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润生 荆琰清

摘要：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维新运动兴起并逐渐活跃起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少数民族报人也积极投身到这场文化运动中来，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在这一时期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从少数民族报人的新闻活动、少数民族报刊、海内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3个方面对民国孕育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不同少数民族报刊的创立为民国创立后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中华民国；少数民族；新闻业；少数民族报人；少数民族报刊；少数民族文字报纸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2-0073-19

南京师范大学民国新闻史研究所所长、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认为，孙中山1893年7月起在澳门参与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反对清朝政府的新闻报刊《镜海丛报》（汉文版）有关活动是以“反清革命”政治属性为本质特征的民国新闻业的起源。他的这一观点我们赞同。我们将从1893年到1912年元旦前这一历史阶段称之为民国新闻业的孕育时期。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发展的基础，中华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也是如此。就中华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而言，其发展的基础就是早在民国孕育时期就已经诞生和缓慢发展的少数民族新闻业。要研究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新闻业，弄清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新闻业的发展轨迹，就不得不首先厘清中华民国诞生之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业的起源和发展。

一、第一批少数民族报人的

新闻活动伴随着中国汉文报刊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少数民族语文报刊也很快兴起和发展起来。而在中国少数民族语文报刊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批少数民族报人起了极其重要的先驱者和探索者的作用。他们中的重要代表及其办报活动大致如下：

（一）满族报人英敛之的办报活动

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6月17日英敛之（满族）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大公报》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报纸，同时也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汉文报纸。当时正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赔款之后，民族灾难深重，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的英敛之倾向于维新。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4月24日从上海回到天津。在天主教友、资本家柴天宠柴天宠，字敷林，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除进行传教活动外，他还经营建筑材料，创办有“天和号”商铺，因承包各种建筑工程发了财，是《大公报》初创时期最大的股东之一。的帮助下，决定以集股的形式，着手筹办《大公报》。

英敛之（1867～1926），1867年生于北京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759页注释2，此前有关书刊均认为英敛之生于1866年。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考证，英敛之生于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八日（1867年11月23日）。，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清末极具影响的大学者，曾创办辅仁大学。满姓赫奢礼，本名赫奢礼·英华。英姓是慈禧所赐，英敛之的夫人是具有皇族血脉的爱新觉罗·淑仲。清朝灭亡后，他把复杂的姓氏取消，只留英华。幼年家贫，他靠自修博览群书，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在《也是集·自序》中说：“仆以一武夫，不屑于雕虫刻篆，顾石可掇三百斤，弓能挽十二力，马步之射十中其九，每借此自豪，然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氾滥百家，流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提要》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他少年习武，目的是为了加入军籍，得粮饷，也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22岁时信奉天主教，和外国神父关系较好，懂法文，曾充当驻云南蒙自领事馆的馆员。他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了解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因此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民主思想，变法维新，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1898年，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他曾写过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支持康有为，并称赞康的变法建议“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所不敢言”。他大胆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诠释。变法失败后，他先潜至天津，后搭重庆号轮船去上海。他仍然支持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并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8月26日出版的《知新报》上发表文章《党祸余言》，对变法的失败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对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再度训政表示极大愤慨，对他们上台后所掌握的国家命运和前途深感忧虑。英敛之不畏强暴，敢于仗义执言的思想境界，是他后来创办《大公报》的主导思想之一。

1.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以“敢言”著称

英敛之办报的宗旨十分明确：“采纳西方思想、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大公报·序》写道：“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兹当出版首期，窃拟为之序曰：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名固已善矣……”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字样，意为“公正无私”。在英敛之看来，《大公报》应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该报初创时期采书册式，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两栏皆加有边框且之间留有空白，对折之后可装订成册。每日出8至16页，除报头报头除法文“公正无私”字样外，在其下边有“天津”的英译文“TIEN TSIN”，左边是公元纪年与馆址，右边是光绪纪年与期号。和广告左半部分全部刊载“本报代派处”的广告。占3面外，刊登上谕电传、中外近事、宫门邸抄、路透电报、时事要闻、论说、译件、附件等。国内大中城市有其代表处65个，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创刊第一天即销售3 800份。一时间，天津《大公报》成为引人注目的一张报纸。

《大公报》初创之始，不仅以教育读者、开启民智、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为办报宗旨，而且积极反对封建专制，并以“敢言”著称。创刊第二天，该报就发表了《大公报出版弁言》，大胆揭露清王朝的弊政，文中明确表示：“本报但循泰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报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可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又直截了当地讲道：“盱衡事实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怯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循敷衍之故志，毫无精神于其间。……若是者，仅得以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揭露了慈禧太后等人假变法的真面目。从此，《大公报》本着“知无不言”的原则，“以大公之心”，敢于揭露权贵，敢于为民请命。1902年6月21日《大公报》又发表了长篇论说——《论归政之利》，力劝慈禧归政，并认为归政有八利：“归政则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官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而对于刚毅、荣禄之流，《大公报》往往指其为“国贼”、“小人”；对袁世凯的告密求荣，英敛之与之斗争了10年之久，致使袁世凯恼羞成怒，多次对《大公报》采取拉拢威逼之手段。

光绪三十一年（1905），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激于义愤，各地报纸纷纷报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大公报》亦起而响应。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见到刊登抵制美货的报道，就命令手下通知《大公报》不准刊登这方面的消息。英敛之认为美国禁止华工入境，中国采取抵制美货相应措施是正义行为，便未予理睬。袁世凯大为恼火，但又无法派军警去查封，便于当年八月间一面下令禁止百姓阅读《大公报》，一面禁止铁路运送和邮局投递《大公报》。直隶巡警总局札饬铁道局、邮局照办，并在各处张贴布告：“天津铁路南段、天津府正堂凌、天津县正堂唐，为晓谕事：近来大公报所登类多有碍邦交，妨害和平，合行禁阅，以本月十七日为限，我津埠士商人等一体遵照，伪必究罚不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对于袁世凯的高压手段，英敛之多次发表文章予以揭露：“袁世凯之开缺果何为也？曰：怨毒之于人也深，虽阅世而不改；罪恶之所及者大，虽有功而不抵。戊戌政变，袁世凯之获罪景皇帝深矣……设非袁世凯节变于中途，则中国今日当为世界之第一等国矣。今中国之不能与各国比肩，袁世凯迟之也。景皇帝之忧郁终身不得行其志，袁世凯致之也。”“据吾人所见，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权利未必多授外人；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财政未必如此困难；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冗员未必如此之多；无前日之袁世凯，今日北洋之民气未必如此之缓。”《大公报》与袁世凯斗争10年之久，这在当时报界独一无二，并因之名声大振。英敛之以抗官而不做官、不侧身官场与其同流合污而赢得了“敢言”的美誉：“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严复曾赠给他一幅对联：“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由此也可窥其一斑。报馆设在天津法租界总领事路（又名六号路乙，即今天津哈尔滨道42号）。清朝政府对租界不敢轻易涉足，这也是《大公报》敢言的原因之一。

《大公报》的敢言不仅体现在对清政府及其封建官吏的痛斥上，还体现在大胆地揭露和反对清朝政府残酷迫害新闻工作者的暴行上。对沈荩被杖毙事件的报道，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清政府与俄国签定密约七条，企图控制东北、华北及蒙古等地。沈荩获悉密约后披露报端，大大震动了留日学生，使拒俄运动进一步发展。由于奸人的出卖，沈荩被捕，并被慈禧下令“杖毙”于刑部。《大公报》对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连续登载，并对清政府动用酷刑的详情予以揭露，激起国内外读者的强烈愤慨。1903年9月4日《大公报》“时事要闻”栏载：“拿刑部之沈荩，于（六月）初八被刑，已志本报。兹阅是日入奏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光绪生日），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特选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不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对于沈荩之死，《大公报》还刊登了中外各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响，这在当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2.替贫苦百姓说话，同情底层人民生活境遇

《大公报》不仅敢言，而且经常替贫苦大众说话，对底层人民的生活境遇寄予深深的同情。它曾发表一些“替穷苦大众说话”的文章，为洋车夫、受虐待的学徒鸣不平，同时对达官贵人侮辱、损害下层人民的罪行也有所揭露。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3日，一篇题为《书颜观察世清请设劝工场禀告》的文章中指出：“国家者大资本家也，政府者资本家之总理也，官吏者大资本家之代表也。”一语道破官商勾结，鱼肉人民的丑恶嘴脸。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南一带发生水灾，《大公报》全体同仁发起募捐赈济江南水灾，并将募得的白银及物资全部运往灾区，以后数十年中报社曾多次做过这类社会服务工作。每当遇到灾害，需要募捐救灾的时候，英敛之总是慷慨解囊，赈济灾民，并不断参加赈灾的义演、义卖活动，发表感人至深的演讲，成为专门为老百姓演讲的著名“演说家”。他还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出售，所得收入全部捐赠给灾区，赈济灾民。这一切表现了英敛之及其创办的《大公报》关心人民疾苦的人道主义精神，赢得读者的好感。

3.推动社会进步，倡导文明新风

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大力提倡新风俗，革除旧风俗，积极参与和推动天津乃至全国社会风俗的改革。他提倡白话文，撰写、发表白话文，刊行白话专版《敝帚千金》，以白话来探讨各种社会焦点问题，向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宣传科学知识，倡导移风易俗。这无疑是一大创举。他大力提倡剪辫易服，以征文和连续报道等形式，向读者宣读“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陈旧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并在该报出版第一天，就特意刊发了一篇《戒缠足说》的白话文。此后，他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妇女解放自己、解放自己的心灵；还提倡并主持新式婚礼，反对纳妾；支持在天津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另外，英敛之的《大公报》创刊以来，不登黄色和刺激性新闻，当时风行的“花丛谈”、“消闲录”等，均不见于《大公报》。其副刊多用京话和天津土话，文字通俗易懂，这都是《大公报》初创时期的特点。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始为3 800份，3个月后增到5 000份，成为一张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纸。

4.进步的新闻理念

英敛之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报人。他的新闻思想，除了在《大公报·序》中集中阐述之外，后来在他的《论新闻纸之势力》、《原报》、《论阅报之益》等专论中陆续陈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报业应坚持开启民智、兴利除弊、大公无私的办报宗旨。英敛之坚持办报，主要是为了打破封建顽固势力的禁锢，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观点，对读者进行新的思想启蒙。第二，新闻纸具有陶冶国家政治、风俗人情的功能。在他看来，这一功能“非宗教之大力所能及也”，“非帝王之权所能比也。凡势力所能及，威化所必到者，毕莫非新闻纸活动范围之内”[1]。而这一思想又与《大公报·序》所阐发的一脉相承，对新闻纸的认识进一步升华。第三，办报有益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读报有益于开发民智。他在《原报》和《论阅报之益》中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原报》一文指出，西方报纸林立，人们“视报纸竟如性命，若与水火饮食同为养生具”，“我国也应‘男女大小富贵贫贱莫不识字，莫不阅报”[2]。在《论阅报之益》一文中又历数读报的几大好处，把新闻思想与开启民智的舆论宣传紧密联系在一起。英敛之作为清朝政府统治下的臣民，又是一个与皇族结亲的满族报人，能够挣脱狭隘民族主义枷锁，以先进的新闻思想，开创《大公报》百年基业，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辛亥革命后，英敛之隐居在北京香山静宜园，专心于宗教、教育、慈善事业，因所居的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后又收集在《大公报》上所发表的论文，出版了一本《也是集》。自民国元年（1912）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年号，英敛之不再管理该报业务。民国十五年（1926）初，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9岁。在居住的静宜园山顶的裸岩上留下了他的四个大字：“水流云在”，词句出自杜甫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反映出他淡泊明志的思想境界。

（二）以丁宝臣为代表的回族报人的办报活动

据光明日报社高级编辑张巨龄研究考证，这一时期回族著名报人有丁宝臣、刘孟扬、张兆麟与张兆龄等。

1.丁宝臣

丁宝臣（1876～1913），回族，名国珍，字宝臣，经名“萨利赫”，以字行，“即以字运行”之意，清末民初著名社会评论家、爱国报人。丁宝臣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绍兴，幼年曾先后从王友三、马梅斋、马玉麟诸回族开明大阿訇攻读阿文，达到能读、会写、并可对话交流的程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左右，丁宝臣只身游历山东一带，视野逐渐开阔。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变”后返回北京，到当时正在密云县清真寺任职的王浩然处深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蒙众回绅赠万名幛一轴，配幛二十余方”卒业成名。丁宝臣目睹国弱民穷、山河破碎之景，没有担任教职，而是一面在其叔父的“德善医室”行诊，一面秉笔号呼，发表文论。1905年至西单牌楼清真寺，他独立行医，并兼理《天津商报》撰稿人之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4月出版《清真启蒙》一书，提出关于回族应“兴工艺厂”和清真寺应“立半日经汉学堂”的主张，引起保守宗教人士的惊诧，一度掀起轩然大波，被斥为“忤逆”、“反教”。不久，被迫迁回“德善医室”，此后他继续在有关报纸上著文《尽人力就是知天命》、《回回诉委屈》，坚持为振兴民族、富民强国而呐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的这种主张尚不被一些人理解，有人甚至恐吓、威胁其不准“再在报上演说”。为了真正冲破保守意识的阻挠，宣传正确的道理，开民智、启民风，同年11月丁宝臣愤然弃医，在友人王子贞、杨曼青以及四胞弟丁子瑜的支持下，创办了迄今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份回族人办的报纸——《正宗爱国报》，走上了以“开通民智”、“传达民情”、“匡正时弊”、“鼓吹爱国”为天职的新闻事业道路。

《正宗爱国报》是清末民初综合性日报。社址初设在北京东琉璃厂附近的东北园，1907年11月16日迁至前门外煤市街小马神庙东口。宣统三年（1911）10月22日，定址在北京琉璃厂西门外（即今西口）南柳巷路东之两层楼房内。该报以唤起人们“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黄脸面，黑头发”的中国各族人民“痛痒相关，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年”为宗旨，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等4件事，列为办报“六大主意”中的重要内容。其创刊号除了刊有“牛街礼拜寺少阿訇王浩然君……打算到外洋游历，听说于九月十一日（即公历10月28日）……到了香港，就这两天可以到阿拉伯国”等各类新闻之外，还在“演说”栏中刊出署名“王子贞”的《正宗爱国报的宗旨》一文。第五版刊出的丁宝臣署名的《请看本报的章程》一文，介绍了该报开设的各类栏目，以及“能够振起国民聋聩的谠论名言”、“农工商矿各项技艺、东西洋教育家的新理新法”等稿约内容。

《正宗爱国报》是第一张纯“白话文”报纸，该报除转抄“上谕”、“宫门钞”、“总统令”等官样文章外，所有报道、评论、演说均以老百姓口语形式见报，而且多采用幽默、儿化音的老北京方言。该报“守正不阿”、“主持正义”，坚持7年之久，达2 363期，发行最多至4万份，是《京话日报》停刊后，当时影响最大、所办时间最长的报纸。1913年，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世凯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为借口，将“总理”丁宝臣逮捕，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停刊。

丁宝臣不仅担任“总理”、策划、出版、发行，兼做编采工作，还撰写了大量社会评论及新闻作品。其发表的《请看本报的章程》、《大呼我国同胞》、《将来之阿衡》、《信》、《我不由得大喊三声》、《大呼教养局习艺同胞》、《医生劝医生》、《十年之后方知我》、《北京社会之糟糕》、《说合群》、《立宪之大纪念》、《死而后已》、《传真方卖假药》、《眼光必须放大》、《救危险之要策》、《请废鸦片旧约》、《再说说请废鸦片旧约》、《与客谈》、《钱商倒闭宜照章办理》等，不仅脍炙人口，而且为我们研究作者的思想、清末民初时代的回族，乃至中国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民国七年（1918）4月，也就是丁宝臣遇害5年后，有人在当时的报纸上刊文评论说：“丙午秋，京话日报即停刊，即有数种白话报相继发现，如京话时报、公益报、进化报、正宗爱国报、国民报、京都日报、北京新报等等。其中宗旨正大的，当以进化、公益、国民与正宗爱国报为最，至于能够维持久远，有功与社会者，可就以《正宗爱国报》为专了……该报处于专制政府之下，仍能保全，且能主持正论，以尽报纸之天职……自当首屈一指，其中一种旁攻侧击讥讽，不伤雅道之论调，确属不可多得，那是鄙人最爱最崇拜的。”丁宝臣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被北洋政府杀害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报人。

2.刘孟扬

刘孟扬（1877～1943）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同学，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家、第一张少数民族妇女日报《妇女日报》的创办者、五四爱国学生刘清扬之兄。其原名“梦扬”，是中国文字改革事业的主要先驱者之一。宣统元年（1909）有关报纸介绍如下：“刘孟扬，原名梦扬，字伯年，天津县回教人，现年三十二岁。二十二岁以冠军入学，曾应大公报馆之邀主持笔政，光绪三十一年因抵制美约过力，大公报被禁，适天津商会创办商报，乃约充该报经理。又经过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约充书记官兼充课长，自是沉浮于宦海中者三年之久。然生性憨直，淡于仕进，现又脱离官界，自行组织《民兴报》矣。光绪二十八年在天津创设公益天足社，一时不缠足之风大开。本年在天津创设风俗改良会，赞成者甚众。”

刘孟扬曾著有《庚子拳匪变乱记》，但未及刊印，原稿现已遗失；《警察职守事宜问答》，经天津南段巡警局刊行；《中国音标字书》，以罗马字拼写《中国音表学万字》，1957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再版；还有《京音识字简编》，未知所在，需要进一步挖掘。《民兴报》于宣统元年（1909）3月7日出版，当时所刊广告云：“本报以正民德、开民智、达民隐、作民气为宗旨。议论公正，词义浅显，新闻精确，小说新奇。”

民国元年（1912）4月，刘孟扬在天津创办《晨报》，社址在南市广兴大街13号，后迁往河东金汤大马路。他同时还创办《白话晚报》，10月又创办《白话晨报》，民国五年（1916）再创办《白话午报》，后改称《天津晚报》、《天津晨报》、《天津午报》，总名“午报社”。3张报纸一套人马，内容大同小异，根据新闻稿的性质及收稿时间分载于三报。印刷时间相差不大，有时三报合并出售。刘孟扬为社长，白幼卿为经理，董秋圃为总编辑。由于社长忙于其他事务，编辑工作实际由他的侄子刘钟望负责。

3.张兆麟与张兆龄

张兆麟（1865～1939），字子歧，回族，祖籍河北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据说他系晚清宫廷武官之后，幼年家道中落，光绪三十二年（1906）赴东北，因感于国情创办《醒时汇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赴沈阳筹办《醒时报》，12月获官署准予发行。他自任社长，宣称其办报宗旨是“代表舆论，为民众作喉舌”，聘营口塾师孙普笙为主笔，其弟张兆龄（1869～1909），字子山，为副主笔。张兆麟是拥护维新变法的爱国者，热心开通民智，尤重国家主权。宣统二年（1910）10月左右奉天省咨议局催开国会成立，他被举为回民代表，去北京递请愿书。这年的一天，他在营口目睹英国轮船“子午号”欺辱中国乘客，愤笔揭露其丑行，隔天见报后，英方向奉天省总督府提出交涉。营口警察厅传讯张兆麟时，他以“亲临目睹”且有书证在手，迫使英人理屈词穷。后来，他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思想活动：“子歧一想，本报主张公论，正大无私，何不再接再厉，坚持到底，在报上提倡招商集股，募收股款我国自造轮船，航行海面，实行客运、货运，抵制子午轮船，撤销他的营业？”于是该报续做报道，并呼吁国人自办海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影响。

《醒时报》、《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民兴报》被称为当时的“四大回族报纸”，但这种说法也有不妥之处：因为这4张报纸是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只不过因为办报人是回族，关于回族的报道和刊出的数量相对多些就是了。所以我们将以丁宝臣为代表的5位报人称为“回族五大报人。”

（三）满族宗室和八旗子弟的办报活动

1.《大同报》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已达13 000人左右[3]。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的革命报纸就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有三四十种[3]。《大同报》即是其中为数不多由少数民族创办的颇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大同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创刊，月刊，社址在东京早稻田鹤巷町493号，创办者是当时在日本东京留学的满族宗室恒钧等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有恒钧、乌泽声、穆都哩、佩华、隆福和荣升等。此报由东京大同报社编印，在北京发行，国内许多书店都有其经销处。创刊后，该刊在东京各报刊出广告，宣传其办报宗旨，并指出：“第一号首论中国之前途，凡外患内治人民政党皆导以一定之方针，次论满汉问题，凡立宪问题、种族问题，皆予以正当之解决。出现以来，尤为海内外同志欢迎。”载《中国新报》1907年7月20日《大同报》创办后，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恒钧等人随即在北京创办了《大同日报》，与之遥相呼应[4]。

《大同报》是晚清资产阶级立宪派宣传其政治主张的重要刊物。该刊以“倡导立宪，融合满汉为唯一宗旨”，创刊号有杨度的题词和题为《大同报序》的代发刊词（署名为乌泽声）。《大同报序》阐明了该报的办报宗旨：一为主张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二为主张开国会以建设责任政府；三为主张满汉人民平等；四为主张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乌泽声《大同报序》，载《大同报》第一号。。在满汉关系问题上，《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既受到晚清时局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也与创办者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满族知识分子所持有的政治立场密不可分。

清朝晚期，在西方列强侵略和争夺下，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这是促使《大同报》报人力挽危局，深刻认识满、汉关系的重要社会原因。事实上，从19世纪80年代英、法侵略云南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只过了短短几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国沿海重要港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为它们所攫取；中国的几乎全部国土被分划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独立国——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5]世乱则文辞盛，正是在清朝统治行将瓦解的形势下，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遂以报纸为武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各民族的利益休戚相关。《大同报》的创办者之一乌泽声明确指出：“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载《大同报》第四号。他力主民族平等、融合，尤其重视满、汉两族的融合：“满汉风俗相浸染、文化相熏浴、言语相揉合、人种相混合程度较各族为高，关系较各族为切，则负救国之责任，尽国之义务，亦不得不较各族为重。”③《大同报》所持立场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同。该报创刊后，北京民政部立即予以表扬，赞其“春怀时事，不忘在莒”，内容“诚堪嘉尚”，并要求京外各督抚将军“饬属购阅，以利销行”[6]。

《大同报》所倡导的满汉融合思想是创办者所持有的社会改良立场在其民族观中的具体反映，其思想主要来源于早期立宪派的民族平等融合主张。立宪派著名代表人物杨度对《大同报》的影响最大。杨度（1874～1931），字晢子，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1907年，杨度创办《中国新报》，积极倡导君主立宪。在民族问题上，杨度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其民族思想的核心是“五族共和”。他非常重视各民族的联合与融合：“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惟有如此，才能实现“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的目标。同时，他还指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7]民族融合的关键是彼此间文化的接近。杨度的上述主张在留日学生，特别是满族宗室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以恒钧、乌泽声为代表的《大同报》报人所宣传的满汉融合思想就是对杨度主张的“满、汉平等，蒙、回同化”的“国民统一之策”的继承与发展。

《大同报》的创办者是经过西学熏陶的满族知识分子，他们深恶痛绝西方列强的侵略，他们强烈抵制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他们渴望民族振兴而又不愿失去自身的特权与利益。在晚清革命派主张“排满”、保皇派主张“排汉”这两种极端的思想宣传与动员之外，他们强调满汉融合。概言之，《大同报》的满汉融合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密切关联的3个方面。

第一，《大同报》指出满汉之间并没有界限，满汉是同一民族，所谓“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乌泽声《满汉问题》，载《大同报》第一号。乌泽声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民族要素观，从言语、政治、职业、生活、教育、风俗、宗教、人种等诸多方面对满汉融合为一族的观点进行了阐释。如在语言方面，“初固有所谓满语汉语之别，相习已久莫不讲同一之语言。今且满人居于粤者粤语，居于楚者楚语，居于鲁者鲁语，居于晋者晋语，居于何处即能操何处之土语”；从人种来看，“吾中国满汉通婚于法律上虽开禁未久，于事实上则已数百年。……人种混同早遍中国，而血胤为组织民族之重要元素，满汉早已□合同化，合此公例，是以满汉至今日已成一民族而不可分为两民族。”①不仅满汉如此，穆都哩甚至认为“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他还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人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原因：“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穆都哩《蒙回藏与国会问题》，载《大同报》第五号从穆都哩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大同报》报人在寻求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其所倡导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观无疑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否定与超越。正是基于这种“大民族”观念，《大同报》对排满、排汉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排满者力主共和，而于“中国之前途，人民之幸福，彼未尝一措意也”，排汉者“只顾一族之私利，不问国家休戚，真国民之蟊贼也”乌泽声《满汉问题》，载《大同报》第一号。。

第二，《大同报》在对西方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把满汉融合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乌泽声指出，列强“挟其殖民政策、侵略主义，以临东亚之大陆。饮马于长江，逐鹿于中原，割我土地，奴我人民，据我军港，损我利权。彼惟有要求，我惟有承诺；彼惟有进取，我惟有退让”。在西方列强肆意侵略的野蛮世界：“非合全国之人齐心一致以图之不可。”①恒钧亦持有同样的见解：“对外只有同心努力以撄外患，对内只有研究政治以谋改良，满之不如汉者削之，汉之不如满者改之。庶几享同等之权利，服同等之义务，内力充足，百废俱举，外患或可不来，中国或可久保。”恒钧《中国之前途》，载《大同报》第一号。如果满汉两族各持民族主义以求胜于本国，最终必然导致“种族之相残，国民之崩析，将现于中国”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载《大同报》第四号。的悲惨局面。

第三，《大同报》提出了解决满汉问题的方案及具体措施。乌泽声等人主张满汉融合，他也承认满汉之间尚存在诸多问题，并认为满汉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都有赖于政治。他直言：“满汉不融合即以政治不良为之原因，欲求满汉之融合亦当以政治改良为之结果。然不有开国会之原因，又未有收政治改良之结果者，故吾人之所主张即以开国会为融合满汉惟一之利器也。”同时，乌泽声提出了以君宪融满汉的具体实施方案：废除八旗制度，满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即“裁撤八旗，示满汉以军事上之平等，停止旗饷示满汉以经济上之平等，釐定法律示满汉以法律上之平等，改官制示满汉以政治上之平等，则吾人主张满汉平等之目的达矣。”

光绪三十四年（1908）3月，《大同报》出至第七期停刊，创办者回国在北京出版《大同日报》，继续宣传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的思想。毫无疑问，《大同报》作为一份政治性报刊，它希图通过君主立宪来挽救内忧外患的危局，事实证明这种政治追求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同报》主张融合满汉，混一蒙、回、苗、藏诸族的大民族观念包含了很多合理的要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寻归“大同”表明，在开明的满族知识分子心中已然形成了民族平等融合的意识，并且这种观念通过《大同报》等报刊得以广泛传播。基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大同报》与杨度的《中国新报》、李庆芳的《牖报》等立宪派人士主办的新报刊互相支持，大力宣传满汉融合。《大同报》第三号曾登载64个“本社名誉赞成员姓名”，其中满、蒙旗人约占80%，另有杨度、汪康年、土尔扈特郡王等汉、回、土尔扈特等各族成员，这份名单表明其“融合满汉”的主张，已赢得了一定范围的支持者，尤其得到了满族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支持。另外，《大同报》的发行量亦可表明这份报刊在当日之影响，其第三号出版广告中说：“自出版以来，大受海内外同志诸君所欢迎，第一二期俱已印刷再版，而第一期销售罄尽，爰再精印三版。”

第二，满汉融合主张的提出体现了晚清满族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通过《大同报》传播的这一思想反映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主动精神。由于《大同报》创办者与主笔的满人身份，他们的主张更容易为同族人所接受，也更容易引起居于统治地位的当权者的重视。虽然现无材料直接说明清政府对《大同报》倡导的满汉融合主张持何种态度，但是仅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一书所收，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7月两江总督、曾出国考察宪政的满人端方代奏李鸿才“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提出“满汉之界宜归大同”这一主张开始，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4月，上达朝廷关于“平满汉畛域”的专题奏折达20条之多，上折者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等不同民族近20位成员。从清廷特谕“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及各部踊跃上折这一事实可知，满洲统治者在日益高涨的“满汉融合”的呼声中，他们对民族平等的要求已有所了解，并且将消除满汉畛域作为政治改革和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大同报》所阐发的民族主张与清政府调整满汉关系的诸种举措可以看出，《大同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晚清社会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