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智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韩国青少年语言态度考察

金智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语言态度是人们对不同的语言、方言和其讲话者的态度，它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其影响着个人的语言生活以及社会的语言变化过程。青少年因他们的心理特征不断产生多样并崭新的语言形式，并且他们的语言态度可能与成人有所不同。韩国大邱的青少年无论男女都有较强的使用大邱话倾向，但是对与首尔话相关问题的回答模式却显示不同。基于分析结果预测大邱话变化如下：首先，大邱话有可能因首尔话而发生变化；其次，变化的启发点可能是女性；最后，虽然大邱话会发生变化，其路径可能不是向首尔话变化，而是维持与首尔话有区别的语言形式。

语言态度；大邱青少年；大邱话；语言变化方向

引入西方式的教育制度以后，住在城市的韩国青少年有大同小异的生活模式。虽然各级学校有所差异，通常上午7-9点上课、共有6-8节课、下午3-5点下课。下课以后，有人可能去补习班，有人可能在家或者学校补习。如有空闲，有时在家看电视或上网，有时参加爱好活动。一般，大邱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如下：身为学生一整天都与同乡朋友长期在学校生活，并且除了学校的老师或者补习班的讲师之外很少有与外地人直接交流的机会，因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讲大邱话。然而，他们在上学校的语文课时会受到标准语教育，因为他们使用的教科书都是按标准语规定编辑的。而且，广播播音员和嘉宾大部分讲标准语，网站管理人员的告示或者帖子在原则上也一定遵守标准语规定。换言之，大邱青少年虽然属于“大邱话”的语言共同体，并且形成比较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但却不是处于跟首尔话或者标准语完全隔离的状态。他们一般可以通过像电视广播或网络等的间接方式接触首尔话或者标准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积极地使用。本文以居于大邱的男女青少年为对象，对大邱话和首尔话的态度进行调查并分析；基于分析结果预测大邱青少年的语言态度如何影响到大邱话的发展方向。

一、语言态度和青少年心理

人们通常对某种对象具有一定的态度，如果其对象是语言，我们称之为“语言态度”。特鲁吉尔（2003）称，语言态度意味着人们对不同的语言、方言和其讲话者的态度；这些态度不但在对讲话者的主观态度中得到了显示，而且在对变体的属性的主观评价中得到了表现。这种语言态度不是天生所备的，而是在语言接触或者语言习得及使用的过程之中形成的。语言态度在个人层面影响到个人的语言生活，在语言共同体的层面影响到语言的变化、衰落及灭亡的过程。这些语言态度受到性别、年龄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一般以“烙印（Stigmatization）”或“威信（Prestige）”的形态来表现。据拉波夫和特鲁吉尔的研究成果，男性就有倾向对“隐威信（Covert Prestige）”［1］，女性则有倾向对“显威信（Overt Prestige）”。换言之，男性有倾向为了确认自己认同感而使用非标准的语言形式，而女性则有倾向因身份上升的欲求而使用标准的语言形式［2］。

钱伯斯（Chambers，1995）指出，由于青少年时期在心理方面希望与成人区分，并且有较强的趋向要团体内部成员步调一致，所以青少年一般不断产生多样并崭新的语言形式［3］。由此可知，青少年对语言或者方言的态度可能与成人的语言态度有所不同。然而，青少年期是确立自我身份的时期，因而成人时期的语言生活可能受到此时所形成的语言态度的影响，如将它扩到语言共同体的层面，某个社会的青少年层的语言态度可能影响到其语言的发展方向。

二、调查过程

（一）调查对象

本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对位于大邱的K初中的男女班级各一个，进行调查。调查结束以后，用“判断抽样”从被调查人员之中筛选生于大邱广域市或者邻近城市的人。最后，以29名男学生和36名女学生作为分析的对象。

（二）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直接提问式的问卷调查法。

（三）调查（问卷）内容

本文的目的是探索大邱地区的青少年对不同的方言有何等的态度，因而问卷的内容也首先按个别方言分成四大项，具体是“对大邱话的态度、对首尔话的态度、对大邱话变化的想法、语言使用”。每个大项又包含3至5道题。其中“对大邱话的态度”项中以讲大邱话的人及情况为准来提问，具体包括4个问题。“对首尔话的态度”项中以讲首尔话的人及情况为准来提问，具体包括5个问题。

在第一和第二项中，所有问题的答案选项是“肯定的”“中立的”“否定的”。而在有些研究中，像“朝气蓬勃的、奸邪的”类似的直接表达感情的词汇使用于对语言态度有关的提问中［4］［5］。然而，本人认为这些描述感情的词汇因其所能概括的范围狭窄而可能在被调查人员回答过程中遇到困难。因此，虽然上述的3个词汇所概括的范围比较宽泛，但是本文为了提高调查的效率，采用这3个词汇来做为答案选项。“对大邱话变化的想法”项中采取按“如何看待大邱话的变化”分支的方式，具体有个问题。“语言使用”项中以按居住地区讲大邱话或首尔话的与否及其理由为准来组成提问，具体包括5个问题。

三、调查结果

（一）对大邱话的态度

第一项是探索大邱青少年对大邱话的态度，共有四道题：1.对大邱话的总体想法；2.如何看待大邱人在首尔讲大邱话；3.如何看待外地人在大邱讲大邱话；4.如何看待外地人在大邱讲大邱话。调查统计见表1。

第1题“对大邱话的总体想法”：男学生回答“中立的”的比率稍微高于回答“肯定的”的比率，而女学生回答“肯定的”的比率超过回答“中立的”或“否定的”的比率。而回答“否定的”的比率在两个小组中都极低。

表1　大邱青少年对大邱话的态度

第2题“如何看待大邱人在首尔讲大邱话”：男学生中回答“中立的”的人最多，而女学生中回答“肯定的”的人最多。回答“否定的”的人在两个小组中都最少。

第3题“如何看待外地人在大邱讲大邱话”：男学生比较“中立地”回答，而女学生却相当“肯定地”回答。对此回答“否定的”的比率，男女学生都最低。

第4题“如何看待外地人在大邱讲大邱话”：男女学生大部分都回答“肯定地”，回答“中立的”的比率较低，回答“否定的”的人几乎不存在。

对大邱话的态度项中，男学生回答“中立的”的比率在3个问题中最高。这样的结果包括两个可能性：第一，他们习惯上讲大邱话，因而没有特别的想法；第二，男学生对自己的方言具有“价值中立”的态度。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中，男学生回答“肯定的”的比率仅次于回答“中立的”的比率，并且回答“否定的”的比率最低。在第四个问题中，男学生回答“肯定的”的比率最高。这种结果显示，虽然青少年期的“步调一致”和大邱人的“认同感”影响到男学生偏向“隐威信”的语言态度，但是男性对语言不敏感，因而男学生可能不知不觉地回答“中立的”。然而，在第三个问题中，回答“中立的”的比率上升。这种结果显示，由于对外地人的排他性和对大邱话的“步调一致”心理相冲，所以男学生可能“价值中立”地回答。

与此不同，女学生在第一项中的所有提问中回答“肯定的”的比率最高，就是说显示偏好“隐威信”的趋向。这是与女性偏好“显威信”相背离的结果，显示年龄因素比性别因素对大邱地区的女性青少年更有影响力。

（二）对首尔话的态度

第二项是探索大邱青少年对首尔话的态度，共有5道题①本文的问卷基本上不区分“首尔话”和“标准语”，而统一为“首尔话”，是因为“首尔话”和“标准语”的境界在大邱人的意识中比较模糊，即“标准语”往往也被认为“首尔话”。然而，广播语言不是“首尔话”，而是“标准语”，因而在与广播相关的问题中使用“标准语”。：1.对大邱话的总体想法；2.如何看待大邱人在首尔讲首尔话；3.如何看待大邱人在本地讲首尔话；4.如何看待外地人在大邱讲首尔话；5.如何看待大邱出身的人士或者明星在广播中讲标准语。统计结果见表2。

第1题“对大邱话的总体想法”：大部分的男女学生都回答“中立的”。回答“肯定的”或“否定的”的比率，男女都不太高。

表2　大邱青少年对首尔话的态度

第2题“如何看待大邱人在首尔讲首尔话”：男学生比较“中立”地回答，而女学生回答“肯定的”和“中立的”的比率相同。对此回答“否定的”的比率，男女都最低。

第3题“如何看待大邱人在本地讲首尔话”：多数的男学生回答“否定的”，回答“肯定的”的比率相当低。女学生中，回答“中立的”的人数最多，回答“肯定的”或“否定”的人数较少。

第4题“如何看待外地人在大邱讲首尔话”：多数的男女学生都对外地人在大邱讲首尔话回答“中立的”。男学生对此“肯定”的反应低于“否定”的反应，但女学生却与男学生相反。

第5题“如何看待大邱出身的人士或者明星在广播中讲标准语”：男学生回答“中立的”的比率最高，而女学生回答“肯定的”的比率最高。对此回答“否定的”的比率在男女学生中都最低。

总之，男学生对首尔话大多“中立”地回答。与对大邱话的态度不同，对首尔话“中立”的回答很可能是“价值中立”的态度。其理由是，大邱青少年对首尔话否定的认识是由大邱人的“认同感”和青少年的“步调一致”心理而形成的，但是长期受到标准语教育和接触标准语优势的广播媒体或许削弱对首尔话否定的认识。引人注目的是，与大邱话相关的提问相比回答“否定的”的比率在总体上最高，即表示偏向于“否定”的“中立”态度和在第3题回答“否定的”的比率很高。这样的结果显示，他们对属于首尔话优势的集团的大邱人或者外地人表示容忍讲首尔话的态度，却对本地的大邱人引进首尔话表示比较强烈的反感。这或许是强调“步调一致”的青少年特有心理状态和通过非标准语言强化集团之内的纽带关系的男性特有语言生活所结合的结果。

女学生对首尔话表示比男学生更偏向于“肯定”的“中立”态度，这可能是强调“步调一致”的青少年特有心理状态和偏好标准的语言形式的女性特有语言生活折中的结果。在“对大邱人在本地讲首尔话的想法”的提问中，回答“否定的”的比率略有上升，这意味着青少年特有的心理状态或者“大邱人”的认同感在相当程度上起着作用。与男学生不同，女学生对“大邱出生的人事或明星在广播媒体讲标准语”表示相当肯定的态度，这意味着在像广播的标准语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更明显地显示女性偏爱标准形式的特点［6］。

（三）对大邱话变化的想法

第三项是探索大邱话变化的想法，共有3道题。

第1题“大邱话是否靠拢首尔话”：男学生回答“否”的比率排在第一，依次为“不知”“是”。与此相比，女学生回答“是”的比率排在首位，依次为“否”“不知”。见表3。

表3　大邱话是否靠拢首尔话

第2题“大邱话变化的原因如何”：男女都认为“广播媒体”影响力最大。除了媒体的影响之外，男学生选择“标准语教育”和“与外地人交流增加”，女学生却回答“标准语教育”影响到大邱话的变化。见表4。

表4　大邱话变化的原因如何

第3题“大邱话不变化的原因如何”：不少的男女学生都回答“与外地人没有沟通障碍”。在两个小组，回答“大邱人的保守性”和“其他”的人都不多。见表5。

表5　大邱话不变化的原因如何

对大邱话的变化，女学生比男学生更认为“大邱话正在变化”，这种结果反映女性对语言变化敏感的特点。选择“变化”的男女都回答“广播媒体”的影响力最大，这意味着以口语为主的“广播语言”比以书面语为主的“标准语教育”更影响到大邱青少年的语言。引人注目的是，不管性别是什么，选择“与外地人交流增加”的比率极低，其原因可能是被调查人员因学生的身份而与外地人直接交流不多。回答“不变化”的男女都认为“与外地人没有沟通障碍”是大邱话不变化的原因，就是说大邱的青少年至少在语言变化的方面对“沟通”的功能因素更敏感。

（四）语言使用

第四项是探索大邱青少年对语言使用的想法，共有3道题。

第1题“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方言”：对此提问，所有学生回答“大邱话”，因而于此不论。

第2题“是否愿意在大邱学习并讲首尔话”：男学生回答“中立的”和“否定的”的人数等同，女学生回答“否定的”的人数稍微多于“中立的”。男女学生回答“肯定的”的人数都最少。见表6。

表6　是否愿意在大邱学习并讲首尔话

第3题“在迁居到首尔时所讲的方言”：男女回答“大邱话”的比率都超过“首尔话”。见表7。

表7　在迁居到首尔时所讲的方言

第4题“讲大邱话的理由如何”：男女都最多选择“存在用首尔话不可表达的东西”，“其他”排在第二。在“其他”回答中引人注目的是“从来习惯地讲大邱话”。见表8。

表8　讲大邱话的理由如何

第5题“讲首尔话的理由如何”：多数的男学生选择“为了更好地沟通”和“经济原因”，而女学生最多选择“不愿意被冷落”。见表9。

表9　讲首尔话的理由如何

在问卷中提示可以选择大邱话或首尔话的两种情况，即在大邱和在首尔。在两种情况，男女都选择“大邱话”的比率高于“首尔话”。这种结果可能存在三个原因：第一，因“大邱人”的自我意识而认为坚守大邱话；第二，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感情并与他人沟通的时候感觉不到使用首尔话的必要性；第三，没有理由改变在习惯上讲的大邱话。但是，在选择首尔话的场合，男女的回答显示不同的局面，这事实反映出为了解决问题讲话的男人和为了互相有同感讲话的女人之间的差异［7］。

结语

本文以大邱大区的男女青少年为对象调查了他们对大邱话和首尔话具有何等态度。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大邱的青少年无论性别如何都有较强的使用大邱话倾向，甚至女学生比男学生对大邱话更有肯定的态度。这种结果意味着，年龄因素比性别因素更影响到青少年时期的语言态度。换言之，青少年特有的“步调一致”心理发挥影响力，因而他们对“Covert Prestige”敏感。但是，男学生对“大邱人在本地讲首尔话”表示更否定的反应，而男女对“在首尔要讲什么方言”显示不同的回答模式。由此可见，青少年的语言态度不能完全摆脱性别因素的影响。

基于分析结果预测大邱话的变化方向，由于有些学生对“是否有意向在大邱习得并讲首尔话”表示肯定的态度，所以不可排斥大邱话因首尔话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女学生对“大邱人在本地将讲首尔话”回答“否定的”的比率与男学生相比更低。由此可见，女性比男性对有权威性的外地方言所引起的变化表示更宽容的态度。假如大邱话发生变化，启发点可能是女性。鉴于对“是否有在大邱习得并讲首尔话的意向”和“在迁居到首尔时要讲的方言”的回答模式，大邱人不管性别如何都对习得首尔话的意志不强。并且，鉴于“大邱话不变化的原因”的回答模式，大邱人用大邱话与外地人交往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沟通的障碍。由此可知，虽然大邱话发生变化，其路径可能不是向首尔话变化，而是维持与首尔话有区别的语言形式。

［1］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80，157-165.

［2］Labov，William。拉波夫语言学自选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142-143.

［3］Rice，F.Philip et al.青少年心理学［M］.Jeong，Yeong-suk et al.，译.Seoul（Korea）：Sigma Press，2009：244-245.

［4］Baeg，Gyung-won.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n Language Contact（Ma.D）［D］.Seoul（Korea）：首尔大学校，1997：12-15.

［5］Jang，Seung-du.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n the Phonological Phenomena of the Dialects in Ulsan Industrial Area（Ph.D）［D］. Gyeongbuk（Korea）：大邱大学校，2005：177-178.

［6］Min，Hyun-sik.A Study of Women's Language in the Korean Language［J］.亚细亚女性研究.Seoul（Korea）：淑明女子大学校亚细亚女性问题研究所，2005（34）：11-15.

［7］Chae，Gyu-man.性行动心理学［M］.Seoul（Korea）：Hakjisa，2006：181-183.

【责任编辑李菁】

H215

A

1674-5450（2015）01-0095-04

2014-11-20

金智荣，女，韩国首尔人，中国人民大学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