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苏省南通市供销合作社主任葛志华

培育职业农民是“三农”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江苏省南通市供销合作社主任葛志华

没有一支具备一定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随着“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现实危机的倒逼，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四化同步”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农民将逐渐成为“时代宠儿”。我们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紧紧抓住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分工分业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叠加呈现的契机，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加速农民职业化。

传统农民作为一种混杂着阶级、身份与职业的称谓，其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现代化格格不入，注定会成为“历史弃子”。而作为现代职业称谓的新型农民，又是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主角，也注定会成为“时代宠儿”。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民从“历史弃子”蜕变为“时代宠儿”的过程。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推动下，传统农业逐步演变为现代农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并不是消灭农业与农民，而是要改造农业与农民，并将之纳入现代产业体系与职业体系。

现代化对农民有两大基本要求：一个是让农民不当农民，为农民非农民创造条件，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城镇化提供后备力量，使农业占GDP的比重与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在新的水平上大致吻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四化同步”。二是让农民当好农民，为农民职业化创造条件，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农民组织化准备条件，使农业从业人员素养与现代农业的要求大致吻合。这两个要求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统一于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没有农民的非农化，农业经营规模难以扩大，也就没有农民的职业化；而没有农民的职业化，现代农业难以生长，农民的非农化更难以持续。

农民职业化的条件与途径

在政府不认可农业劳动者的职业的同时，广大农民自身也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作为一种职业来认知，基本没有职业归属感。一是，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且难以改变的先赋性身份，是一种户口标签，与种田与否关系不大。农村改革以后，农民职业化趋势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二是农民有了职业自主选择权，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职业，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三是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农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农业与外部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产生着新的职业分工，职业色彩日渐浓厚。四是各地农村出现了不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大、收入水平高，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高，逐渐成为职业农民的代表。这些因素的叠加，形成了农民职业化的推动力量。这四个方面的变化是可喜的，但仅可视为职业化的初始阶段。

职业是随着人类社会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农民职业化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终极标志。没有一支具备一定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但农民的职业化又是有条件的。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真正实现农民职业化。而要达到这些条件，当务之急就是要推进四大转变：

一是农民数量由多数变为少数。农民数量的小比例化是职业化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农业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占很小比例，农村基本没有剩余劳动力时；此外，只有当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与农业占GDP的比例大致吻合时，农业从业人员才能获得社会平均收入，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的职业化。

二是从自给农民转向市场农民。市场化是农民职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没有农业的市场化，就不可能有农业的职业化。农民生产农产品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自足，而是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并在这种竞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农民将由农业生产者向农业生产经营者转变，自给自足的农民逐渐变为市场农民，由农业生产者变为农业生产经营者。

三是从身份农民走向职业农民。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界定农民身份的法律标准不复存在，职业标准必将取代身份标签。是不是农民不再查验户口本，而主要取决于所从事的职业是不是以土地上的农作物作为劳动对象。农民不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胎记，也不是难以改变的身份，而是需经后天努力才能从事的职业。

四是由单个“马铃薯”走向组织化。随着市场化进程与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生产经营与社会生活中将结成各种各样的联系，组成农民合作社等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不再单打独斗，能够依靠组织力量来调节各种关系。作为组织的一员，农民不再是单个的“小农”与孤立的农户，不再是所谓相加的同名数，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单个“马铃薯”成为组织中的一份子。传统农民蜕变为具有一定组织资源与生产规模的“新型职业农民”。

与传统农民比起来，职业农民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农民不再是与生俱来，不能选择的一种存在，也不是难以改变的一种身份，而是需要经过后天努力与系统培训才能获取的职业；二是农民与其他职业者平起平坐，是一种相对体面并能获得社会平均收入的一种社会职业，具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义务。如果说还有区别的话，一是两者生产经营的产品不同，挣钱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一个是非农就业岗位；二是角色不同，城市人单一角色居多，而职业农民则是混合角色，具有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资料持有者、农产品经营者的混合角色，既与自然交换，又与社会交换。

农民职业化的困境

农民职业化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也是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农民职业化要求来看，我国虽有了良好的开端，不少地方出现了新型职业农民，并有了职业资格认证，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困境之一：转移农村劳动力不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民非农化是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就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严重错位，即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没有随农业占GDP的比重同步下降。这种结构性偏差不仅意味着资源配置不合理，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又折射出“三农”问题的无奈与尴尬，更对新型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这种偏差还表明，仍需转移1亿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基本满足农民职业化的条件。

困境之二：农村人口逆淘汰。劳动力的素质是职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只有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才能成为合格的农业劳动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城镇就业机会多，具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更高的生活质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在发达国家历史上，率先离开农村的固然有农村的各类人才，但更多是那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生产与经营能力相对较差、生活比较贫困的农民。而不少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民则继续留在农村，在农民减少的过程中逐渐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逐渐蜕变为现代农业的实践者，以职业农民身份获得社会平均收入，成为让农民当好农民的典型。而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率先走出农村的大多是年纪轻、受教育程度高、头脑灵活的人，留下来的大多是年纪偏大、文化水平偏低的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389961”部队，逐渐形成了种田副业化，农民兼业化、劳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不正常现象。贫富分化与职业选择密切相关，“务农者”被社会大部分人所不重视。

困境之三：成长中农村劳动力都把“跳农门”作为不二选择。农业比较利益差、生产条件差、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滞后、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对农村成长的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吸引力，“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想种地，致使农村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一代农民工大多年龄偏大，将陆续退出劳动岗位。而二代农民工已初步适应了城镇生活，又不愿回到农村，复制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新成长的农村劳动者中大多把“跳农门”作为自己的不二选择，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的挑战。不仅构成了“谁来种地”的农业危机，而且也对农民职业化带来了新挑战。

困境之四：种田收入低。获得社会平均收入是农民职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从1978年到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7917元，增长了10.77倍。但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日趋下降。农业比较效益差，增产增收难度大，又面临着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双重考验，有限的承包地经营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生活，外出打工成为农民的不二选择。所谓承包地也就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现在，农业已不能给自己的从业者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导致当今务农的人不安心，有的忙于流转土地、有的粗放经营、有的抛荒半抛荒，造成了土地的浪费。这种残酷的现状更让下一代人对种田失去了吸引力，农村青年几乎没人把种田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造成农业后继无人。“谁来种地”已成为人口大国挥之不去的阴影。

困境之五：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彻底，形成了半城市化现象。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农民非农化、城镇化与市民化本应为“三位一体”的整体，而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三者又严重脱节，形成了独特的“半城市化现象”。这种半城镇化现象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过程中的一种不彻底状态。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受二元体制及相关政策的影响，农民进城后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无法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社会保障与政治权利等很多方面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半城镇化”现象。其表现为农民虽已离开农村，也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户口仍在农村，宅基地与承包田仍在农村，仍为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成员；农民虽在城镇工作，正在为工业化与城镇化出力流汗，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公共服务等方面又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种“半城镇化”现象在城市固然降低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成本，但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农村固然增加了农民工资性收入，但又难以起到减少农民、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作用。

上述几种表现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与“四化同步”的要求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既使务农的人不安心，要么缺乏技能进入不了城镇、要么等待机会跳出农门、要么是家庭拖累等原因跑不出，把种田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制度安排，自己没有也不可能把务农作为一种职业归属，更谈不上培养现代职业精神。此外，它又使离农的人不彻底，离开了熟悉的农村，但又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了陌生的城市，但又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从而相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

因势利导加速农民职业化

农民职业化与组织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紧紧抓住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分工分业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叠加呈现的契机，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加速农民职业化。

一是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顺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加快实现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增加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着力提高组织化、社会化程度。通过这两方面的调整，使“家庭经营”与“统一经营”这两个层次相互支撑，把各自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充满活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二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从业人员就是职业农民的代表。相对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其经营规模较大，收入水平较高，集约化、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相对较高，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适当扩大经营规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对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服务组织的扶持与帮助，使其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经商的平均收入。做到种田有奔头，当农民有吸引力，增强职业认同感，让农民也享有出彩的机会。

三是树立鲜明的政策导向。目前，在农村种田有两类人：一类是由种田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组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另一类是因多种原因未能转移出去的专兼职种田人。前一类人数少，却是农产品有效供给者，是初步具备职业技能的现代农业的实践者；后一类人数较多，但劳动生产率不高，是传统农业的守望者。因此，要围绕农民职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树立鲜明的政策导向，把培养职业农民作为“三农”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按“让农民不当农民”的要求，继续做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综合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更有效率的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按“让农民当好农民”的要求，按“三权分离”的要求，规范和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让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让农业更有效率，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让种田农民获得社会平均收入。此外，还要加强舆论宣传，不断形成当职业农民光荣的社会氛围。

四是加快职业认证与培训工作。传统农民往往是以户口和身份来识别，而职业农民则是在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职业称谓。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探索建立职业农民注册登记制度，制订职业农民认证标准，拓展职业农民培训渠道，增强职业的归属感。

五是做好制度安排。从城乡一体化要求出发，研究制订加快农民职业化的相关制度，形成有利于农民职业化的体制机制。第一，加快修订《劳动法》与劳动保险相关政策，把农业劳动者纳入其中，尽快让农民得到《劳动法》等保护。第二，调整相关制度，把人的城镇化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破解“半城镇化”现象，促进农民市民化，促进农村转移人口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第三，建立农民进城与农地退出的联动机制，让进城农民有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使用，放弃集体经济组织与相互自治组织成员资格，真正融入城市社区生活。这部分人的彻底转移，就可以使留下来的农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第四，加大强农惠农力度，调整农业政策与财政性支出结构，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第五，加快国家财政支农体系与职业农民培育的有机融合，综合运用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加快农业职业化。

职业是随着人类社会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农民职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与终极标志。没有一支具备一定素质的职业农民队伍，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随着“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等现实危机的倒逼，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四化同步”战略的深入推进，职业农民将逐渐成为“时代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