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晓流

摘要：三国文化的研究，有时存在着表面的、就事论事的、甚至夹杂些争“知名度”的东西，缺少历史地、系统地、完整地表述。因而在研讨三国文化时，应注意总体把握，如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流派等诸多因素对文化的影响、制约，让人们对三国文化有个较全面、较系统的了解。

关键词：三国；三国文化

魏、蜀、吴三国（下称三国），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存在半个世纪左右，但在国人心目中的影响程度却胜过某些统治时间较长、人民生活较安定、经济发展较好的朝代。直到今天，国内相关宣传、研究者众多，各地举办的三国讲坛、研讨会、纪念会、文化节等一个接一个，其热度是其他历史事件难以比拟的，这对宣传三国历史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不可讳言，就某些方面看，三国文化的研究，存在着表面的、就事论事的、甚至夹杂些争“知名度”的东西，缺少历史地、系统地、完整地表述。有些“打造”出来的东西，脱离历史实际，原本想弘扬历史优秀文化，分辨是非，却造成新的困惑或新的议论热点。就此谈点个人见解。

一、三国文化主流

文化一词，含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一般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传承下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狭义的文化，是指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等，是广义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本文探讨的侧重点。

历史或以历史背景形成的文艺作品，属非物质文化，是作者（过来人或后人）写昨天及以远的事。有实在的，如史志类；有虚或较虚的，如文学、艺术作品等。由于作者各具个性，再加上认知上的差异或时空限制，其作品会出现某些偏颇，为后人研究或发表不同意见留下了空间。

1、两个版本的三国文化

现在社会上热议三国文化，主要来自两个（或两类）版本：一是《三国志》及研究三国史类书，人们称之为正史，讲求以史实立论；一是《三国演义》为代表的相关民间故事、戏曲、绘画、遗迹（址）、古建筑等，或称文艺作品或非物质文化，注重语言艺术的运用。

《三国志》是我国古代四史之一，西晋陈寿著。陈曾任蜀观图令，蜀主降魏后，“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原不至贬废，除（意指去故官，就新职）佐著作郎……又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蜀魏吴三国志”（《藏书》）。后人评论陈“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二十五史·陈寿传》）。此志书是学者研究三国史的重要史籍。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典小说名著之一，又名《三国志通俗演义》，元末明初罗贯中著。“据正史，采小说”并吸纳了《三国志平话》（元）、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等内容而成，形象地再现了三国兵争，纷繁曲折的斗争场景。它同反映三国其他文艺作品如戏曲、绘画等共同形成“三国文化”。

由于两个版本的写作要求与表现手法的不同，在实与虚上差异明显，引起史学与文学之争。而在一般民众中则往往忽视其差异，甚至将文学中的人和事替代真实的历史，这是值得注意的。

2、三国文化主流

三国文化主流是汉代“独尊儒术”的延续。建安八年（203）七月，曹操令曰：“丧乱以来（指董卓杀少帝刘辩）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曹丕登帝位的第二年，下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也。遭天下大乱，阙里不闻讲诵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曹氏父子尊儒思想可见一斑。诸葛亮在《草庐对》中，分析当时形势后提出策略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当然涵盖汉文化。任蜀汉丞相后，为达此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建兴十二年（234）病殁军中。史学家范文澜认为，诸葛亮治理蜀汉，“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诸葛亮文选选译》）。以上说明三国文化是汉代文化的延续或继承。

3、三国兵争与文化

战争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社会生产力和文化的破坏力是巨大的。在你死我活面对面的拼杀时，使用的是暴力行为；而战争的指导思想，要达到的目标，使用的战略战术、胜败结局及留给人们的记忆、遗迹等则属于文化或战争文化。三国文化中反映这场持久战的文艺作品属于这一类。在评价三国文化中，一部分人以恢复汉室（拥刘派）为正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汉室不可兴”，主张“鼎立”。在统一与分裂上又隐藏着各自意图，如曹魏的统一并不代表汉室，刘备、孙权联盟抗曹也不是为恢复汉制而战。实际上的战争，恐不能回避为争夺皇权的目的。史料告诉人们，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将战争指向荆州、吴越，以图统一全中国。诸葛亮《草庐对》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建议刘备占领荆（州）益（州），“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机灭曹，“汉室可兴”。此前，东吴孙策、鲁肃曾提出过类似策略。建安五年（200），“（孙）策创甚，招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众等善相吾弟（孙权）。”不久孙权会鲁肃密议，鲁肃回答孙权“何以佐之？”肃对曰：“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三国志》）孙权接受了这一指导思想，遂有鲁肃急赴已败退长坂坡的刘备，商联合抗曹之计。

正由于鲁肃、诸葛亮的“鼎立（足）”谋略，促成孙刘联合，才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将理论上的“鼎立”，演变成后来的三国。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单一性国家（此前中国的统一是“邦联”式或共主制的，中央权利有限）四百余年后，中国遭遇了第一次分裂。可以设想，如果肃、亮促孙、刘用和平手段与曹操谈判，置谁当皇帝于度外，共谋统一，或“三国兵争”可避免（实际不可能，因肃、亮是封建主义文化意识的忠诚代表）。理由是，此时形式上汉献帝（年近三十）还在位，且此前刘、关、张曾投靠过曹操并被任职受封；孙权也拟接受曹操的许诺，还建议曹操称帝。条件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国家统一与争夺皇权，孰重孰轻的认同上。至少在理论上维护国家统一，应该是第一位的。

“三国兵争”对文化的发展创新是负面的。“乱世兴武，盛世兴文”的观点，切合三国实际。前面引曹氏的令、诏已说明了问题。《藏书》名臣传述印证了这一观点。以两汉四百余年与三国五十年左右作比较（汉∶三国）。武臣中大将、名将比16∶7；智谋名臣10∶16（无诸葛亮）；儒臣中，德行门13∶0，词学25∶1（1为曹植，汉末年28岁，40岁卒），经学（五经）32∶0，史学5∶1（1为陈寿，《三国志》作者）。缺少文化领军人才，又无培养新人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机制，何论文化发展，它只能停滞在汉文化的根基上。但这不是说他们不想做或有关文化的事一点也未做。除前述尊儒外，曹操、诸葛亮都尝试做前人未做的事，值得肯定。

曹操提倡薄葬，他在临终前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宝。”曹丕称帝第三年，为寿陵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指汉前君侯贵族死亡后，按等级身份，规定坟墓堆土的高大、墓旁植树数量），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若违今诏，妄有所改变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民间传说曹操多疑，多造假坟，以防盗墓，值得研究、澄清。再如诸葛亮任蜀丞相时，组织制订《蜀科》（法律），推行依法治国，并身体力行。街亭战争失败，自贬三级承担责任，还《自表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农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三国志》）这是高官申报私家财产的首例。

笔者认为，在研讨三国文化时，应注意总体把握，如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流派等诸多因素对文化的影响、制约，让人们对三国文化有个较全面、较系统的了解。

二、三国文化热的思考

三国文化的热议，反映出人们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关注、研究的浓厚兴趣，是当今文化繁荣的一个侧面，应当肯定。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共存性，是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一大特点，本身具有求同存异的特质，用现代话说，就是“开放”、“引进”。由此引起不同领域的学者、文化人士，对某些史籍内容有不同看法或争论，进一步明辨事理、分清是非，是有益的。即便有时不能形成共识，甚至延至下几代人，历史仍然是历史。笔者就以下几点谈点个人浅见。

1、三国故事的实与虚之争，或说史学与文学之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里推出的《品三国》（后成书出版），对《三国演义》提出了一百个不实在或疑点；在另一些媒体报道中，某些地方“打造”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文化节”、“文化广场”、“名人故里”等，引起人们热议。史学家据史实说话，是他们的职责或职业道德，无可厚非；文学人士认为，文学的表现手法不同于写历史教科书，如《演义》作者用多少三国史料（有说七实三虚）并不重要，作者需要的是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素材，用以支撑自己作品的主题思想，并用语言艺术，如描写、夸张、甚至虚构，有时还突破时间、空间限制，形象地再现历史事件、战争场景、人物活动等，让作品具有想象力，寓教育性、知识性、娱乐性、美感于一体。此与史志类书写法有极大差别。还有三国文化“打造者”说：举办三国文化节、会，可提高地方知名度，实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建景点是为“招商引资，发展旅游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人们对三国文化有不同理解，不同意见，是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必须的。史学家与文学人士的争论，只要明确各自的评判标准，问题不难解决。难办的是那些“打造”的、不见于古籍的“三国文化”，其学术价值低，讨论中难得认识一致。但有一点应当明确：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含三国文化），必须保护好原创，兼容并蓄，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为难古人，而使优秀文化作品失色。

2、国家统一与争夺皇权之辨。《演义》开头文字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明白地提出了统一与分裂的问题。又在《古风》中说：“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对三国各末代皇帝降晋后的结局说：“皆善终”。从上述“大势”、“牢骚”、“皆善终”词语里似可看到作者对国家统一的关注并显露其倾向性。如此，我们应思考一下：曹操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是为国家着想还是为争夺皇权（操并未称帝），值得探讨。如果认为曹氏的统一论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则三国三位末代皇帝曹奂（禅位后封陈留王）、刘禅（降后封安乐公）、孙皓（降后封归命侯）“皆善终”应是识时务之举。“乐不思蜀”成语应有新意。反之，如肃、亮“鼎足”论与刘备“兴汉室”为正统，三分天下合理，则曹操（后来的司马氏）“挟天子以令诸侯”罪不可免，“白脸”曹操将继续演下去。笔者认为，维护国家统一，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比争夺皇权，更具历史发展意义。

3、用包容的心态对待三国文化。三国文化的构成是多方面的：有史论、文学艺术、民间传说故事、各种遗址及纪念性历史建筑，还有佛学、道学等。它们分属不同学术门类，相互沟通、交流学习是必要的，允许争辩与保留各自不同意见，是学术讨论的常规。关键是尊重历史、尊重原著。如《演义》中有“七星坛诸葛祭风”、“玉泉山关公显圣”等，有人批评作者有迷信思想并不错，但放在三国时期和作者生活的元末明初去审视，其时儒、道、佛思想是同时存在的，作者这样表述，是用来塑造典型人物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国文化及作者的思想实际，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都有其时代特征，对《演义》及传说中的某些不实之说提出批评，不能理解为否定原著或原作者，应该用包容的胸怀对待。

[参考文献]

[1]《三国志》（西晋） 陈寿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8.

[2]《三国演义》（明） 罗贯中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6.

[3]《诸葛亮文选译》 袁仲仁 巴蜀书社 1990.6.

[4]《藏书》（明） 李贽著 中华书局 1962.6.

[5]《二十五史·第三、四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2.9.

[6]《品三国》 易中天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