role on the rural sports chang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s the based conditions of rural sports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 has provided external power for rural sports changes, the improve of population integrated quality and the change of farmers’ labour lifestyle has provided inherent power for rural spor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media are secondary means of rural sports change.

rural sport; sports changes；Tongwei; sociolog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1XTY 002。

张学军（1976—），甘肃通渭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