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一、中国民间国学政策背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下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和风险期，精神空洞、价值迷失、信仰危机现象比比皆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党中央提出，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这些都为我们开展国学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政策依据。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1］当前我国的民间儒学团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对弘扬传播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诸多因素，当前我国的民间儒学团体自身的国学理论与教育实践都存在着很多不良的因素，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