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延远

（肇庆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一、引言

心理学认为文化适应是进入到异质文化的个体对新文化环境的一种适应过程，关注的是文化差异对个体所造成的心理和行为上的适应问题。早期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外来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20世纪70年代，文化适应研究主题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它主要关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良后果，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模型。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新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应用，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群体层面的文化变迁和文化融合，研究者开始转向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及其各种影响因素的探讨。最近几年，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和各国间的移民数量激增，日益频繁的民族文化交流不仅成为文化适应研究迫切的社会需要，而且推动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前进。

跨文化心理学在文化适应领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化适应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有理论框架的讨论、比较以及测量量表的发展和修订；二是探讨文化适应与各种心理过程及行为的关系，其中研究最多的是文化适应对身心健康的影响[1]。本研究所要探讨的个体文化适应与心理安全感的关系就是预测源与效标之间的关系，Black 认为文化适应就是个体对于新环境上的舒适感和熟悉感，它包括一般适应性、交往适应性和工作适应性3 方面[2]。当个体在新环境上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时，就会产生相应的心理安全感，而心理安全感又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

在影响个体文化适应的各种因素中，文化智力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高中华认为，可通过文化的元认知与认知、动机性智力以及行为选择3 方面促进个体的文化适应[3]。Brislin等人认为，文化智力主要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他人为达到目标而做出的行为，可以更快地从新文化环境的角度看待这些行为，能较快地找到新环境中他人的共同点并接受恰当的行动方案[4]。本研究试图探讨文化智力在个体文化适应与心理安全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考查三者之间的影响路径，为促进个体在新文化环境中的适应和心理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广东艺术职业师范学院、惠州学院和肇庆学院3 所学校抽取267 名来自新疆的学生，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回收问卷267 份，其中有效问卷252 份，有效率94.38%；调查对象中男生50人，女生202人，年龄为19～24岁。

（二）研究工具

1.文化心理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周岚编制而成，共有20 个项目，其中有4个项目为测谎题[5]。量表包括去本族固着、观念适应、生活适应和学习适应4个维度，其中去本族固着全部为反向计分项目。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53，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593～0.695 间。量表的各维度均采用5 级计分方式，各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其文化适应的状态越好。

2.安全感量表

采用丛中、安莉娟编制的安全感量表[6]，该量表共有16个项目，包括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2个维度，各维度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0、0.857，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796，重测信度为0.742。量表采用5级评分方式，1～5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5分，经过反向计分之后，两个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安全感程度越高。

3.文化智力量表

采用由Ang 等人编制和刘学义修订的文化智力量表[7]，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04，重测信度为0.763。总量表由5个部分组成：元认知性文化智力、认知性文化智力、动机性文化智力、行为性文化智力和开放性认知倾向。总量表共有30 个题项，采用5 级评分方式。各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文化智力水平越高。

（三）施测过程和数据处理

测试前统一培训调查人员，要求其在测试过程中使用统一规范的指导语。以班级和分散测试相结合，整个测试过程由本课题组成员担任主持。应用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t 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的初步分析

对原始数据进行汇总并建立数据库，导入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处理。被试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文化智力和文化适应的统计性描述结果见表1。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表明，男女学生在人际安全感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t=2.21，p<0.05）。结合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男生的人际安全感显著高于女生。男女生在确定控制感、文化智力、文化适应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二）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文化智力和文化适应的相关分析

由表2 可看到，文化智力与确定控制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0.05），其余各个维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经过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这些相关在控制了性别因素后仍然显著。

（三）文化适应、文化智力对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的回归分析

以人际安全感为因变量，以文化适应、文化智力为自变量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者都可以显著地预测被试的人际安全感。将文化适应、文化智力进入方程后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F=11.124，p<0.001），文化适应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人际安全感(β=0.224，p<0.01），文化智力也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人际安全感(β=0.147，p<0.01）。

以确定控制感为因变量，以文化适应、文化智力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也可以显著地预测被试的确定控制感。将文化适应、文化智力进入方程后得到的回归模型是显著的（F=5.376，p<0.01），文化适应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确定控制感(β=0.216，p<0.01），文化智力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确定控制感(β=-0.136，p<0.05）。

表3 文化智力中介效应检验的等级回归

（四）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被试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和文化适应之间是否以文化智力为中介，使用温忠麟、张雷等人提出的程序检验中介效应[8]，对间接路径“文化适应—文化智力—人际安全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回归系数c 是否显著。以人际安全感为因变量，以文化适应为自变量做回归，得到文化适应对人际安全感的总体效应，即路径c1的标准回归系数是显著的(β=0.283，p<0.01）。然后，依次检验a和b1，以文化适应为自变量，以文化智力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路径a 显著(β=0.418，p<0.001）。以文化适应、文化智力为自变量，以人际安全感为因变量，得到路径b1 显著(β=0.147，p<0.01），同时得到文化适应对人际安全感的标准回归系数c1’显著(β=0.224，p<0.01）（见表3）。根据检验程序，由于c1、a、b1、c1’显著，所以文化智力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为0.062(a×b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8.9%。

对间接路径“文化适应—文化智力—确定控制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确定控制感为因变量、以文化适应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再以文化适应、文化智力为自变量、以确定控制感为因变量，依次检验c2(β=0.201，p<0.01），b2(β=-0.136，p<0.05），c2’(β=0.216，p <0.01）都是显著的(见表3)。所以文化智力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量为0.058(a×b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6.6%。综合以上分析得到如图1所示的模型图。

图1 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四、讨论

通过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除了人际安全感之外其他项目都不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这方面的结论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研究可以对照。这一结果说明，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男女学生的总体情况是一致的。在人际安全感方面，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这和国内以内地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孟海英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女生的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明显高男生[9]。其实，这两个研究的被试背景并不一样。本研究是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下考查大学生的安全感，男生可能在新文化环境中的顾虑比较少，更积极地参与各种人际活动，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这样在人际安全感方面的体验就会更积极。如果有更多的纵向研究进行对比则会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Ang 等人（2007）研究认为，文化智力高的人对其他文化表现较高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取得成功，同时能在新的背景下及时调节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具体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一般智力及跨文化适应性的影响之后，文化智力能够解释文化适应以及幸福感4%（美国被试）和3%（新加坡被试）的变异。无论是动机性文化智力还是行为性文化智力，对文化适应及幸福感的预测都非常显著[10]。本研究以在广东省高校学习的新疆学生作为被试，以他们所面临的新文化适应为原因变量，以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为结果变量，考查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调节作用。

从具体的研究结果看，首先简单效应分析表明：文化适应对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加入文化智力这一中介变量之后，文化适应影响人际安全感的路径系数由0.283降为0.224；而文化适应影响确定控制感的路径系数由0.201变为0.216，由于文化智力对确定控制感具有显著的负作用，所以其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是降低的。这说明文化智力作为中介变量，既调节文化适应对确定控制感的影响，同时自身对确定控制感又有抑制作用。从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与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看，文化智力对两者的影响作用相当。

对中介模型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文化智力对人际安全感有直接的正效应，而对确定控制感有直接的负效应，这反映了文化智力对个体心理安全感具有复杂的影响作用。有研究发现[11]，元认知文化智力高的人倾向于思考对方的思维过程，预测他人的偏好以及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容易站在行为者的立场来看待对方的行为，并做出准确的文化判断。这些特点自然对人际交往起到促进作用，人际安全感正是基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而确定控制感反映的是个体对于生活的预测以及确定感、控制感，主要指向对未来的期望。文化智力水平高的人可能获得更多的新环境信息，对未来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给予更多的考虑，因此对生活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就会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中存在中介效应，但是其具体作用机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探讨。文化适应和文化智力都存在多个方面的心理维度，只考虑其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很难真实反映其内容的影响机制。如何进一步细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特点，是未来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五、结论

1.在人际安全感项目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现为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2.文化智力与人际安全感呈显著正相关，与确定控制感呈显著负相关。文化智力和文化适应均可以显著地预测个体的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

3.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与心理安全感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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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岚.云南地区白族和回族大学生的文化心理适应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6]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

[7]刘学义.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智力的测量及其与文化适应的关系[D].广州：广州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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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孟海英,王艳芝,冯超.大学生心理安全感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2007，11(39):7880-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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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RIANDIS H.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organizations[J].Group&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6,3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