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晖

摘要：加拿大华裔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到90年代发展壮大，直至今日，已经逐渐成熟，并且开始进入加拿大文学的主流，呈现出强大的穿越之势。这样的“穿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创作主题方面，作家们不断突破族裔与文化的界限，让作品具有普世的意义；二是在文学成就方面，作家们不断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突破了文学评判的族裔标准，步入了加拿大主流文学的经典殿堂。本文以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发展为线索，结合相关文本，分析近年来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加拿大华裔文学；族裔；文化身份

加拿大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起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倡导各个族裔发展自己的文化。这一时期，加拿大华裔文学逐渐兴起，进入并且改写了加拿大主流文学话语。最初，它只包括由出生在加拿大、具有华裔血统的作家用英文创作的关于早期移民及其后代在加拿大生存经历的文学作品，而现在，它已经发展到包括用英文、法文或中文三种语言创作，描写所有跨界、离散经历（diaspora）的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大大丰富了海外华裔文学及加拿大本土文学的表达空间。加拿大华裔作家大致分为两类，即土生作家和移民作家。土生作家出生或成长在加拿大，他们中多数为英文作家。其中，早期的土生作家（也称作第一代华裔英文作家）为20世纪30至50年代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二、三代或四代华裔，如崔维新（Wayson Choy，1939- ）、弗雷德·华（Fred Wah，1939- ）、李群英（Sky Lee，1952- ）、郑蔼龄（Denise Chong，1953- ）、余兆昌（Paul Yee，1956- ）、方曼俏（Judy Fong Bates，1956-）等；而50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如陈泽桓（Marty Chan，1965-）、黎喜年（Larrisa Lai，1967-）、刘绮芬（Evelyn Lau，1971- ）、胡功勤（Terry Woo，1971- ）、马德莲·邓（Madeleine Thien，1974- ）、林浩聪（Vincent Lam，1976-）等为新生代土生作家（也称作第二代华裔英文作家）。而移民作家（也称作新移民作家）多数是中文作家，也包括少数以中英或中法双语创作的作家，他们中大多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大陆、香港或台湾移居加拿大的，如赵廉（1950-）、李彦（1954-）、张翎（1957-）、郑南川（1960-）、应晨（1961-）、林婷婷（1961-）、孙博（1962-）、汪文勤（1963-）、曾晓文（1965-）等。

加拿大华裔作家不断打破话语垄断，用积极的文学创作与主流社会进行有效沟通。他们通过文学作品重构了华裔社区的历史，反映了华裔面临的身份危机以及杂糅的生活状态，表现了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同时也批判了加拿大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和主流文化中的霸权思想。尽管加拿大华裔文学以加拿大为特定的社会背景，然而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带有鲜明的跨文化色彩。并且，由于加拿大华裔作家的背景越来越多元化，他们的创作也不再单纯地追求“发出声音”。早期的华裔文学题材，如乡愁悲情、漂泊无奈、历史重建等，已经难以承载当代华裔的各种诉求，①因而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更加广阔，越来越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叙事策略和创作语言也更加趋于多元化。他们以书写华裔在海外奋斗的生活经历为根基，同时把关注点放在超越时空和地域概念的人类共性上。正如英文作家方曼俏所言 ：“……经由‘特殊，到达‘普通（through particular to universal）……”②随着族裔边界的逐渐消解，作家们不再执着于族裔身份的认同，作品中的人物和形象也呈现出跨越族裔、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倾向。③

一主题的嬗变

1979年，“亚裔加拿大作家工作坊”（Asian Canadian Writers Workshop）出版了一部英文作品集《不可剥夺的稻米：加拿大华裔及日裔文集》（Inalienable Rice： A Chinese and Japanese Canadian Anthology，1979）。该书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不仅让加拿大华裔及日裔英语文学脱颖而出，并且标志着加拿大华裔文学的诞生。“稻米”是亚洲人的日常所需、维持生命的粮食，它“不可剥夺”，表明了作者鲜明的民族身份及反对种族歧视的强烈呼声。继《不可剥夺的稻米：加拿大华裔及日裔文集》出版后，华裔作家再接再厉，于1991年出版了首部完全由华裔作家创作的英文文集 《多嘴的鸟：当代加拿大华裔文集》（Many-Mouthed Birds：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1991）。鸣叫是鸟的天性，只有发出声音，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文集的题目表现了华裔作家渴求打破沉默、抒发自己感受的强烈诉求，正如该书引言中的解释：

“多嘴的鸟”是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说不该说的话，说别人不爱听的话，说可能招来麻烦的话。我们之所以把这本集子中的作家称作“多嘴的鸟”，是因为他们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默。然而他们奉献给读者的是发自内心的歌唱。④

加拿大华裔文学在诞生之初，或作家尚处于创作的伊始阶段，作品中往往带有明显的族裔烙印，如李群英的《残月楼》（The Disappearing Moon Café，1990）、崔维新的《玉牡丹》（The Jade Peony，1995）、余兆昌的《鬼魂列车》（Ghost Train，1996）等；有的作品甚至完全以中国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李彦的《红浮萍》（Daughters in the Red Land，1995）、应晨的《再见，妈妈》（L'Ingratitud，1995）、赵廉的《虎女》（Tiger Girl，2001）等。由于早期的加拿大华裔文学承载着寻根、重构族裔历史、重塑华裔形象的任务，因此，族裔性是早期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具备的一个明显特征。而且，在过去，加拿大的文学领域存在着种族偏见，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难以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英文剧作家陈泽桓曾经谈起自己在文学道路上遭遇的族裔歧视：

我总是先被视作少数族裔，然后才被视作艺术家。社会里，评价少数族裔的作品，执行的是文化和艺术双重标准，而非少数族裔作家仅需担心其作品是否达到艺术标准。……我开始觉得，我的族裔归属，成了我脖子上的枷锁。……在加拿大，我们为什么要实行文学上的种族隔离。我是华裔加拿大人，但我不想限制自己，只创作亚裔人的故事。我的信念是，作家只要不煽动对他人的仇恨，就可以自由地畅所欲言。以前，我还希望，人们评判的依据是作家写的东西，而非作家是什么族裔。⑤

可见，族裔性曾经是作品评判的标准之一，加拿大华裔文学过去被视为少数族裔文学，因而没有引起主流社会足够的关注，甚至遭遇歧视。而现在，随着加拿大华裔文学逐渐进入文学的主流，族裔身份不再是人们判断文学作品的标准，文化背景的多元化也使得华裔文学作品显现出独特的内涵和更普世的意义。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在题材立意上逐渐摆脱了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窠臼，更多地把关注的重点放在超越种族、文化的人类共性上”⑥。淡化族裔背景成为不少华裔作家的共同实践。例如，法文作家应晨在创作初期，主要是描写关于中国的故事，她的处女作《水的记忆》（La Mémoire de l'eau，1992）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家庭几代人成长的故事。后来，她慢慢放开题材，故事不再囿于中国、魁北克或某个特定的地方，“舍弃一切地理定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⑦。她的小说《物种》（Espéces，2008）中的女主人公甚至没有名字，男主人公则用字母A代替。应晨表示自己刻意这样做，目的是想脱掉“中国移民”这一标签，让创作的题材更具普世意义。⑧

二文化的交融

加拿大华裔作家们在创作中逐渐淡化族裔背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华裔作家的出生及受教育背景呈现了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如新生代英文作家林浩聪就来自于一个越南华裔家庭，而另一个新生代英文作家马德莲·邓则来自于一个马来西亚华裔家庭。林浩聪在一次采访中指出：“我们这一代人，无论祖籍是奥地利、非洲、还是中国，都处于加拿大历史上的特殊时期，族裔障碍已经消失。”⑨他的处女作《放血和神奇治疗》（Bloodletting & Miraculous Cures，2005）获得了“吉勒文学奖”（Giller Prize）。该部小说的获奖不但扩大了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影响力，而且进一步证明族裔身份在主流社会的被认可和接纳。加拿大第二十六任华裔女总督伍冰枝（Adrienne Clarkson，1939-）是该届“吉勒奖”评委会的三位成员之一，而主持颁奖的是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1971-），他是倡导及推行加拿大多元文化国策的已故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之子。并且，林浩聪在创作道路中有幸得到了当代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8-）的点拨。⑩

在林浩聪的《放血和神奇治疗》中，主人公是位族裔背景不同的年轻医生。不仅主人公的族裔背景不同，而且里面讲述的华裔家庭故事发生的地点也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大陆、越南、香港和澳大利亚。与先前多数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不相同的是：族裔背景不再是小说关注的重点，作者试图通过医院这个“微型社会”反映一些鲜为人知的社会问题。

小说中，作者着意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在多伦多大学接受医学教育的陈跟着奶奶去中药店给爷爷买药治病，一路恭敬顺从，没有半点反叛和质疑。爷爷在病情危急时，不愿意接受西医治疗，而是每天喝一小瓶奶奶专门请中医调制的中药。正如“叶落归根”，生命的灵魂在最后召唤的是对故土的思念和对传统的回归。生命垂危的爷爷在服用中药后居然康复起来，可见中药对于中国人有着非同寻常的疗效，这是“神奇治疗”（miraculous cures）的典型病例。爷爷在跟孙子述说往事时，对年轻时的荒唐行为进行了忏悔，从而使内心平静，这也是他能够康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爷爷的传奇经历让陈明白了生命中的许多道理。祖孙之间的交流能达到平和状态，象征着中医与西医，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通和融合。小说中的两位华裔主人公接受的虽然是西方教育，但是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感；对长辈的教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叛逆，而是顺从他们的意愿和引导。由此可见，在当代加拿大倡导族裔平等的社会氛围中，新一代华裔不再为自己的族裔背景感到自卑。华裔后代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传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族裔历史，接受中西两种文化的存在。

双重文化身份既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笔财富。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可以从各种文化的精华中吸取营养。作者在创作中必须做出选择：让作品成为一座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还是一座隔离的围墙。在文化多元并存的今天，华裔既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又可从现代西方文明中汲取养分，由一个没有归属的“他者”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虽然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曾经指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双方永远不会交汇。”然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文化具有流动性的特征，正如英文作家黎喜年在成名作《千年狐》（When Fox is a Thousand，1995）中通过狐狸与中国女诗人鱼玄机之间的对话指出的：

东西方的融合和沟通是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一个越来越异质化、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都变成了“外来者”。正如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曾经说过：“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和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英文作家马德莲·邓也有相似的感受：“我在中国和马来西亚都有过历史，而现在在加拿大有一个家。作家应胸怀许多个家，我要抓住这些世界和家园。”

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盛行的社会中，随着不同族裔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加拿大华裔们昔日单一的、固定的和整体的文化身份已经发展成为杂糅的、动态的和多元化的文化身份。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曾经指出：“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在杂糅的文化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加拿大华裔作家尝试着表现一种跨族裔和文化的更为灵活的文化身份，从而打破自我中心、本族中心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颠覆东方/西方、自我/他者及主体/客体等人为划定的分界线，使文学内容和表现形式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

三经典的涌现

著名的加拿大华裔英文作家崔维新曾经坦言：“我们分享故事，我由衷地认为，好故事是人类的故事，没有任何界线或种族壁垒。”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它的语言、族裔和文化是什么形式，总会引起读者的共鸣。法文作家应晨在接受《今日世界文学》采访时也曾表示过相似的观点：“无论用什么语言，作家写的是同样的东西，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a universal mechanism）。重要的不是采用哪种语言，而是写作本身。典型事物（specific characteristics）存在于每一种语言当中。”应晨的成功足以证明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她的成名作《再见，妈妈》（L'Ingratitude，1995）获得了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提名、爱尔兰“读者奖”提名及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s Literary Award）提名等奖项，并且已有法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译本。虽然该书描写的是一个名叫燕子的中国女孩因为无法与母亲沟通，最终选择自杀的悲剧，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中国。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在过去还是现在，燕子的故事都普遍地存在着，无论哪个族裔的母女及家庭都应该反省这样的典型悲剧。应晨曾言：“……我虚化生活背景，想写出人的普遍性，我想说的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隔阂不是社会环境、人种等等造成的，而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本质区别造成的。”

虽然从发轫至今，加拿大华裔文学仅有不到40年历史，却已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家及经典文学作品。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伴随着几本重要的加拿大华裔文学集的出版，由个人创作的文学专著让人目不暇接：各种体裁，中、英、法不同语言，色彩纷呈。相比而言，英文文学在加拿大更具影响力。首先，因为英文是加拿大的两大官方语言之一，用它创作，作品就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把华裔的声音直接带到主流社会；再者，英文作家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很强的实力，他们中有不少曾获加拿大各种文学大奖。弗雷德·华的诗集《等待萨斯喀彻温》（Waiting for Saskatchewan，1985）和余兆昌的小说《鬼魂列车》（Ghost Train，1996）都曾获得“总督文学奖”；李群英的小说《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e，1990）、郑蔼龄的家族传记《妾的儿女》（The Concubine's Children，1994）及崔维新的传记《纸影：唐人街童年》（Paper Shadows： A Chinatown Childhood，1999）曾获该奖项的提名。1995年，崔维新的《玉牡丹》、李彦的《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1995）、黎喜年的《千岁狐》（When Fox is a Thousand Year Old，1995）同时进入“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奖”的提名榜，华裔作家占据了当年获奖者的一半。这些获奖作品先后被选入教材或列为一些大学文学系的参考书目。余兆昌、崔维新、李群英等华裔作家也被收录进了权威性的文学参考词典：《牛津加拿大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anadian Literature，1997）及《加拿大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in Canada，2002）。

新生代英文作家们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剧作家陈泽桓的成名作《妈，爸，我和白人女孩同居了》（Mom，Dad，Im Living With a White Girl，2001）曾经风靡加拿大及美国百老汇，他的儿童广播剧及小说也获得了各种奖项；刘绮芬的自传《逃跑：一个街头女孩的流浪日记》（Runaway：Diary of a Street Kid，1989）曾一夜成名，被加拿大广播电视台拍摄成了电视剧和电影；本文前面提到的林浩聪是首位夺得“吉勒文学奖”的华裔作家；玛德莲·邓的短篇小说集《简单食谱》（Simple Recipes，2001）获多项文学大奖，有评论家甚至把她和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相提并论。她的长篇小说《确然书》（Certainty，2006）获《环球邮报》最佳图书提名及加拿大“亚马逊长篇小说处女作奖”，并入选美国“桐山文学奖”的最后提名。

在法文文学方面，本文前面多次提到的应晨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秀法文作家。有评论家甚至将她的小说与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电影编导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的小说相比。除了上文提及的成名作《再见，妈妈》（L'Ingratitude，1995）以外，她的另一部小说《磐石一般》（Immobile，1998）也曾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提名。加拿大、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大学的文学系课程收录了应晨的部分作品。因为文学成就突出，她曾被应邀担任“总督文学奖”的评委（2001），并且被法国文化部授予骑士奖章（2002），成为继巴金之后少数几个获此殊荣的华裔作家之一。

中文作家主要包括新移民作家，他们的获奖作品也很多。葛逸凡、李彦、孙博、曾晓文、张翎、汪文勤等曾多次获得港台及大陆的华语文学奖。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作家也尝试用中英双语写作，例如赵廉和李彦。赵廉的《不再沉默：华裔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Beyond Silence：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1997）是加拿大华裔文坛中里程碑式的评论著作，它对加拿大华裔文学进入主流文学评论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的双语文学作品包括《枫溪情》（Maple and Stream，1999）及《切肤之痛》（More Than Skin Deep，2004）。李彦的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1995）曾获“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其中文版于2010年推出。她的另一本英文小说《雪白合》（Lily in the Snow，2010）由作者译写为《海底》（2013）。为了在不同族裔和文化之间进行更加直接、有效的沟通，并且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文学空间中拥有读者，用双语写作不失为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良策。

综上所述，具有典型意义的“好故事”在加拿大华裔文学中越来越多，它们不再拘泥于语言、时空、族裔和文化的限制，致力于对普遍人性的审视，并且有感而发。在很多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作者自己的影子，如崔维新的《玉牡丹》、李群英的《残月楼》、胡功勤的《香蕉仔》（Banana Boys，2000）等。在林浩聪的《放血和神奇治疗》中主人公陈其实就是作者的代言人，作者在了解到爷爷的经历及在工作中观察到社会现实问题之后，发现想写的东西很多，甚至不得不说：

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不说，如果我能控制住，不发一言，一切都会正常。如果我开口说，就会滔滔不绝。这让我眩晕，一种可能导致疯狂的混乱，或者是一种吃到肚子撑破、死去的饥饿感觉。如果我什么都不说，一切就会正常。

然而，实际上即使陈什么也不说，作者不把故事写出来，生活也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一切就会正常”。只有到故事最后，当陈的讲述结束，他听到远处教堂传来的钟声，内心才终于平静下来。这是因为他把自己想要说的，也就是作者想要抒发的已经全都表达了出来。正如医生给病人治疗时进行的“放血”（bloodletting）过程，作者在写作中把自己的思想实行了“放血”，一切便归于轻松、安宁，心中的痼疾不治而愈。

其实，写作对于作家而言就是一种“神奇治疗”（miraculous cures）。无论是早期对历史的重建，对主流话语的解构，还是到当代对文化身份的反思和杂糅生存状况的描述，加拿大华裔作家们已经打破了沉默的禁忌，抒发了自我的心声，对族裔的“创伤”进行了有效的“治疗”，表现出越来越自信和强大的力量。

结语

加拿大华裔文学已经成为加拿大文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加拿大的文学之林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它正朝着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向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更深入的人物内心及更完善的艺术形式发展。

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写作不再局限于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及争取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即单一的西方“统治”和东方“抵抗”的二元对立的书写范式，已经开始出现不同文化和族裔之间的对话及融入。创作主题的多样化反映了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的多元化语境和加拿大华裔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作为世界性的文学，加拿大华裔文学中的族裔背景已经被逐渐淡化，族裔和国别不再是判断文学门类的主要标准。

加拿大华裔文学已经开始穿越族裔和文化的屏障，不断涌现出世界性的文学作品，进入、改变、塑造了加拿大文学的主流。虽然族裔性不再是加拿大华裔文学作品的主要特征和评判标准，但是，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为加拿大华裔文学平添了不少魅力。有不少作品单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蕴含着中国元素：《玉牡丹》（Jade Peony，1995）、《千年狐》（When Fox is a Thousand，1995）、《紫禁凤凰》（The Forbidden Phoenix，2003）等；而作品中的中国意象也比比皆是：孙悟空、凤凰、狐狸、乌龟、牡丹……可见，中国元素依然是聚拢不同背景、不同信仰的加拿大华裔作家的坚韧纽带。在这样一个聚拢的背景下，作家们的创作主题逐步由单一转变到多元，作品也从边缘逐渐进入了主流。总之，加拿大华裔作家们已经走出祖辈的阴影，拆除了“沉默的高墙”（the great wall of silence），并且以中国元素为纽带，建构起了族裔、社群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的精神交流渠道，成为了“加拿大文学之树上的一根茁壮成长的新枝，改写着加拿大文学的版图”。期待加拿大华裔文学谱写出更辉煌的乐章，让好故事代代相传。

注释：

①⑥万沐：《开花结果在彼岸：〈北美时报〉记者对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采访》，《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年第2期。

②方曼俏：《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上的发言》，2013年9月21日。

③施建伟：《从边缘走向主流：海外华裔文学的现状和将来》，《华文文学》2003年第1期。

④Lee，Bennett & Wong-Chu，Jim eds. Many-Mouthed Birds：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 Vancouver/Toronto： Douglas & McIntyre，1991，Preface.（译文为笔者自译）

⑤[加] 陈泽桓：《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窘境》，赵庆庆译，《华文文学》2006年第4期。

⑦张寅德：《法语中国作家》，《中外文化与文论》2008年第16期。

⑧Chudobiak，Anne. Life as a Cat is Perfect： Unhappy Marriage Gets a Kafkaesque Spin.THE GAZETTE，Saturday，September 18，2010.

⑨潘守文、胡文征：《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华裔身份建构：评林浩聪的〈放血与神奇治愈〉》，《长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⑩Lam，Vincent. Bloodletting and Miraculous Cures （Reprinted）. Toronto： Harper Perennial，2009. P.S.，p.5；p.337.

Kipling，Rudyard. “Ballad of East and West”，The Works of Rudyard Kipling. Orwell，George ed.，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1994，p.17.

Lai，Larissa. When Fox is a Thousand （Second Edition）.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2004，p.110.

转引自[美]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1-332页。

万威：《论〈简单食谱〉的叙事艺术与性别意识》，《作家评论》2010年第12期。

[美]爱德华·萨义德：《萨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细腻笔触展加华人生活崔维新被赞最具讲故事天赋”，http：//www.chinanews.com/hr/ news/2010/06-18/2350428.shtml，中国新闻网，2010年06月18日 16：13。

Stillman，Dinah Assouline，Interview with Ying Chen. http：//goliath.ecnext.com/coms2/gi 0199 -10210568/ An- interview -with-Ying-Chen.html.（译文为笔者自译）

《应晨：与杜拉斯一样“薄”》，http：// 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2-09/13/content _5203801.htm. 中国网，2009-09-13。

[加] 吴华、徐学清：《地平线的拓展：以“多伦多小说家群”为例看加拿大新移民文学》，《世界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Lee，Sky. Disappearing Moon Café. Vancouver/Toronto/Berkeley： Douglas & McIntyre，1990，p.242.

[加] 马佳：《由离散到聚拢，从解扣到织锦：加拿大华裔作家英文创作的主题改变》，《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