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

2015-11-26■霍炬

中国军转民 2015年2期

■ 霍炬

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

■ 霍炬

早在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孙中山就对国家经济建设要兼顾军事建设给予高度重视，认为要通过提高综合国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指出，“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辊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工厂，可以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为和平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38年里属于中国历史上发生社会巨大变革的时期。伴随着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武器装备与机动工具紧密结合，出现了更具威力的机械化兵器，标志着武器装备由热兵器时代进入到机械化兵器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军民融合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大的变化，具有若干显著的特点：

一、政府高层重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国民政府高层自孙中山以来，一直重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早在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孙中山就对国家经济建设要兼顾军事建设给予高度重视，认为要通过提高综合国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曾指出：“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保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生存。”这里的“养就是民生”，他把自卫和民生结合在一起，将“养”和“保”融为一体，认为，只有使全国的军备、政治、经济、文化……统筹兼顾，并在自立自强的原则下，把军事与民生很好地结合起来平衡发展，这样的国防才能得到巩固。他强调要把军事建设与民生，即与国家经济建设进行通盘考虑，主张军事或国防建设的方针、原则等应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相统一。他进一步在《国防十年计划》纲目中指出，“发展国防农业计划”，并不是在一般民生农业计划之外，另创国防农业，而是在一般民生农业建设时，要考虑国防的需要。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并强调，“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站之新建设计划”要考虑军民兼用。这些宏大深刻的见解，在《实业计划》中得到进一步阐述，指出，“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辊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工厂，可以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为和平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外，他还强调合理的军工布局有利于国民经济与军事经济共同发展，主张开发北部边疆，认为有助于在北方形成一道国防屏障；主张修建铁路，交通先行，并向边疆移民、开发矿藏、设立工厂，以此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孙中山的这一学说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推动民国当时及随后的军民融合发展还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在蒋介石主政后，同样高度重视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并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日本步步紧逼，国民党的统治受到威胁。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力量削弱。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促使蒋介石政府更是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尤其是国防建设上来，同时努力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蒋介石曾说∶“我们要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最切实最急需的工作莫如生产建设、发展国民经济。”1935年4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的《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中提出，经济建设运动的主要目的为“谋国民生活的安定与抵御外侮的国防能力的充实”。可看出，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与前期有所不同，即强调把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谋求国民生活的安定与抵御外侮的强大国防实力。虽然这一时期从经济形势看，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波及中国，严重打击了国内的经济，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更加重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动荡不安的政治、经济局势，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但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在设法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加紧进行经济与国防建设。其中，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32年10月初，蒋介石决定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它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属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有远见的爱国人士预料到日本侵略者势必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纷纷向国民政府献策建言，大力主张发展工业以强国力，及早进行战争准备工作，于是诞生了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5月前，该委员会先后与其他机关合作，拟订了《国防军事建设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和《兵工整理计划》，着重于军事、交通、原料等三方面，加强筹划临时应变措施。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中心也由国防调查与设计，改为创办并负责指导管理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事业建设，委员长仍由蒋介石亲兼，实际负责的正副秘书长也还由翁文灏、钱昌照继续担任。1935年资源委员会拟定重工业发展五年计划，分冶金、燃料、化学、机器、电力五个部门，对于加强全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统筹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成为国民政府经济备战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当时的翁文灏秘书长与国防设计委员会还提出计划，对中国特产而世界急需的钨、锑、锡等与军事工业直接相关的特种矿产品，实行中央政府统制即统购统销的对外贸易，以解决军火及工业建设中设备进口所需外汇资金问题。由于地质专家翁文灏对我国南方锡、钨、锑、钼等金属矿产之成因和分布特点，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对这些稀有金属在战争时期的军用价值早有注意，认为这些战略矿产品的需求，一向被认为是世界强国军事准备的晴雨表。早在20年代就提出过关于华南内生金属矿床之带状分布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曾全面分析大战对欧洲各国“各矿供求之大势”的影响，以及中国矿业在世界经济中之位置，对于各国之需要可能的供给等等。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翁文灏对此更加重视，先后派员考察湘、赣两省锑、钨产销情形，提出了《统制全国钨矿方案》和《钨锑统制实施纲要》。认为这些矿产存在着乱开滥采现象，而且由于技术水平低，造成资源浪费，大大提高了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其对外贸易的价格又被操纵在驻华洋行手中，国内企业利润极低，建议由中央政府实施特矿统制，以避免国家特矿产业的崩溃和国家财源的流失。1935年6月，蒋介石指定由翁文灏负责具体主持与德国政府的秘密代表克兰(Klein)接洽实行中德交换货物办法，并由资源委员会负责特矿统制工作，用易货形式，从德国进口军事装备和创办基本工业所需的机械设备。1936年2月，正式与德方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规定德国向中方提供1亿金马克的信用贷款，用于中方在德购买军火及机械设备，而中方则以钨、锑、生丝、猪鬃等农矿品进行偿付。1936年初，资源委员会先后在湖南和江西设立了锑矿、钨矿统制机构，并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布了统制办法，垄断了锑、钨的国内外贸易。

总之，政府高层对经济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在其领导下的资源委员会在军民融合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这一组织自1932年在南京成立至1952年在台湾撤销，先后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事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抗日战争期间，这一组织在后方大力发展工矿企业，至抗战胜利后，统领了全国(包括台湾省)近千家大中型企业，管辖30多万员工，成为直属行政院的部会级机构。当时，全国的冶炼、钢铁、电力、石油、金属矿藏开采、煤炭、机械等行业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归于该会领导之下。新中国成立前夕，该会主要负责人又从民族大义出发，领导在大陆的所有企业及其几十万员工弃暗投明，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资源委员会对于统筹当时全国的经济与国防建设尤其是促进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以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在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为军工奠定基础中加强军民融合

重工业决定着工业的发展水平，而且又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家如无重工业，则不可以言国防”。国民政府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可以为军工事业奠定强大的产业基础，并使这一领域成为加强军民融合的中坚力量。

长期以来，国家的重工业一直是近代经济中最薄弱的一环，也直接影响到国家军工事业的发展。清朝末年，由于政府财政日趋恶化，军事保障能力减弱，为军队服务的军工企业逐年萎缩。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许多兵工企业因生产经费不足处于半瘫痪状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建立后，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从1912年起对军工企业进行了调整，对各军工厂生产费用作了认真调查和统计。政府为了保证军火工业的正常生产，把军工生产费用纳入军事财政，每年度由陆军部进行统计，编入预算，上报财政部，从生产费用上保障了军事工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军工企业有了较大发展，以军械工业为列，1913年，工厂增加到23家，资本为12800万元，平均每个厂家为556. 5万元，军械工业在全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38.7%。从1912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与军事工业相联系的工业，如采矿、钢铁、化工等部门进一步发展。1912年，北京政府设立工商部，负责矿务、工务、商务活功。与此同时，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保护工矿业发展的条例和法令，允许人民有开采矿产的权利，鼓励民间集资开矿，减低了矿税、土地损失赔偿金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新办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采矿企业，如河北宣化的龙烟铁矿、临榆的柳江煤矿、江苏铜山的贾汪煤矿等。到1927年，全国新开了8处铁矿，铁矿石年产量由1918年的147万吨，增加到1927年的171万吨。同时期，中国煤炭生产得到蓬勃发展，煤炭产量由1912年的1300万吨，增加到1927年的2417万吨。除铁矿、煤矿外，作为军事工业重要原料的铜、锑、钨、铅、锌等都有较大增长。采矿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在原材料上完全依赖外国的状况，而且一些有色金属矿砂还出口国外。如1916年出口锑矿额达43324吨，总值8700万元；钨矿每年出口4000吨以上，年创汇额在100万海关两左右。中国化学工业与其它行业相比更显得落后，从小型制药厂开始，再发展到酸碱等化学工业。在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的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天津和上海。在军事上用途较多的硫酸、硝酸、盐酸，主要由上海的江苏药水厂生产。为了发展中国化学工业，1922年，国人在天津办了黄海化工研究社，专门研究原材料综合利用技术。中国钢铁、采矿、化工等工业部门的发展，为军事生产提供了原材料，改善了军工生产的环境，也促进了军民融合两用技术的发展。在创办军工厂时，注意吸取以往的教训，对所要进落后的机器设备进行比较和选择，注意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克服了设备进口的盲目性，大大提高了兵工厂的工艺水平。此外，为了保证进口设备正常运转，在购进先进机器设备的同时，还不惜重金聘请外国技师，有针对性地引进技术人材。如东三省兵工厂，创办之初，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办，就专门聘请丹麦工程师负责。后来工厂扩建，从日、德、奥、俄、美等国购进一批设备，东北当局先后用重金聘请这些国家的技术人员30多人，让他们分别负责设计、制造、机器安装及配件工具样板等指导工作。国外技术人才的合理聘用不仅能够及时解决工厂建设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而且节省了开支。这一时期常规兵器的生产规模得到了扩大，品种类型比较丰富，产品也完全近代化，有的开始向现代化发展。常规兵器的大量生产，为军队的作战训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军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军民融合发展。

民国27年广东省国防公债伍圆一枚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拟创办钢铁、机器、化学等工业，但因重工业投资大、盈利慢，到1935年前也未完全付诸实施。为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国民政府在1935年后开始高度重视重工业的发展。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次全会提出兴办重工业；国民党五大通过《请积极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指出：“为从事经济建设应速完成重工业”，重工业建设应由“中央予以指导，令各省分别举办，以民营为主，或官民合办，以助成之”。在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制订的五年建设计划，强调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力、制酸、炼油等重工业与基本化学工业。1936年南京政府拨重工业建设经费1000万元，其筹备成立的企业主要有中央钢铁厂、江西钨铁厂、大冶铜矿、湘潭煤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等。由于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这一时期的重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大小工厂的建设进展迅速。如中央机器制造厂购买的机器材料1936年底已全部运到，厂房建筑已经完工。中央炼钢厂、广东钢铁厂也筹划建立。工厂数量也增加很多，规模得到了扩大。以上海为例，1935—1937年开设了87家机器厂，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上述这些重化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民两用技术升级、提高与两用人才的储备、培养，丰富、发展了这一时期军民融合的实践内容，为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重视加强国防工程和交通通讯等设施建设

当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之初就念念不忘国防工程建设。他在《十年国防计划》一书中，计划在统一中国后大力进行国防工程建设，专门列出了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设计划，以巩固国防。在抗日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陷入严重危机，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为此，国民政府重视加强国防工程以及交通通讯等军民两用设施建设，也为战争阶段的军民融合式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国防及当时内战的需要也促使国民政府把交通建设摆在经济建设的首位。

1926年，在厦门兴建的海军飞机厂，面积达200万平方英尺，并设有停机坪、办公楼、修理厂、动力厂、发电站、无线电房、测候室、仓库、下水码头等各项工程，费时4年，耗资巨大。但从总体上看，防止外敌入侵的国防工程建设进展缓慢。国民政府于1932年加快筹划国防工程的修建，并于10月5日命令军委会第一厅负责全国要塞的整修工作，限令1935年底以前完工。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铁道法”，制订了“国营铁道于不损主权及利权范围内得借外资”的原则。同年12月，成立军委会城塞组，统筹规划全国国防工程建设。城塞组成立后，一方面指挥各防区工程建设，另一方面派人去发达国家考察，请外国专家进行指导。如邀请德国要塞专家劳威于1933年2月视察了宁、镇、澄诸要塞，随后建议以江阴为第一线，购置新式要塞炮，重新加以修整。1935年，国防工程建设全面展开，河北、山东、河南、江浙、湖北、广东等地均在战略要地构筑了大批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国防工程。193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并举行国防工程构筑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固扩建工事。在建设过程中，大量征用民工以解军队人力不足的矛盾。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四川共征调304个县的约20万名民工参加国防工程修建，整修川黔、川鄂、川湘、川陕、川滇等公路，修建机场33个，构筑了防御工事，如黛溪要塞、大巴山脉防御阵地等，对保障战时军队调动及军需、民用物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众多的国防工程中，效果显著的有虎门要塞，厦门要塞、鲁南阵地、南京要塞等，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前期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交通建设方面，国民政府自建立以来，一直认为，交通是经济的命脉，“谋国家之建设者，必先致力于交通”，交通建设更是孙中山实业计划的首要项目。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宣布把交通建设作为训政时期的主要任务，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铁道部，孙科任部长。到“九•一八”事变时全国铁路总长只有15000公里，且多在关外，关内修筑很少，地域分布不平衡且路线不成系统。“九• 一八”后，由于形势所需，掀起了全国铁路建设的第二次高潮。1931年5月，蒋介石拟定交通建设五年计划，规定到1937年完成85000公里铁路建设任务。1934年又公布了公营铁道条例和民营铁路条例，鼓励省办、民营商办铁道。由于铁路建设耗资巨大，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首先对旧债进行整理，然后举借新债。如1934年发行六厘英金公债150万镑，完成了粤汉铁路的建设。同年，又发行了玉萍铁路公债1200万元及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1200万元等。国民政府经过整理铁路旧债，得到大量的外国贷款，所以铁路建设顺利展开。在1936年至1937年7月的一年半中，南京国民政府共建成铁路2030公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又开始了修补重建旧路、建设新路的铁路建设，包括加固铁路桥梁、抽换铁路重轨及枕木、添购机车车辆，增设电线、装设调度电话，实施军事训练、增设防空设施等，在建设过程中促进军民融合整体水平的提高。到“七•七”事变前夕，这项工作大部分完成，各路载重能力、客货运输能力和营业收入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本期修筑的新路主要有，中央与地方合营的浙赣路，省营的杭江路及同蒲路，商办的江南路和淮南路，因国防军事原因赶修的苏嘉路，1933年完成了南京至浦口间的长江渡轮工程，使沪宁路与津浦路相接，便利长江南北的经济沟通。这些措施对于联络公路，使不成系统的各省片段线路互相勾通，以适应国防和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1932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公路处，负责督造各省公路的联络工程，并决定先从东南各省着手，再推展到西南、西北。1933年完成了苏、浙、皖三省联络公路。并修筑了豫、皖、苏、鄂、赣、浙、湘七省联络公路，到1934年完成路线约13676公里。1934年还修筑了西兰、西汉公路，随后又修筑绥远至新疆、山西，甘肃至新疆，四川至云南等2万余公里公路，对于西北的军民融合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37年2月，蒋介石等人又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今后五年中，铁路建设“应以国防运输及沟通经济中心为原则”，并拟筹款9. 948亿元用于铁路建设。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陇海路宝鸡以东至连云港的1075公里铁路全线通车；1937年同蒲路原平至浦州的663公里铁路全线通车；1936年7月苏嘉路通车；1937年10月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

黄埔军校俱乐部

1931年后，电信事业也有长足的进展，一是九省长途电话的架设，它使苏、皖、鄂、粤、湘、鲁、冀、晋、豫九省大都市及军事要塞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二是国际通信的扩展，国民政府1933年3月开办上海、莫斯科间直接无线电路，并筹设中英通讯电台及洛阳国际电台等，并先后与美、德、苏、英、日、荷兰等国订立无线电通报合同。在民用航空方面，除对原来航线修复整理，重新开航外，还新辟了不少路线，如粤桂闽黔滇五省地方政府于1933年冬合资设立西南航空公司，开办了广龙、广琼线，以促进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巩固国防。以上这些建设为国防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对加强这一领域的军民融合建设起到较大作用。

四、以军用电子技术带动民用电子工业发展

这一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通常用来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三项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920年到1930年，年平均递增1.80%，国民收入递增1.53%，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递增1.39%。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国家还出现了电子工业。1929年，国民党首先出于军事需求，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所属南京军事交通机械修造厂内增设电信工场，从事装修5瓦、15瓦无线电收报机及电话等业务。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珠江路水晶台设立电气研究室，内设电话、电报、电子管研究组，用美国零件装配整机。1935年，该室研制出国家第一只“30”型信号放大电子管，标志着国家电子工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里程碑。30年代，南京政府交通都所辖的电池制造厂、电报机制造厂、电报机第二制造厂等工厂相继建成，开始制造电报机和干电池。随着军用电子技术带动起民用电子工业的发展，广播电台开始建立起来，收音机拥有量逐年增加，电影机、电话、电扇等民用电器产品也在增加。上海、广州、厦门、青岛、天津等地出现了一批由民营的电器制造厂，厂数约六、七十家，资本约三、四百万元，主要生产电表、电话、电梯、电扇、电动机、电影机、变压器、电池、电筒、电灯泡、电线等，上海的复顺电器制造厂还开始制造出电冰箱。总之，这些民用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当时军用电子技术的带动促进作用。

五、重视发展科技教育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打下基础

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科技教育，以更好地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打下扎实基础。早在北京政府时期，为了培养飞机制造技术人才和飞行人员，1913年9月建立南苑航空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航校。航校设立了附属工厂，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机器设备。这一时期，虽然我国的飞机制造才刚刚起步，航空业还处于幼年时期，但是，不少有识之士，从中国航空兴起之初，认识到发展飞机制造业具有救国救民作用，并积极投身于这一事业，其活动与取得的成就，为我国航空工业打下了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的展开，教育科技也逐渐受到重视。在其十年的建设里，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实用科学，高等教育及科学研究包括军事领域的研究也以实用科学为主。这期间科研机构纷纷成立，如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1929年9月成立国立北平研究院，1930年成立中央工业试验所，1931—1937年先后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学者等科研人员，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应用课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与国防建设的发展。1942年，政府组织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厂矿工程技术骨干组成的，并有专人管理的实习进修队伍。其中大部分学员回国后成为当时大型国营厂矿的领导骨干，也为加强国家的军民融合建设出力。

此外，在军事研究领域里，也培养了大批两用人才。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国内没有正式的兵工研究机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本着“精密兵器，新兵器之制造，先研究试造，后有成绩再设专厂制造”的方针，在兵工署兴建了若干研究机构。1932年7月成立了理化研究所，从事研究各项防毒设备，后改为专门管理兵工研究工作之机构。1934年10月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所，主要从事防御化学战技术之研究。1936年4月筹建弹道研究所，1937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专司兵器膛内外弹道及火药之研究。1934年冬正式成立百水桥精密研究所，分设精密测量、材料试研、样板制造三部门。1936年9月设立了光学研究所筹备处，抗战爆发后迁昆明。1939年初扩建成兵工署第22工厂，当年即生产中国首批自制军用望远镜500架。1937年2月成立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抗战爆发后迁四川万县，后扩建成兵工署第27工厂。这些研究所的设立，为我国兵工事业及其相关行业储备了人才。同时，一些精密军用器材如光学器材，由于当时国内无制造能力，全部依赖国外进口，战事爆发后，进口中断。这些研究机构便自行设计并投产相关器材，解决了部分应急之需。抗战期间我国兵器实现了基本自给，离不开这些研究机构做出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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