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珠

一

家父张养田（又名张堉麟、章独）与彭真（傅懋恭、温卿）是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现太原五中的前身）的同学，父亲在旧制中等科三十五班，彭真在三十四班。

1907年初春，父亲出生在山西省灵石县城内东枣园一个封建礼教家庭，祖父兄弟二人。祖父为弟，父亲五岁时祖父病逝，祖母一生守寡，直至1946年病逝。大祖父得子较晚，为人忠厚老实，是个讲道德、述仁义的道学先生，祖父临终前，曾跪求其照顾我父亲孤儿寡母。大祖父时在旧山西财政厅任科员、会计等职，因在父亲幼年丧父之后两家就此一个男丁，即嘱咐家人送父亲上了私塾。

1918年7月父亲被大祖父接到太原，送入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上学，在高小毕业前武灵初担任了主任教员。时值五四运动前夕，武灵初给学生灌输新文化，向同学们宣传旧中国受列强和军阀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以致国弱民穷，岌岌可危，号召同学们立志救中国。在小学毕业那年，武先生还特别令父亲做笔记、写文章，父亲受武先生的指导和教育，进步很大，父亲擅长写作，又有激情，深得武先生器重。经过武先生两年多的教诲及切身体会，父亲对旧社会特别痛恨，内心热血沸腾，怀抱参加革命之志向，积极参加了省城学界声援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行动。

1922年父亲高小毕业升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上课刚一个月，学校便闹起了学潮。父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受到了武灵初的影响，满怀除旧革新的热情，全部精力用在了闹学潮上。每天开会、出壁报、联系同学、到教育厅请愿等便成为日常工作。这期间父亲结识了比自己高两个年级的贺昌（贺其颖）。父亲深得贺昌赏识，在贺昌的引导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10月，贺昌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同年12月24日召开的青年团太原地委全体会议上，父亲被当选为团地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当时他才15岁，是太原团地委领导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先后负责团地委学生运动部和宣传部工作。在这期间，他憧憬着苏联革命成功的美景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宣传革命、团结同学，在第一中学、进山中学、平民中学、国民师范发展介绍过不少同学加入团组织，并先后结识了王瀛、薄一波、张友渔等。1923年春，父亲与彭真、王瀛等接办了学校的进步社团“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编辑出版《一中学生半月刊》，除报道一中学生动态、介绍新书刊外，还宣传革命真理，开设平民小学，免费接纳贫苦人家子女入学，并附设成人夜校，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传播社会主义理论，力求找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渠道。1923年5月，父亲介绍彭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5月，经高君宇等介绍，年仅17岁的父亲由团转党，与李毓棠、潘恩溥、侯士敏、张叔平5人编为中共太原小组，成为太原第一批中共党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并与李毓棠共同与彭真谈话，通知其由团转党开始过党组织生活（傅彦同志在《党史文汇》2004年第四期撰文《我的父亲彭真忆入党前后》中也详述了彭真同志对这一段情况的回忆）。在1925年前后，父亲几度担任太原团地委领导职务，在此期间与彭真既是同学又是战友，互相影响，并肩战斗，共同参加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中，父亲白天闹学潮，晚上开会不归，这些秘密活动终被大祖父发现。大祖父是父亲的经济来源，也是父亲和祖母的生活依靠，为了不让父亲这根独苗再有任何闪失，大祖父严令父亲不得夜不归宿和参加组织学潮，迫令其回家，否则即断绝经济来源逐出家门，并威胁也将断绝祖母的生活来源。父亲被迫安分守己，专心读书，停止了所参与的秘密活动。1925年秋，彭真被派往外地工作，其他同志也陆续离开太原。而父亲也迫于家庭的压力和其他原因，脱离了组织。

二

1926年秋父亲考入山西大学预科班，后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甘落伍的父亲又再次参加了山西大学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社团，在社团中负责宣传部发动工作。1932年6月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时任山西省教育厅长冀贡泉介绍其到汾阳河汾中学当了国文教员。时值冯玉祥将军的二十九军在汾驻扎，发动青年参军赴包抗日，父亲向在校学生宣传鼓动同学们投笔从戎，发动了郭耀庭、刘成福等一批同学报名参军。

1935年9月父亲远赴日本，进入东京明治大学研修。七七事变回国后，受高自己两个年级的同学杜任之（中共地下党员）之邀去了临汾，先后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教材课长、民族革命政治研究会委员、民族革命同志会计划委员会委员，后接任樊耕农担任了“革命生活社”编辑主任、山西大学兼职讲师和副教授、进山中学教师，一直在杜任之、赵宗复等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加强了对国统区人民的镇压。1947年父亲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杜任之院长召集教授会，研究决定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内容，宣布罢教，以抗议特务暴行，并指示学生代表发动学生罢课。此间父亲同陈超、成恒长等著名教授参加了这次运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阎锡山加速了对进步力量的疯狂镇压，勒令进步刊物停刊，抓捕进步教授，此时杜任之的地下党员身份也被暴露，山西大学这时也因战事迁往北平。1948年7月4日，借送学生和季陶达教授上北平之际，父亲与杜任之一起带着我的二哥之铭来到武宿机场离开太原赴北平，与先期赴北平的几批山西大学师生借住在北平东四七条的阎锡山公馆。暂住下来后，山西大学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校舍，争取暑假后按时开学，迁校委员会发动所有同学四处奔走，利用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打探空闲房源，此间，父亲随杜任之在北京华北文法学院做兼职副教授，全家即搬到了宣武门外的“灵石会馆”。

三

一次，已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向昔日的校友杜任之打听山西旧日的同学。彭真详细询问了父亲的住址、家庭情况等，其后的一天晚上，彭真写了一封信，让秘书送到灵石会馆。当时北京刚被接管，社会还不稳定，秘书晚上敲门呼叫着找张堉麟，院里人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同在此寄居的进山中学（临时中学）的胡亚枢听到叫门即出去询问，来人告知是彭真同志派来找张堉麟的。父亲闻听后随即出来说他就是张堉麟，秘书说明来意，并拿出彭真写的信，父亲马上去见了彭真。大约在凌晨时，彭真派车将父亲送回。回来后父亲很是兴奋，高兴地给家人讲见到了彭真的情形：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见了面，彭真询问了分别以后的情况，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了解了我们家中的情况，父亲说：“你现在不错嘛，责任很大。”彭真鼓励他说：“全国马上就解放了，现在条件好了，咱们都好好工作，共同建设新中国吧，你现在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彭真得知当时急需解决的是住房问题，随即就安排我们全家住到了西交民巷兵部洼96号北平市委宿舍，同一位当时在市委当炊事员的刘姓人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直到1950年7月我们全家要返晋时，又搬到东交民巷北京市委招待所暂住了数日。

此后又有几次都是在晚上，彭真把父亲接去交谈思想、工作等。一天，彭真携夫人张洁清到家中，母亲赶忙把已经睡熟的孩子们叫起来，父亲说：“都快起来见见，这就是你们的彭伯伯。”彭真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好孩子，赶快睡觉吧。”彭真向夫人介绍了父亲是他中学的同学，还详细了解了家中的情况和子女的情况，得知我大哥已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其他孩子尚小，看到了家庭生活很困难。当时我还很小又在生病，彭真当即吩咐秘书请来医生给我又看病又服药。后来母亲提起这件事，总是念念不忘，说彭真送的药真管用，给我服了很快就见好了。彭真随后又安排了二哥去学徒（后到平原省工作），知大姐已出嫁，就欲让二姐到市委医院工作。因二姐才14岁，年龄尚小，张洁清将二姐安排到前门附近一所学校上学，后又转入石碑胡同小学。一次，父亲带二姐去彭真处，恰逢彭真不在，市委秘书赵凡接待了他们，其后向彭真作了汇报。因当时我们家里人口多，生活比较困难，彭真还多次派人送粮食、药品、衣物等，帮助解决我们家的生活困难问题。

彭真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父亲，还在百忙中带父亲及其他朋友到颐和园听鹂馆一起交谈，并在昆明湖上边划船边谈论学习、工作，多是回忆大革命时期在太原一中时的活动，并鼓励大家好好工作，建设新中国。1949年5月太原解放，山西大学奉令回迁。父亲在与彭真的几次交谈中，表示想加深革命理论认识、响应组织号召，学习进步、改造思想的想法，彭真很高兴，即与华北大学教务长尹达联系，于1949年4月安排父亲到了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所第一期学习，因而父亲未与山大师生同时回到山西。

在华大政治研究所第一期学习毕业后，1950年1月彭真安排父亲到了北京市文教局任视导员。当时北京刚解放，公务员实行的是供给制，父亲养活着一大家人，月供的小米解决不了家庭的困难，且父亲对山西大学也比较熟悉，更主要是在山西大学当教授实行薪金制，能养活全家，也不用总靠彭真接济了。于是经杜任之介绍并征得彭真同意后，于1950年7月又回到山西大学任教，此后就再没有和彭真同志见过面。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天，当时我家还在太原工学院西南边小树林那里的家属宿舍住。我放学回家见到家里有客人来，断断续续听了几句，知道是北京市委的同志来向父亲了解彭真大革命时期在太原时的一些情况，当时父亲已经患脑溢血半身不遂、言语不清了，也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了彭真还有个名字叫傅懋恭，大概这就是父亲与彭真最后一次的间接联系了。

三哥张明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由于他从小喜爱画画，到北京上学后又得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黄胄等大师指教，当时在画界也小有名气。三哥由画识友，加之有父亲年轻时的同学、旧友的关系，他与彭真、薄一波、张友渔都有过交往。彭真是个不忘旧情的人，不仅在刚解放时在政治上、经济上帮助过父亲，对我们家人也一直很关心，父亲和彭真多年未联系，但彭真对我们这些孩子也没有忘记。当得知我三哥在京住房困难时，还指示秘书给他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宿舍解决了住房。为此我三哥还特作了幅“雄鹰图”赠予彭真以示感激。

时光流逝，故人已去。从父亲和彭真的交往中，我看到了彭真虽身居高位，但对老同学、老朋友不仅从政治上关心，从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体现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宽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