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尘

今年三月中，一个平常的下午，德国慕尼黑的一所居室里，我突发腹绞痛。

丈夫弗洛还在上班，孤单的我只好蜷在沙发忍着。

“应该是阑尾炎。”弗洛回到家，皱着眉头说，同时责怪我没有早点给他电话。那时已是晚上九点了。

他的判断跟我一样。只是我们都太大意，以为经过物理处理会缓解，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内心根本就非常抗拒上医院。

我的父亲，最后几年就是在医院和家这两点一线间度过的。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东西就是药，就是一点一滴进入血管的冰冷液体——有时五小时、有时八小时、有时连续一周从不间断。

那双陪着我长大的手，变得越来越冰凉，斑斑瘀痕越来越触目惊心。

我无法责怪医院没能挽救父亲，但那苍白的场所、痛苦的呻吟、度日如年的煎熬，至今仍是绕在心，让我难以承受。记得后来清理父亲房间，那剩下的整整一抽屉的药令我失魂落魄地呆立了好久。

这世上，并非只有泪水才刺痛人心，有时候，一张相片、一枚硬币、一粒药丸，也能让人颤抖不已……

凌晨一点，弗洛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我最终还是捂着肚子上了车。

那座三层高的医院，已算是居所一带规模相当大、条件相当好的了。

一切静悄悄的，急诊室只有一位女医生当班，几位患者安静地坐在冰冷的椅子上，一言不发。

在这个井然有序的国度，想来人们对于等候早已有了足够的耐心。

一个多小时后，血液分析出来了。没错，是阑尾炎，只不过多了“急性”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