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云素

(长江大学 法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一、问题的提出

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影响，作为水源地的丹江口水库需移民34．5 万人，其中需外迁移民23 万人。这是继三峡工程之后，中国规模最大的水库移民“大迁徙”。国家的移民工作目标是“迁得走”、“稳得住”、“能致富”，通过开发式移民方针让移民在新的家园安居乐业、致富幸福。外迁给移民带来了诸如丧失土地、财产和工作等经济风险，移民政策不稳定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利益侵害等政治风险，原有社会资源中断、生活方式改变、文化冲突等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等多重风险［1］。但在城镇化背景下，移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外出与留守的分化。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化进一步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农村空间与聚落的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农业生产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基层民主空心化以及社会心理空虚化［2］。农村外迁水库移民社区同样经历着这一社会结构性巨变，叠加历史已久的移民“返迁”惯性，社区空心化程度更甚。于是，和其他农村社区一样，农村外迁水库移民社区也成为一个主要由儿童、妇女和老人构成的“无主体社会”。长期留守在安置点的水库移民既有普通农村留守人员一样的生存境遇，又伴有非自愿移民群体的贫困和适应问题，具有“留守”与“移民”双重弱势身份，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怀。本研究即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从移民主体的角度，通过问卷调查描述当前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幸福状况。学界对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取向，即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建立在自我实现论基础上，社会幸福感关注公共领域，主观幸福感源自哲学上的快乐论，以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3］。本研究结合移民实际，从主观幸福感的视角进行考察，着重分析外迁对农村留守水库移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二、对象与方法

1.概念界定与测量

主观幸福感指个人对自己生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结构，Diener［4］等指出，主观幸福感由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部分构成，其中，生活满意度是关键指标。生活满意度又包括整体满意度和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度(经济状况、工作、健康、家庭、休闲、自我)。本研究结合外迁对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生活的客观影响，具体生活领域满意度操作化为收入、健康、居住环境、家庭生活、社会关系、文化生活六个维度，编制李克特五分量表。

采用平衡式情感量表［5］测量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情感体验。量表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各5 个小题，以“是－否”为答案测量受测者“过去几周”的感受。积极情感测题做肯定回答计1 分，消极情感测题做否定回答计1 分，得分区间为0 ～10。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采用梯形量表来考察农村留守水库移民对搬迁前、当前生活质量的评价和对未来生活质量的预期。问题是:假定梯子的顶部代表你可能过上的最好生活，梯子的底部代表你可能过上的最差生活。你认为目前、搬迁前、未来3年后你的生活处于梯子的什么位置?采用10 级制评分标准(从1 到10)，梯子底部记1 分，以1 分的级差依次向上推进，梯子的顶部记10 分。

2.调查地点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3 ～5月在湖北省江陵县滩桥镇丹江口水库移民安置点的调查，本次调查为跟踪研究。这些移民在搬迁前分属湖北十堰丹江口市六里坪镇马家岗村、孙家湾村和狮子沟村。2010年11月迁移至此并按两个行政村标准集中安置，原马家岗村更名为马家岗新村，共有1884 人;原孙家湾村(少部分人迁移至此，大部分迁至武汉)和狮子沟村合并更名为武当园村，共有900 多人。2011年4月，本课题组对该地移民做过早期迁移满意度调查。调查时由于刚刚乔迁新居，大部分移民在移民点居住。三年后，随着移民返迁和外出务工不断增多，调查对象为留守(一年中持续居住6 个月以上)在安置点的劳动力(18 ～65 周岁)移民，对其进行普查。和三年前相比，周末入村发现，安置点显得十分冷清，75%左右的移民家庭大门紧闭，厚厚的灰尘布满台阶和门窗。通过村干部了解到，过半数的家庭全部返回十堰市工作和居住。当天共发放问卷150 份，回收有效问卷138份。考虑到当天未能访问到部分在附近工作、早出晚归的留守移民，通过村干部联系，4 ～5月又对48 位移民进行了访问。本次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186 份。

受访对象平均年龄为46．8 岁，其中男性占40．9%，女性占59．1%;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9%，初中水平占46．2%，高中及以上占12．9%;已婚占89．8%，未婚占3．8%，丧偶占6．4%;家庭总人口平均为4．99 人。

三、结果与分析

1.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1)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生活满意度。

幸福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体。快乐的心理体验是幸福的主观形式，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从而达到生存发展的某种完满，乃是幸福的客观内容。幸福就其自身来说，是一种心理体验。但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能否实现乃是决定能否产生幸福的心理体验的客观标准［6］。人的需要是多元的，物质的、社会的、心理的需要的满足是幸福的决定因素。调查显示，受访移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不高，54．8%的人表示不满意，其中19．9%的人表示很不满意。具体来看，首先，对收入最不满意，不满意的比例高达85．4%，只有3．3%的人对收入表示满意，受访家庭2013年平均年收入为4．5 万元，其中农业收入平均水平为4775 元。尽管存在幸福水平并不随收入持续增加而提高的“幸福悖论”，但在经济发展早期，当基本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满足时，提高收入水平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7］。在应对各种迁移风险、实现“稳得住”和“能致富”目标的过程中，收入对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决定性影响。其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满意，不满意的比例为62．3%，其中11．8%的人表示很不满意，没有人表示非常满意。第三，社会关系满意程度不高，42．0%的人表示不满意，31．2%的人表示一般。相对而言，对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满意度高一些，详见表1。

表1 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生活满意度(%)

(2)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情感体验。

调查显示，受访移民情感体验最低得分为0，最高得分为9，平均得分为3．63，得分很低。为了更清晰地显示移民的具体情感，分析外迁对其情感体验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频次分析详细显示结果。调查发现，高达72．6%的受访移民表示感到无聊;64．0%的人感到沮丧或非常不开心;46．8%的人感到很烦，以至不能在椅子上久坐;45．7%的人感到非常孤单寂寞，与别人很疏远;而只有少部分人体验到了诸如高兴、骄傲等积极情感，详见表2。可见，农村留守水库移民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体验得更多的是消极情感。

表2 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情感体验(%)

(3)搬迁后农村留守水库移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幸福感产生于现实条件与某些标准的比较。个人过去情况、他人、期望值、满意感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等作向上比较(标准低于现实条件)和向下比较，若现实条件高于标准，幸福感提高，反之，幸福感则降低［8］。和搬迁前相比，高达63．4%的受访移民表示搬迁后生活得更不幸福，28．5%的人表示搬迁前后生活得差不多，仅有8．1%的人认为搬迁后生活得更幸福，并且表示“差不多”或者“更好”的移民主要来自六里坪镇狮子沟村。这主要是搬迁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的结果。对于留守移民而言，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和收入。迁出地马家岗村和孙家湾村要比现移民安置点的经济发展水平高。马家岗村离武当山经济特区很近，316 国道从村前经过，村里共有十多家村办企业，年产值120 万左右。村里剩余劳动力大多在本村工厂或十堰市内务工，收入结构比较多元化。孙家湾村离镇中心和十堰市均较近，农业生产以向市区供应蔬菜为主，剩余劳动力大都在附近务工或做生意。迁出地狮子沟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础设施较差，低于移民安置点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和现居住地区相比，来自更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水库移民感到搬迁后生活得更不幸福，来自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水库移民感到搬迁后生活得差不多或更幸福。

为了进一步了解搬迁后生活质量变化的程度，本研究采用梯形测量表来具体分析。表3 显示，受访移民对自己搬迁前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较高，平均位置在7．2 级，且认为没有遭遇最差生活;对目前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较低，平均位置在3．94 级，并有11．8%的人认为目前过的是人生中最差的生活，搬迁前后比较，生活质量平均降低了3．26 级。对未来三年后的生活预期，平均位置在5．70 级，比当前生活状况等级提升1．76 级，但是，和搬迁前相比，仍然降低了1．5 级。可见，农村留守水库移民虽然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但没有足够信心让生活质量恢复甚至超过搬迁前。收入是生活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调查发现，47．3%的人直接表示没有信心让家庭经济水平超过搬迁前，26．3%的人表示一般，只有26．4%的人表示有信心。三年前本课题组对该安置点的问卷调查同样问及“搬迁后家庭经济水平超过搬迁前的信心”，当时48．1%的受访移民表示没有信心，29．8% 的人表示一般，22．1%的人表示有信心。可见，三年之后，移民的生活信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处于比较迷茫和担忧的状态。

表3 搬迁前后及未来三年生活状况的评价(样本量N=186)

2.外迁对农村留守水库移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是构成农民日常社会生活以及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外迁将移民家庭与原有的土地及其原有的地缘关系彻底地分离开来。虽然农业安置方式又让移民回归到了与土地的关系之中，但此时的土地却已不再是那片生长着熟悉的地缘关系的土地［9］。空间变换直接改变了移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移民来到一个崭新的、陌生的场域，没有与之匹配的库存知识和社会资本去应对，在工作、收入、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可能发生震荡，影响其生活质量。外迁移民共同面临各种风险，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移民内部出现了分化。尽管国家移民政策仍然以农业安置方式为主，但那些在外迁之前就已经处于城镇化序列中的移民，并不会因此而中断城镇化的步伐，诸如长年外出务工的移民，外迁可能对这部分人的影响相对较小。可是，对于留守移民而言，生活场域的转换带来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全面的适应历程。调查发现，受访移民中，73．7%的人表示搬迁后总的生活质量变差了，只有9．1%的人表示变好了;91．9%的人表示收入变差了，没有人表示变好了;79．0%的人表示健康状况变差了，47．8%的人表示社会关系变差了，48．4%的人表示家庭生活变差了，详见表4。

表4 搬迁前后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生活变化(%)

(1)土地流转与低收入满意度。受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排斥，年龄是影响农民工收入和能否持续在城市务工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收入与年龄成倒V 字型关系，工资的最高点在33 岁左右［10］。步入老年或老年前期，农民工将返回老家种地。这样，农民工年龄越大，越不倾向于土地流转［11］。而由于地域差异，农村外迁移民面临生产适应不良问题。本次调查的移民，原来主要从事柑橘种植，而迁入地主要从事水稻种植。农业生产不适迫使移民违背“年龄越大越需要土地”的养老保障规律，选择土地流转，84．9%的受访移民家庭将土地全部转出，获得600 元/亩的土地租金，只有15．1%的家庭将土地大部分转出，小部分自己经营。2013年移民家庭获得平均4775 元的土地租金。和生活成本全面市场化的压力相比，土地租金难以维持生活，且土地租金面临再降的风险。因为当前土地租金并非市场标准，是移民频繁上访翻倍而成，受地区土地使用规划限制，转包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基于高土地租金和高人工成本，经营者往往选择短期承包。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留守在农村又没工作，大部分留守移民无事可做，倍感无聊。受访对象中，搬迁前全职务农和务农为主的比例达到53．8%，无纯粹料理家务人员，而搬迁后无业和料理家务的比例高达54．3%。没有可靠的养老保障，土地流转又情非得已，农村留守水库移民对生活充满焦虑。

(2)血吸虫病与低健康满意度。已有研究表明，健康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健康是幸福感的前提和基础，不健康个体的幸福感是无源之水［12］。本次调查的移民安置点属于血吸虫病疫区。国家水库移民政策规定选址要避免血吸虫病疫区，但实际操作中为了实现外迁移民的农业安置和集中安置，国有农场是首选。受访移民中98．9%的人表示搬来之后才知道该地区有血吸虫病。虽然地方政府进行了预防宣传，但仍有部分移民染上血吸虫病，包括部分移民社区干部及其上学子女;58．6%的人因害怕血吸虫病而不愿意长期居住此地，有些感染的移民治愈之后便返迁。其实，血吸虫病可防可治，本地居民并不把它当回事儿。大多留守水库移民并未感染血吸虫病，但因“自我评价的健康状况比客观的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大”［13］，农村留守水库移民普遍对健康不满。

(3)亲友分离、本地人疏离与低社会关系满意度。与亲友的空间距离，与本地人的心理距离以及对迁入地的弱归属感使得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社会关系满意度低。外迁直接解构了移民原有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虽然交通便利，时间充裕，但探亲访友有高交通成本和“远亲不空手回”的“手头紧”之无奈，且长期不回老家看看，“这头想念，那头埋怨”。集中安置方式又形成了一个与安置地居民相对应的移民群体，这种移民小群体强化了移民之间的“我群感”和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他群感”［9］，不利于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融合，移民对迁入地没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受访对象中，84．4%的人和移民交往多;而只有12．9%的人和本地居民交往多，其中仅有1．1%的人交往频繁，77．4%的人表示和本地人交往很少;只有13．5%的人表示成为荆州人而高兴，仅15．7%的人喜欢荆州这个地方。和本地人缺乏交流则难以彼此信任，相互猜疑。调查发现，个别移民家庭进行水产养殖，突然某一天发现大量鱼类死于鱼塘，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移民便认为是本地人所为，与本地人发生群体性对抗，这进一步拉开了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4)家分两地与低家庭生活满意度。1952年，长江水利委员会便提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设想。生活在丹江口库区的农民曾因水库大坝加高多次后靠迁移。库区农民也早有迁移的思想准备，只是更倾向于不出本县或本市的就近安置。这个期望反映了人们的地域认同和地域心理。地域认同贮存了人们的情感和人际关系，为人们的生活赋予了意义和目的［14］。调查发现，为了规避外迁，很多移民家庭主动在本镇或本县甚至本市购买了商品住房，希望政府制定迁移方案时能够让他们就近安置。但政府的整村外迁方案并没有满足这一需求，随之而来的是移民返迁和家分两地问题。部分移民举家返迁，移民点无人居住;受访的移民家庭中，平均26．8%的人口长期在迁出地十堰居住;有33．3%的家庭在迁出地有商品房，主要供青年人及小孩居住，老人留守安置点“看家”，即使一年一度的春节，也有12．9%的家庭分两地度过。家分两地的留守老人倍感孤寂，一位受访对象形容自己是“孤岛上的孤老”，家庭生活满意度低。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第一，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不高;具体来看，对收入最不满意，其次是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相对而言，对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满意度高一些。农村留守水库移民在过去的几周里，体验得更多的是消极情感;大部分人感到无聊、沮丧或非常不开心;接近一半的人感到很烦，以至不能在椅子上久坐，感到非常孤单寂寞，与别人很疏远;只有少部分人体验到了诸如高兴、骄傲等积极情感。

第二，和搬迁前相比，大部分农村留守水库移民搬迁后生活得更不幸福，对目前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较低，并有部分人认为目前过的是人生中最差的生活，搬迁前后比较，生活质量平均降低了3．26 级;虽然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但没有足够的信心让生活质量恢复甚至超过搬迁前;和三年前同一地点的调查结果相比，移民生活的信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处于比较迷茫和担忧的状态。

第三，外迁对农村留守水库移民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首先，农业生产不适应迫使土地流转，受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留守农村又没工作，亦无地种，收入满意度最低;其次，对移民安置点血吸虫病的恐惧或患病使得健康满意度很低;第三，与亲友的空间距离、与邻里的心理距离以及对迁入地的弱归属感使得社会关系满意度低;第四，因部分家人返迁造成的家分两地情形使得家庭生活满意度较低。

2.建议

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农村水库移民背井离乡、举家迁移到完全陌生的地方，遭遇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多重风险。移民的外迁行为是一种服从行为，迫于国家合法化权威和强制。生存和发展是否达到了某种完满是决定能否产生幸福心理体验的客观实质［6］。社会公正视野下，国家理应通过多方举措来恢复和改善外迁水库移民的生活质量，达到幸福这一人生终极目的，从而使外迁行为从移民主体的角度看也具有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

当前农村留守水库移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安置点经济社会发展不足，移民对收入很不满意。基于农民“万物本于土，有土斯有财”的“恋土情节”之农业安置策略在“搬得出”方面效果明显，但在“稳得住”和“能致富”方面有待制度创新。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农民更加看重土地的长期价值、收益和增值潜力。如果制度安排难以实现土地的功能替代，制度本身就需要做出调整［15］。根据国家开发性移民方针和后期项目扶持政策，结合中国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的时代背景，农村外迁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亦可探索农业现代化、产业化之路。外迁水库移民安置点多处于城郊，部分安置点已被划入城镇经济技术开发区，且大多形成了土地流转市场，具备了一定的“开发式就地城镇化”［16］条件。即可在政府主导下将外迁水库移民社区纳入当地城乡发展规划或者在企业主导下发展第二、三产业来开发移民安置点，并结合土地股份制改革，解决留守移民的就业和增收问题，创设合作机会促进移民和本地人的交流与融合。

首先，充分利用国家后期项目扶持的移民政策，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及时地、合理地做好移民社区发展项目规划，运用国家扶持资金促进移民社区经济发展，避免前些年因项目规划不合理、不及时所导致的项目扶持资金收回的再次发生。其次，在开发式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平等地吸纳本地居民和移民就业，创设本地居民和移民共同工作的合作局面，促进本地居民和移民的沟通与交流，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功能，引导移民积极地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最后，进驻社区的企业和居民委员会联合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促进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重塑移民的地域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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