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曾经出现过多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即无法通过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内外经济的双均衡。加之，由于我国的内外经济失衡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而支出调整型政策又受到原有经济体制改革等遗留问题的束缚。因此，传统、单一的经济政策已无法适合应对我国经济中的“米德冲突”。本文从我国出现过的几次较为明显的内外经济双失衡出发，为应如何将多种政策相综合，多管齐下，来应对中国经济中的“米德冲突”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内外经济双失衡；宏观调控；米德冲突

一、“米德冲突”的内涵

一般认为一国的宏观经济目标主要有四个，其中包括：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前三个宏观经济目标是属于内部均衡目标，国际收支平衡则属于外部平衡目标。因此，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应该是其内外经济双均衡的共同结果。但就目前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情况来看，如果想要同时达到内外经济的双均衡是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实现的。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国政府仅单独的使用财政、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希望来同时达到内外经济的双均衡，反而可能会引起该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

例如：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此时汇率机制缺乏弹性，那么当一国宏观经济正处于衰退或是失业率增加而同时国际收支处于逆差的情况下，倘若单独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国内支出，以此刺激需求来实现充分就业反而会使得外部经济愈加不平衡；相反如若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来抑制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反而会引起内部经济的更加衰退和失业率增加。因此，在面对这种内外经济目标冲突的情况下，即“米德冲突”，显然政府单纯依靠单一支出调整政策或是支出转换政策是无法达到双均衡的目标，只能是采用不同的政策分别来实现内部与外部均衡。

二、中国“米德冲突”的表现形式

实际上，国内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其中一次主要集中在1994年—1996年，这也与当时这一阶段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众所周知，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由于国内一度面临资金缺口，尤其是外汇缺口。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最开始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那么直到改革开放国内经济转型，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外汇分配领域，才逐渐放开外汇管制，取缔外汇双轨制、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外汇体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对美元便开始大幅贬值，同时使得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在资本项下实行“宽进严出”的政策，积极依靠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外汇不足的局面。这就使得当时国内国际收支形势发生了变化，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同时进入顺差，而外汇储备也由1993年的211.99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1050.29亿美元。而外汇储备的增长虽缓解了国内长期外汇缺口的危机，但由于当时国内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再加上外汇留成制已被结售汇制所取代，便造成了大量的基础货币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中，再度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使得国内进入了国内经济过热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矛盾局面。

除此之外，我国在1997年—2000年间曾面临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米德冲突”。即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增加而国际收支逆差的局面。会出现这种与上文截然相反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为了缓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而采用了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经过两年的经济调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所抑制、物价也趋于稳定，但是这却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了影响。与此同时，虽然经过外汇体制的改革，我国在国际收支方面始终保持着顺差，而且每年顺差额度都有大幅的增加，但是由于当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周边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使得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增加，继而我国贸易出口也频频受阻，国际竞争环境日趋恶化，贸易顺差额下滑比较严重，在1997年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为3696271万美元，而到了1998年仅为3147142.95万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还出现了632143.9万美元的逆差。即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形势严峻的同时，对外国际收支却存在逆差现象，这样就出现了对内需要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缓解通货紧缩压力，而对外为了解决国际收支逆差、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又要采取从紧的经济政策的矛盾。

第三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是在2007年。但实际上从2003年起，国内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到2004年6月CPI已超过5%，再到2007年上半年股票、房地产、土地价格都开始全面上扬，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很明显了。而在国际收支方面，我国从2003年起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始终都维持着双顺差，而且每年顺差额度都在攀升。由此，我国又再次进入了国内经济过热，对外国际收支顺差的内外经济目标相冲突的局面。

三、如何应对中国经济中的“米德冲突”

在面对国内这几次较为明显的“米德冲突”时，我国有时是采用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与促进人民币缓慢升值政策的组合；有时是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这些政策虽然从理论上可以将内外双失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有些时候，尤其是在短期内可能会失效，甚至是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例如在国内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的双失衡情况下，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国内曾采用抛出人民币增加外汇储备的措施。然而为了实现外部经济均衡却使得外汇占款迅速的增加，而这又减弱了为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当时所采用的紧缩性宏观政策，最终造成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

因此，在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况下，国内许多学者也曾提出应该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浮动汇率制，用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来抑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同时采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国内的通货问题、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结构。但是，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即便是实现完全的浮动汇率制也未必可以完全解决一国国际收状况。因为国际收支的均衡不仅需要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其进行平衡，但更取决于一国进出口结构、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国民收入情况以及消费者偏好等诸多的因素。因此，当我国在面临双失衡时，应该将多种政策综合使用，同时采用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工具加以配合。其一，当国内在出现经济衰退，同时经常、资本账户盈余缩小，甚至是存在逆差的困局下，国内可以通过采用减税政策，同时对教育、医疗和公共设施等进行投资来刺激国内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以此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同时对流入国内的国外短期套利资本进行控制，达到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预期。其二，当国内存在经济过热与国际收支顺差并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打破原有依靠出口作为消费国内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制造业过剩产能的主要渠道，以此来缓解贸易顺差；同时对内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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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明.如何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米德冲突[N].中国保险报，2013（4）.

作者简介：王婧扬（1986.05- ），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工商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