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爱科

抗战硝烟在中华大地蔓延之时，南洋各国华侨在陈嘉赓先生的领导下纷纷向祖国捐钱捐物。“南侨总会”利用募捐款在海外购买了一批汽车，但由于海路被日军封锁，只好先运到缅甸腊戍，再分批转运回国内。这些汽车都是载重为3吨的道奇牌卡车。在缅甸装配好后运回昆明。当时司机奇缺，于是我在1933年随着一批爱国青年侨民回国参加抗战，1937年进入“南侨机工”运输处工作。

南侨机工和国内招募到的汽车驾驶员，都必须到昆明潘家湾司机训练所进行集训。受训者大多是广东人，集训大队的大队长潘忠信来自江苏，听不懂广东话。我因在广州生活过一段时期，学过一些粤语，于是我成了潘忠信的传令兵。那时我12岁，因此大家都叫我“小广东”。司机集训后，便去了缅甸。我随潘忠信一同前往，协助他与司机们沟通，以便安排运输。在缅甸工作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交接汽车。由于耐心、细致、准确的翻译，我很快便得到了潘的信任，不久他便将汽车钥匙交给我保管。我将钥匙和汽车一个个对照编号，等汽车装配好就安排运送回国。

汽车全部运回国后，我回到了昆明。1940年春，西南运输处组织成立了“华侨运输先锋第一大队”，我被调到先锋队当保养工。当时，每台汽车由三个人保养，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做了一年后，15岁的我被分配到了训练所学习驾驶。由于我有修车和保养车的经验，再加上学习刻苦，6个月后，便与其他成年人一样拿到了驾驶证。有了驾驶证后，我就经常往返于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支援前线的抗日斗争。

日寇侵占越南后，由于封锁了我国通往国外的水路和陆路，1938年国民政府组织20余万人，在滇缅之间的崇山峻岭间修建了一条长1300公里的运送军用物资的紧急通道——“滇缅公路”。当时美国的援华物资就是从旧金山通过海路运到仰光，再从仰光用火车运到腊戍，然后再经滇缅公路运到中国。同样，海外华侨筹集的抗战物资也要从缅甸运回国内。就是这条通道，支撑了中国境外抗战物资向境内的运送和供给，在这条“抗战输血管”上有3000多名南侨机工付出了血汗，其中有1000多人付出了生命。

滇缅公路是一条土路，不仅道路狭窄，而且弯急坡陡。不少路段还在悬崖上，雨天经常出现塌方，特殊路段还有悬索吊桥，车走上去摇摇晃晃，十分危险。走这种路需要有高超的技术。南侨机工中有不少人在国外就是驾驶员，但回国后必须重新培训才能上路驾车。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司机不适应路况，发生事故，也有些机工不适应天气，再加上卫生条件恶劣，患上疟疾后得不到及时医治而失去了生命。那时我也患上疟疾，身体时冷时热，幸亏及时找到了“金鸡纳霜”，才从鬼门关上转了回来。

在滇缅公路上行驶，没有天气因素影响，一个来回大约需要一周时间。但到了下雨天，时间就无法确定了。一下雨，道路泥泞无法行车，只能停下车来等待天气好转。因此在车里过夜就成了家常事。我们司机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人带一个汽炉子和一些大米、榨菜、食盐，蔬菜因不方便很少带。感觉饥饿时，就停下车，在山沟里找些水，点起炉子，做点米饭充饥。我们运回的都是汽油和武器，向外运送的物资都是国产的桐油等。由于悬索吊桥有负荷吨位限制，因此车队的单车载重就以3吨为标准。运汽油时6个桶为1吨，一般运20桶，汽油分为四个颜色：其中红色的是军用品，黄色的是机关单位用品，绿色的是飞机用品，白色的是商用品，还有两个桶为汽车自备用油。为了强化运输管理，滇缅公路上分段设有检查站，车辆路过不同的关卡时，都要对运输车辆进行核对检查。

1942年4月，日寇攻占云南后，沿滇缅公路长驱直下。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日军进攻，炸掉了滇缅公路上的惠通桥，滇缅公路从此中断。滇缅公路中断后，我们的运输任务便转向了国内，主要跑泸州、重庆、柳州、贵阳、遵义等地，运输的物资仍是以枪械、弹药等军用品居多。国内的公路也多是盘山路，从贵阳到重庆有400多公里，到昆明有600多公里。安顺到昆明有24处弯道，遵义到重庆有72处弯道。山路树多，经常有野兽出没，单人出车最怕半路抛锚，一旦坏在路上，没有配件，没有工具，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我们养成了一个好习惯，驾车十分谨慎，就像当医生一样，出发前全面检查车辆，有问题争取在出车前解决。由于我修理和使用过三种发动机的汽车，再经过几年的磨练和摸索，对各种车辆了如指掌，只要听一下汽车的声音就大概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哪些零部件需要更换，发动机有什么毛病，燃油的质量存在什么问题等。因此，路上经常有队员等着我帮他们排除故障。

在国内公路上驾车不但要付出艰辛，还要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日寇经常对“抗战输血管”进行狂轰滥炸。每次轰炸都会有队友流血牺牲。有一次在广西六寨县，我们车队正走在半路上，突然日机猖狂地飞来，对车队进行超低空俯冲轰炸。我急忙将车停在路边，顺势滑在路旁边坡。一阵轰炸后，眼前一片昏暗，感觉身上压了好多重物。炸弹烟消云散后，我爬出边坡，发现有六七个司机被炸得血肉模糊，其他受重伤的司机由于无法救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牺牲了。他们的尸体没地方掩埋，只得一个个抬进弹坑中掩埋。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驾起各自的车继续执行任务。轰炸中我的汽车轿顶被炸起的石块压扁，无法正常驾驶，幸好发动机还能正常启动，我只能侧着身钻进去，窝着脖子将车开回昆明，完成了运输任务。

在国内跑了三年多时间，一个突然而至的消息，改变了我的抗战生涯。1945年8月的一天，我开车去送军用物资，到了盘县休息时，听到阵阵锣鼓声和鞭炮声，我们找人一问，才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勾起了大家的思乡之情。第二天，不少人便离开车队向各自的家乡奔去。

这时我们碰巧遇上一支从印度归来的远征军战车部队，他们开着美国造GMC牌十轮大卡车，汽车上拉载的是皮鞋、帐蓬、毛毯等物资。这支部队的士兵听到了日军投降的消息，纷纷弃车回乡，路上停满了汽车。我打听到这支部队要回上海，便产生了跟随他们的想法。

我向长官亮明了驾驶证，说明来意后，他十分热情地同意我驾车随行。于是我开着十轮大卡车奔向南宁方向，结果部队却开往了东北。之后我辗转到了北京，为杜聿明开了一段时间车后，又回到了老家福建，后又去广州寻亲，最后落脚香港，在一家汽车公司当了机工。1955年，我离开香港到了广州华侨农场机耕队当了教练，1963年到山西煤矿工作，直到退休。如今我已经到了人生晚年，回顾过往充满生死考验的抗战经历，自觉无愧于心、无愧于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