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的文献价值
2015-04-02王晓晖
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的文献价值
王晓晖
(长江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重庆408100)
摘要：长江中上游地区有古代洪水题刻近400余段，枯水题刻400余段，这些题刻文献对古代洪水枯水情况进行了记载，有详有略，目前对相关内容的挖掘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这些题刻文献对于古代，尤其是唐宋以来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的研究，以及巴蜀地方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极具历史文献价值，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并与传世文献典籍相互结合进行认识，将有效地推动历史文化研究。
关键词：长江中上游；洪水题刻；枯水题刻；文献价值
作者简介：王晓晖，男，长江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长江师范学院白鹤梁石刻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K 877.4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5-04-1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南水北调湖北后靠移民可持续生计研究”(14Y015)。
对中国古代水事题刻的研究，尤其在北方地区“水利社会”的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而对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题刻研究较多倾向于水位、气候、灾害防治等自然科学领域。对古代历史时期长江流域洪水枯水的记录，尤其是洪水及其灾害，在历史典籍中并不缺乏，而存留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古代洪水枯水题刻，为我们保存了极其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一、洪水枯水题刻基本资料
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截至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洪水题刻，是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距今862年，而最早的枯水题刻时间要更早一些，至少可追溯到唐广德二年(764年)，距今1251年①。这些洪水枯水石刻文献资料，在国内外是罕见的。从其记录的内容来看，对历史上长江中上游洪水枯水情况的描述有详有略，其中，大部分内容涉及历史时期洪枯水的水位高程。一般来看，洪水题刻大多较为简单，往往在水位最高处刻写“某年某月某日水涨至此”，或具名，或不具名；枯水题刻往往文字较多，内容丰富。
如忠县忠州镇1153年洪水题刻记载：“绍兴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水此”；涪陵白鹤梁枯水题刻群，以在长江江心石梁——白鹤梁——上镌刻“石鱼”作为水标，来观测和记录长江枯水水位的高低。如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江水退，石鱼见，下去水四尺”，元祐元年(1086年)题刻记载：“江水至此鱼下五尺……”如此种种。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洪水题刻，数目不少，涉及四川省苍溪、南溪、屏山、江安、宜宾、阆中、泸州、合江、纳溪、邻水、广安；重庆市巴县、江北、南岸、北碚、合川、永川、潼南、綦江、江津、长寿、涪陵、武隆、丰都、彭水、忠县、石柱、万州、云阳、巫山、奉节，以及湖北秭归、宜昌、江陵等地。洪水题刻清代以前较少，绝大多数集中在清代，其中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咸丰十年(1860年)、同治九年(1870年)最多，仅同治九年洪水题刻就超过了100段。对洪水题刻的辑录与研究相对不多，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著《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1]；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三峡湖北段沿江石刻》(丙种2号)[2]对长江流域古代洪水题刻做了部分辑录，这些和传世文献中的记录，以及考古、调查中的辑录，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都有所体现，主要集中在探讨洪水的灾害性影响和政府的防灾、救灾思想方面。
枯水题刻主要集中在今重庆市，有涪陵区白鹤梁题刻约180段、江津区莲花石题刻约38段、巴南区迎春石题刻约10余段、渝中区灵石题刻约17段、江北区耗儿石题刻2段(后蜀、南宋)、丰都县龙床石题刻约72段、云阳县龙脊石题刻约170段，以及三峡湖北段等。与洪水题刻比较，枯水题刻内容较为丰富，因此研究相对较多，其中对重庆涪陵白鹤梁的研究颇为集中。宋代陈思《宝刻丛编》[3]，清代姚觐元《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4]，清代王应元《涪州碑记目》[5]，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6]，陈曦震、陈之涵《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7]，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8]，何风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9]，是记载题刻内容较为全面的主要著作。曾超《三峡国宝——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10]一书考校了题刻文献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据统计，相关的研究文章约有40余篇。
总体来看，对洪水题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历史时期洪水形成灾害及对社会生产的影响方面，对枯水题刻的研究较多集中在“白鹤梁题刻”及川江其他枯水题刻的本体研究上，侧重于题刻内容的表征、涉及人物的考察、官称的考校等方面，对这些题刻的文献价值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因此，有必要进行说明。
二、洪枯水题刻与政治史研究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洪水枯水题刻文献尽管内容有详有略，但是将其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变迁联系起来，可以对其进行较为深刻的探讨和分析。
1.官制名称及变化
白鹤梁题刻记载了自唐宋以来的大量官职名称，包含了不同的称呼，这对于我们研究唐宋以来各政权官制的构成、发展变化，尤其是地方官制的发展变化有重要的意义。
从相关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各种官称的记载，如宋代题刻中就有如下内容。文散官：银青光禄大夫、朝奉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郎、宣德郎、迪功郎、奉义郎、通仕郎、奉议郎、将仕郎等；武散官：左班殿直、修武郎等；检校官：检校太子宾客、检校工部尚书；中央机构官名有监察御史、武骑尉、柱国、上柱国、左都押衙、巡检、司徒，行尚书库部员外郎、尚书主客郎中、尚书屯田员外郎、尚书虞曹外郎、都官郎中、屯田外郎、驾部员外郎等；地方官员名称：峡路诸州水路计度转运使、转运使、观察使、团练使、刺史、知州、知军、知郡事、太守、郡守、殿直、郡从事、监征、督邮、州学教授、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县令、县宰、县尉、供奉、监税、掌狱、主簿、从事、户掾、理掾、民掾、宪掾、教授、兵马都监、兵马监押等等。
宋初沿唐制，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都是实官，赴各州任职。宋太祖、太宗收藩镇之权后，以文臣任京朝官知州、府事，以上诸使成为武臣遥领不赴任之迁转贵阶，或者为亲王、宗室所带之衔。文武散官阶，文臣本官阶、文臣寄禄官、武官阶等等，在题刻文献中都有反映。
宋代地方机构主要有府、州、军、监等，其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为知州，全称叫做知某州军州事，而在实际称呼中，又会使用宋以前的一些称呼，称为郡守、太守、侯、五马、刺史、牧、州将等别称，掌本州郡、民之政，白鹤梁题刻文献就反映出宋代涪州知州往往出现不同的称呼。
将录事参军称为“督邮”，是宋代一个特例，这在题刻中也有反映。白鹤梁题刻《王蕃诗并序》载：“司马机才孺为涪陵督邮，实摄郡事。”司马机，字才孺，政和二年以涪州录事参军身份，摄郡事。督邮，这里指州录事参军，位序在诸曹参军之上。其原为汉代郡守佐官，掌纠举违法及狱讼等事，其执掌与录事参军事近[11]。宋代遂有将州府录事参军称之为“督邮”。将知州称为“五马”，也在题刻当中反映出来。
2.宋代川籍官员本地任职
北宋在攻灭后蜀政权之后，将四川地区纳入宋朝版图，此后，北宋统一南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四川地区成为其重要的财源基地。北宋前期，由于宋侧重于从富庶的蜀地征敛财物，从而忽略了对蜀地士人的团结和民众的安抚，因此造成巴蜀地区社会的动荡不安。北宋中期以后，朝廷逐渐调整了治蜀方略，开始大量任用蜀人来治理蜀地，蜀地遂社会安定，人才辈出，蜀人也逐渐成为北宋朝廷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活跃于北宋政治舞台，尤其诏令蜀人可以在蜀地为官，也为宋代蜀地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自乾德三年(965年)宋平蜀，至咸平三年(1000年)，四川地区的各种武装斗争长达30余年，规模大、时间长，这种情况给北宋政府带来极大的震动，也造成人们对巴蜀地区的不良认识。在宋初四川地区大规模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就出现“川陕(峡)选官多惮行”[12]卷307，官员们心有余悸，惧怕到四川做官。
北宋初期四川人民的反宋斗争，对调整四川地主阶级和北宋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在客观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北宋政府认识到，要在四川地区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和团结四川的地方势力。宋太宗时期，因“上言者以为四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故下诏“州县，责任乡豪……得肃静寇盗，民庶安堵者，并以其豪补州县职以劝之”[13]。从而改变了宋代初期朝廷中排斥和歧视四川地区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意识联合和使用这些人，共同对四川人民进行统治。同样，朝廷用四川士人出任四川地区的地方官员，也是充分利用他们对四川地区历史、地理、文化、语言、习惯等方面的熟悉。作为四川地区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改变了不乐仕进的态度，积极地参加科考，进而入仕做官，这又促进了宋代四川地区文化的发展，也使宋代四川地区人才辈出。
在朝廷积极鼓励四川地区士大夫入仕的同时，还逐步解除了蜀人不能在蜀地为官的禁令，开始较多地依靠熟悉巴蜀本地情形的四川人来治理四川。天禧四年(1010年)规定，官吏中川峡有科名历任无赃罪经举荐者，三任内许一任去本贯三百里外守官。其年老致仕者，“亦听还乡”。天圣八年(1020年)，宋朝正式允许蜀人在本地做官。史载：“集显校理彭乘以亲在蜀，恳求便官，诏乘知普州。蜀人得乡郡，自彭始。”[14]卷109
从白鹤梁题刻的内容可以看到，北宋时期：普州安岳人姚涣，曾任涪州知州；昌州大足人郑顗，曾任涪州知州；眉州人程敦书，曾任涪、邛、普、雅诸州知州；阆中人朱永裔，曾任涪州知州；眉山人夏敏，曾任涪州知州；奉节人李袭，曾任涪州司理参军；成都人费琦，曾通判蜀州、绵州，而出任县一级官员的川籍仕人则更多。南宋时期，蜀人出任巴蜀一带地方官员的情况就更加普遍了。显然，宋王朝较多地利用熟悉当地风俗民情和语言习惯的四川人出任四川地区的官员，这一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爱家乡、知乡情、谙乡语，勤政安民，使宋朝在四川的统治更加巩固。
巴蜀士人在巴蜀地区为官，给北宋时期当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带来积极的影响。史书记载，“赋无横敛，刑无滥罚，政无暴，民无党”，政治统治较为清明。而百姓“力于农则岁丰，工于业则财羡。惟安和是恃，惟嬉游是图。甚者以至饥寒而竟逸乐。傥绳以赏罚而驱之于盗，不忍为也”，社会风气较好。“士兵之籍于郡者，大率柔而多畏，冗而不足用”，骄纵横行的士兵也很少见到。总之，呈现出“验于政则甚和，审于民则自安，度于兵则无状”[15]卷1的社会秩序稳定、局面安定祥和的态势。
3.洪枯水记载与政权更迭
近千年的洪水枯水题刻文献，充分地反映出长江流域历史时期的气候、环境变迁，由此进行的规律性探讨，似乎可以了解到自唐代以来中国气候的变化。而从气候变化又可以进一步分析民族迁徙、社会变迁等问题。1907年，美国历史地理学家亨廷顿在其《亚洲的脉动》一书中，就特别援引中国古代的历史史实，来论证在古代社会民族迁徙、社会动荡和气候波动之间的关联问题[16]。1972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发表了其具有代表意义的论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研究中，竺可桢先生充分利用我国古代典籍与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考古学的相关成果，辅之以自然科学中的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提出了其重要论断：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动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环，温度变动的幅度0.5-1℃。”“从气候变化与相关朝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来看，夏商西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在总体上属于温暖期，从北宋开始，南宋、西夏、金、元、明清的大部分时间则属于寒冷期。”[17]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北宋以来，长江流域出现大量的枯水题刻，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及社会风气有关，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民族关系的变动联系越来越密切，似乎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可以推理，汉族的农业生产往往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位于黄河流域以北的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牧业生产，会受到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更严重的影响。因此，整个北方地区游牧民族向东、向南的掠夺和进攻，并推动汉族向东向南的自然迁移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一种事态。此外，汉族和游牧民族出于稳定生产和生活的目的，二者之间的冲突也变得难以避免，自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辽、金、夏等在北方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持续争夺。虽然，有学者指出“朝代兴衰、更替的原因这一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不会轻而易举地被自然科学家们解决，还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特定时段的气候变化、环境背景、政治格局、经济形态、文化基础等高度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研究”[18]，但是除了传世史籍的记载，长江中上游地区两宋时期较为集中的枯水题刻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用其作为唐宋时期复杂民族关系和政权更迭的一个依据，也没有不妥。
三、洪枯水题刻与经济史研究
洪水枯水题刻是人们通过观水、记水，进而很好地用水的重要活动。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水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即使是在长江流域，旱情与江水低枯、洪灾与流水四溢，都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地方的政治、经济等。
涪陵白鹤梁题刻中，“石鱼出水兆丰年”的民间传说多有体现，其产生的具体年代已经无从稽考，但这句传说早已经在当地深入人心。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涪州刺史兼涪州团练使郑令珪就在白鹤梁上留题，将“石鱼出水”作为年岁丰收的征兆。在所有题刻中，明确将“石鱼出水”与年岁丰欠在文字上紧密联系的，经粗略统计约占全部题刻的近40%。“石鱼出水”就预示着丰年有望。而白鹤梁上所镌刻的石鱼，就来源于古代涪陵人民的具体劳动实践与积极探索，凝聚着古人水文观测的宝贵经验与智慧，所以石鱼报岁、预时、警示的功能十分强大。
一般来说，长江水位、流量、流速、水温等水情发生变化，必然会引发“石鱼出水”的情况，而这往往与涪陵及其周边地区的气温、降雨、植被、土壤含水量状况密切相关，进而影响周边地区的各种农业生产活动。参考洪枯水题刻的记载，可认识和指导江河溪流堤坝的建设、塘沱陂的开发，沿江河坡度舒缓地带农田的开发种植，沿江河地带城镇建设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在农事活动安排方面，参考题刻可以进行农作物的选择性种植，长江枯水现象的出现，大约以十年为期，这样，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当地居民就会考虑适当扩大或缩小耐旱或耐涝作物的种植面积，以此保证每年的丰收。同样，从上述竺可桢先生的研究也可见，气候的变化与土壤环境、植被覆盖、自然灾害频度和深度、农牧业生产等关系密切，所以气候的变化会形成对中国历史上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影响。
四、洪枯水题刻与社会史研究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与水的关系极为密切，兴水利、除水害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重要的活动。我国人民在对水的不懈治理、开发保护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水事活动是人与水打交道的行为过程，既包括用水、治水、管水等与生产密切关联的活动和观水、记水、乐水等社会实践行为，也包括人们对水的认识、思考等丰富的精神活动。洪水枯水题刻是人们通过观水、记水进而很好地用水的重要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积累了经验，汇聚了智慧，形成了具有一定特点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蕴含着对水事活动的理性思考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成巨大的精神财富。
洪水枯水题刻的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的活动，是人们对江河洪水枯水的理性思考的结晶，是对江河洪枯水频度等认识的长期历史积淀和现实活动，也是运用概念判断、演绎归纳、分析综合等思维方式，探求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活动，反映着一种社会意识。对洪水枯水题刻与社会意识、社会变迁的探讨，将进一步提高对唐宋社会史、文化史及三峡地区史的认识，而相关问题的探讨也会为今天提供有益的借鉴。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以分水、治水、管水、护水为主要表现的“水利社会”研究在“华北学派”和“华南学派”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以观水、记水来指导用水、进行洪水枯水题刻活动，进而与社会意识演变和社会变迁结合的研究还没有起步。
就目前的研究，对洪水枯水题刻的出现所蕴含的古人深刻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除了在“白鹤梁题刻”的研究中与涪陵地方文化的发展稍有结合外，很少能看到实质性的成果。将洪水枯水题刻与中国古代历史演变、文化发展、社会变迁结合起来，综合认识的成果还比较少，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研究视角比较单一，视域也很狭窄，对题刻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把握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以题刻与社会观念凸显为例，从题刻的形成可以看水文记录与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希求；了解古代对水文记录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性的认识等。
生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居民，每逢江水降落致使江心中的石梁或石鱼等象征物出现时，往往会将其视为丰年之兆。这种对水文与气候、农事关系的朴素观察和思考习俗，代代相传。晋义熙三年(407年)二月八日《灵石社日记》就记载：“年丰气和，物宁其极。”[3]到了唐代，灵石题刻上都有兆丰年的记载，而白鹤梁所记郑令珪题记亦以“见鱼为丰年之兆”，自宋代往后，几大枯水题刻中，大量的内容都反映出：每年正月前后，长江水位达到最低点，石鱼或现出水面，地方郡守属官、社会贤达等相约同游江上，乘兴吟咏、抒情赋诗，并且镌刻纪事，成为社会一时之风气。这种景象，充分反映出当地自官员到普通民众的所有人对这种活动的认识和重视，他们希望在那一年的正月石鱼出水，让他们的美好希求与自然变化达到同步，实现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样，长期持续不断地观水、记水活动，人们对水位的变化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白鹤梁石鱼的位置所标示的高程就是明证。而大量洪水题刻对于洪水水位的标示，成为人们进行城镇、道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活动中重要的规律性认识。
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题刻与社会群体认识的关系，从题刻内容分析与水相关人员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看题刻与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视角的特点；题刻与社会联系的体现，从题刻来分析国家、官府、民众与水文观测记录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认识唐宋时期官民之间的沟通联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极大地提高洪水枯水题刻的文献价值。
洪水题刻一般字数少，记载简单。枯水题刻往往内容较为丰富，且涉及人物较多，以白鹤梁为例，涉及不同地域的姓氏约50余个、百余人。其中不乏历史文化名人，如黄庭坚、朱昂、晁公武兄弟、姚觐元、施纪云等，这些人往往为社会所高度关注。因此，对这些人物及其家族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考察白鹤梁石刻文献所体现和反映的家族文化，而且通过对其历史时期社会影响力的挖掘，探究其在长江三峡地区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和贡献，具有重大意义。题刻文献还往往会反映出留题者的郡望，白鹤梁涉及大约150余个地名，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官员及其亲属、幕僚等等，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生活习惯等带到了当地，因此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合也在此表现出来。
对长江三峡地区唐宋时期为主的洪水枯水题刻进行搜集整理分类，可以看到题刻蕴含着深刻内涵，它凸显了观水、记水的社会观念；帮助我们认识古代农业社会中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联系；表现出社会不同等级在水文观测、水资源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彰显了水与古代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密切关系。因此，通过认识题刻记录，把握古代社会的民本意识、忧患意识、群体意识、等级意识、发展意识、和谐意识等等，是将题刻文献的内涵进行进一步挖掘的重要任务。
五、洪枯水题刻与文化史研究
洪枯水题刻彰显社会文化的变迁，表现为与水相关的社会文化，贯穿着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表现为水文观测能力的不断提高、题刻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等，增强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认识，从历史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洪水和枯水题刻的出现及其所反映的内容。
以白鹤梁题刻来看，其延续时间长达一千二百余年，历史价值、文化和艺术特色早已为全世界所瞩目。白鹤梁题刻在书法和雕刻方面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题刻内容多出自历代文人墨客之手，历代300多位文化名人的诗文题刻内容，或题诗、或作文，或纪事、或抒情，有题名、题记、题诗等形式。从书法的角度看，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诸体皆备，虞体、褚体、颜体、柳体、欧体、赵体、黄体各派并存。题刻除汉字外，还有蒙文。图像则包括石鱼图、白鹤时鸣图、佛神像、秤斗图等，有线雕、圆雕、浮雕、图章镑刻等多种镌刻手法。题刻刻工精湛，是我国书法和篆刻艺术中的珍贵资料。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近年来长江流域水库、大坝的修建，都参考了历史时期洪水枯水题刻的记录，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不再进行阐述。
六、结语
对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文献价值的把握、利用和相关研究的开展，难度较大。首先要进行资料搜集与分类整理，一方面，需要对现存的不少题刻实物资料进行实地考察，由于时代久远，有些题刻字迹模糊不清，需要我们进行长时间的辨识、释读。另一方面，三峡大坝蓄水，大量的实物资料永沉江底，因此传世文献的辑录将非常重要，尽管目前已能搜集到不少清代以前江河治理和水文题刻等资料，但还不全面，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整理，做到论从史出。其次，要进行文献分析与综合研究，对相关的石刻文献、古代典籍和今人著述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运用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涉及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弄清基本的史实，进而探寻其历史特征和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对题刻所反映各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综合性研究，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充分而全面的探讨。
总之，长江中上游地区古代洪水枯水题刻，数量多，内容丰富，内涵深刻。但目前的研究在以质量为标杆的纯学术研究方面还明显不足，对多学科视角的综合性研究方面也存在不足。因此，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分类介绍、特征总结，将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结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等对题刻文献的记载，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将推动三峡地区史、巴蜀历史文化、荆楚历史文化、唐宋历史、中国水利史等相关研究的进步。
注释：
①据《巴县志》金石篇记载：“晁公武丰年碑题记：昭德晁公武休沐日，率单父张存城，璧山冯时行，通泉李尚书、普慈冯樽，同观晋唐金石刻。唯唐张萱所称光武时(25-57年)题记不可复见矣。”可见，渝中区朝天门灵石，东汉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题刻，但无文字说明其对枯水的记载，其后晋义熙三年(407年)《灵石社日记》未见枯水之意，唐天宝十五载(756年)张萱灵石碑、乾元三年(760年)王昇灵石碑内容亦不得见，因此，只能以白鹤梁所记唐广德二年(764年)为最早。相关记载可参见：清·王尔鉴《巴县志》，早稻田大学藏本；宋·陈思《宝刻丛编》，《历代碑志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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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自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